中国化的佛教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通过朝鲜传入日本。546年，百济派遣使臣向日本送去释迦牟尼铜像和佛经。至587年，佛教在日本得到广泛地传播。624年，日本开始设置“僧正”领导佛教寺院，“僧正”下设“僧都”和“律师”等僧职。701年颁布的《大宝令》中还有专门的“僧尼令”，以约束僧尼安分守己，并由八省之一的治部省玄蕃寮主管佛教事务。720年，日本效法唐朝度牒制度，只有政府颁给度牒才是合法的僧尼。从此，宗教被置于皇权的严格控制之下。
汉文书籍大量输入朝鲜的同时，日本也通过来华僧人大量引进中国汉文经典，其内容包括儒、释、道经典、史地、文学等等，数量巨大。983年，日本僧人法济大师晋谒宋太宗时，获赠《开宝敕版大藏经》一部和宋代新译经286卷。1073年，日本入宋僧人成寻奏请宋神宗请赐983年以后宋朝译出的新经获准，带回显圣寺印经院的印本新印经278卷和《莲花心轮回文偈颂》、《秘藏诠》、《胎藏教》、《天竺字源》、《天圣广德录》等113卷册。1169年，日本僧人明庵荣西带走天台宗新章疏60余卷。1211年，日本国师不可弃俊芿从宋朝带回儒藏典籍、杂书、碑文共计2013卷。1244年，其弟子闻阳湛海又带回佛教经论数千卷。日本京都东福寺开山鼻祖圆尔辨圆于1241年从宋朝回国时，带回的典籍也达数千卷，包括《诗》、《书》、《易》、《礼》、道家经典、史地、语法、书法等。此外，日本民间商人还积极从事书籍贸易，将大量珍贵典籍购回日本。
日本的史学也深受中国的影响。日本史学的代表作是长达397卷的日本最大史书《大日本史》。该书完全摹仿中国的正史。用日本学者加藤繁的话说：“纪传、志表、纪事本末等正史体制，既成于中国，江户时代史家不过承袭而已。”《大日本史》的体制及目次排列与《史记》、《汉书》等基本相同。书中的正统观念、君臣名分观念以及尊王贱霸等思想都深受《春秋》、《通鉴纲目》的影响。
总之，日本积极采用中国的律令典制文化进行内政改革，从文字到国家体制，从思想观念到宗教信仰，都与中国基本相同。随着对文献资料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中国古代文化东传朝日两国的更多事实不断得到证实。新罗和日本两国通过对中国文化成果的积极吸收，密切了三国间的相互关系，使东亚地区在79世纪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汉字文化圈。而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又为后来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充分的历史基础和人文条件。
三 古代中国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
在东南亚各国中，越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在越南北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形制非常相似。越南清化出土的青铜器与中国战国、秦汉时期的遗物也非常相似。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越南”被称为“越裳氏”或“越裳国”，以后又称为“交趾”或“交州”。《韩诗外传》记载，周成王时，越裳来聘，“重译而至”。两千多年来越南与中国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中国文化大量传入越南，即使在十九世纪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后，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也未曾中断。中国文化对越南有着普通而深刻的影响，即使在今天，越南社会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从文字、思想到风俗民情，都无不刻有深深的中国文化痕迹。在民俗上，越南同中国一样，也过阴历年，张灯结彩、放爆竹、贴春联、演古戏等。中国文字在越南长期通行，直到20世纪初，越南才使用拉丁化的“国语”。越南的典章制度几乎完全模仿中国，甚至在中国已经废止的制度，有的在越南仍然存在。中国文化对越南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家思想。越南跟中国一样开科取士，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儒学思想在越南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方面，影响都非常突出，如越史中有陈太宗以儒家道德教训皇子的记载。黎宪宗景统二年(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颁发诏书，博引儒家经典，强调以德治国、正风俗的重要。另外，自秦汉至清末，越南和中国的许多学者来往于两国之间，也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越南的传播。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柬埔寨称“真腊”、“占腊”或“扶南”。三国时期，孙权曾派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到南海诸国宣化。他们为了探询通往大秦(古代罗马)的通商航路，在扶南留居多年，并著有《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志》。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丝绸和布传入了柬埔寨。正是由于朱应等人的到来和中国丝绸、布的传入，使古代柬埔寨人改变了裸体的习惯，推动了古代柬埔寨的文明与进步。至明代，中国与柬埔寨的政治、文化往来更加密切。据《明史·外国传》载，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扶南国曾七次遣使来华，明廷也四次回访。当时中国还为柬埔寨的和平做出过不懈努力，真腊来华使者“因其国数被占城侵扰，久留不去。帝遣中宫送之还，并敕占城王罢兵修好”。明代曾赐柬埔寨大统历及彩帛，对其古代历法有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的古代，泰国被称为“暹罗”。宋元时期，泰国地区各国频繁派员使华，其地的素可泰王朝和罗斛国立国后就与元朝确立了朝贡关系，并积极开展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明代，中泰两国交往十分频繁。明洪武五年(1372)，暹罗入贡，明廷赐“大统历及彩帛”。洪武二十三年又赐彩帛、锦绣、瓷器。以后双方多次通好，每次都有大量礼品相互赠还。永乐年间，明成祖不仅下令为躲避风浪的暹罗船只免费提供一切方便，而且当其国王遣使来华感谢时，明成祖又赐《列女传》百册，并应其使者的要求，同意将度、量、衡传入泰国。在泰国，有“三宝庙”，据说是笃信佛教的泰国人把佛家的所谓“三宝”与三保太监下西洋的“三保”联系在一起，于是把“三宝寺”认作是祀奉郑和的庙宇，而且香火尤盛。
