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说的难度
刘醒龙
我们对小说以及其他艺术的需要，完全是出于一个人灵魂的驱使，与饥寒饱暖无关。文字从发明出来以后，就是人在有限的生存时空里所享受的最美妙的东西。从来就没有人能够占有它，即便是有人在对文字的使用上超出他人许多，到头来受用这些文字更多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文字是人在世界里实现物质与精神的沟通，跨越种种不平衡而从心理上维持平衡的最伟大的发现。而小说是人对文字使用的登峰造极。
历经沧桑不褪色的小说不是没道理地凭空而来。这种道理是人生命中的绝对隐秘。就像我们对着大海无亲无故就开始景仰它欣赏它的壮丽磅礴和深奥，可大海真的就这么一说就清，我们在潜意识里就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吗？难道就没有因为人是从海里进化而来，所以人的基因里至今还保留着对大海的亲和吗？在所有艺术形式里，小说最受偏爱，除了它最容易让人感动，难道就没有人在选择小说时首先是因为它包容了最多的欲望、最大的期望和最失败的情爱悲欢吗？难道就没有小说可以向人提供一种虚拟的参与、虚构的发泄、虚妄的激情吗？
所以，小说是一个时代的奇迹。小说是黑暗中的一种光明，是平庸中的一种浪漫，是无奈中的一种反抗，是残酷中的一种温馨，是糊涂中的一种警醒；或者是与此完全相悖，是光明中的一种黑暗，是浪漫中的一种平庸，是反抗中的一种无奈，是温馨中的一种残酷，是警醒中的一种糊涂。小说决然不同的取向，决定了它是无法约束的。在它身上有颇多的上帝意味，在理论上，上帝永远只有一个，进入到每个人心中的上帝却个个迥然不同。小说也是这样，写作者与小说的每一次遭遇所产生的结局都是不可以重复的，因此我们见到的每一部小说都有让人惊讶的地方。一旦新的写作开始了，从前的一切经验便即刻成了乌烟化去，只有那些空阔无边的想象在发挥着作用。而当一部小说渐入佳