马来西亚是中国较早与之海上交通的国家。这里不仅是通往印度洋及西方的海上捷径，而且也是古代来往于中、印两大佛国的海上交通的枢纽和佛教南传的中心，因而成为古代中国传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要冲。明永乐、宣德年间，郑和率船队曾五次到达马六甲(古称“满刺加”)。据史书记载，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在马六甲宴请郑和的当地国王、王妃、友好使团人员等达540余人，郑和回赠的各种丝绸礼品竟达1300多匹。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用蚕丝织绸即是从中国学来的。至今在马来语和印尼语中还可见到大量有关丝绸的汉字借语，如“Jose”(缫丝、丝绸、绸缎)、“Kimka”(锦缎)、“Kuntuan”(贡缎)、“Lokcuan”(罗缎)等。铜锣和铜鼓在马来人的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舞蹈、祭祖、葬仪等都离不开这种神圣乐器。据史家考证，马来人自制铜锣和铜鼓仅有200年历史，其来源乃与中国的古铜器有关，它是由中国经中南半岛而传至马来半岛的。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文化还传播到了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斯里兰卡、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十二生肖、用灯花占卜等习俗，至今仍在缅甸流传。今日菲律宾的食物和用具有许多名称仍和厦门话的发音一样。现在印尼语中还可见到大量有关丝绸的汉语借音。文莱土人中有称为杜生人者，所穿的衣服、所戴的金属装饰品都与中国相似。他们栽种稻谷的方法也完全是中国的方法。新加坡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几乎与中国无异。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频繁，导致了大量的华人流动。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大量华人，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社会繁荣和城市建设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中国文化的生命载体，他们对保持、发展、传播中国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东南亚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化在对周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她也在不断地影响着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事实上，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影响，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德克·卜德曾这样说到：“中国对西方世界作出了许多贡献，这些贡献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这两千年间，中国给予西方的东西超过了她从西方所得到的东西。”中国文化西传的结果，甚至“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了我们整个现代文明的基础”。
（第二节） 外国文化在中国
当中国古代文化日益繁荣并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时，外国文化也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入中华大地。中国在不断向外输出自己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在不停地吸取着外国文化的营养。
一 物质文化
从汉代开始，外国输入中国的物品开始增多。首先是植物新品种的输入。汉代时，由中亚、西亚输入中国的有葡萄、苜蓿、石榴、红兰花、酒林藤、胡麻、胡豆、胡瓜、胡蒜、胡葱、橄榄等。从东亚和东南亚输入的有甘蔗、香料和药材等。其次是各种珍禽异兽的输入。主要有狮子、犀牛、孔雀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亚康居、大宛的名马对中国马种的改良起了促进作用。其三是珍奇物品的输入。据《汉书》记载，主要有大秦的珊瑚、海西布、水银、琥珀等，中亚的玛瑙、车渠等物，南亚和东南亚的瑁、重陆、水珠贝等。其四是生产技术的输入。琉璃在汉代就已输入中国，但制造术的掌握则是在北魏时期。“世祖时，其国(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二 自然科学
(一)医学
早在隋唐时期，中国医学就吸收了不少印度和阿拉伯的医学成就。据《隋书》记载，当时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医药学著作即有《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卷、《香山仙人药方》10卷、《西录波罗仙人方》3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卷等。唐朝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所著的《千金药方》中就包含了不少印度医药成分。中国名僧义净在他所著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曾专门介绍印度传统医学的“八分医方”。他说：“言八医者：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子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阿拉伯人的医学成就也对中国唐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本草》、《海药本草》、《酉阳杂俎》等书就记载了许多来自阿拉伯的药材，如供药用的绿盐(醋酸钢化石)、钒石、胡黄连、缩砂蜜等。元朝更加注意吸收阿拉伯医学成就。元朝设有专门管理阿拉伯的药物和诊治事宜的机构——“广惠司”，并在大都和上都专门设置回回药物院。元朝的秘书监还藏有阿拉伯名医的巨著《医典》，并据此原本编译成中文药典《回回药方》。
(二)天文
据有关资料记载，隋唐时期已有不少印度天文书籍传入中国，并被译成汉文，如《婆罗门天文经》21卷、《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30卷、《婆罗门天文》1卷、《摩登伽经说星图》1卷等。在唐代，还有不少印度天文学家在中国的“司天台”工作。印度人翟昙悉达不仅为唐朝译过印度著名历书“九执历”，并且编了一部《开元占经》。到成吉思汗时，中国的天文学者与阿拉伯天文学者进行了频繁的学术交流，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天文学成果。忽必烈还设立回回司天台，由穆斯林色目人主持天文观测并编制回历，供伊斯兰教徒使用。至今在巴黎还藏有一份由撒马尔罕的阿本·阿合马编制的献给中国蒙古统治者的太阴历。
(三)数学
阿拉伯人的数学成就对元朝也产生了影响。元朝的回回司天台广泛使用阿拉伯数字。在元朝的秘书监收藏的若干数学典籍中，不乏阿拉伯人编著的数学著作，如属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阿拉伯译本《忽必烈的四臂算法段数十五部》，这是欧几里德几何学最早传入中国的记载。
三 宗教
在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中，佛教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大多数学者认为，佛教是在后汉时经过中亚传入中国的。至魏晋南北朝时，佛教才得到发展，并开始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外来宗教，当它与华夏大地的传统文化结合后，就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仅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史学和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的不少著名作品中，都能找到许多佛典的譬喻手法。
继佛教传入中国后，到唐代又有一些外来宗教传入中国。袄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波斯教，在北魏中期传入中国，隋、唐之时最为兴盛。景教作为基督教的一支，唐朝贞观时期传到中国。摩尼教为波斯人创立，在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争议，但不少学者认为是唐代传入的。据有的史料记载，在唐朝有上万阿拉伯人侨居中国。
四 艺术
犍陀罗艺术随佛教在汉代传人中国。犍陀罗艺术是古代印度犍陀罗地方创造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希腊化的佛教艺术。犍陀罗在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现在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敦煌石窟中都还保存有不少犍陀罗艺术风格的石雕和泥塑作品。
在汉代，西方的杂技和魔术传入中国。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雍由调“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西方音乐也在汉代传入中国，到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随音乐传入中国的还有琵琶等乐器。事实上，在汉代，外国舞蹈也传入中国，且这一时期的舞蹈是与杂技联系在一起的。据研究，唐代“骠乐”实际上是汉代传人中国的古代缅甸音乐。唐代的舞蹈无论轻舞还是建舞都与当时从西亚、中亚传入的舞蹈有密切联系。另外，在唐代已有了西方传来的马戏。据《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曾养育舞马百匹，“使塞外人教习，其曲谓之倾杯乐，奋首鼓层，纵横应节”。
（第三节） “西学东渐”及其影响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对包括正在衰落的中华帝国在内的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疯狂的劫掠。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就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进入中国的。同时，不少有识之士为了寻求民族和国家的出路，开始自觉地从资本主义文化中吸取营养。“西学东渐”引起了东西文化的交汇和冲突。在这种交汇与冲突中，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进步性，纷纷著书立说介绍和研究西方先进文化成果，以求变求新，近代中国社会掀起了学习西方文化的热潮。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些变化也对邻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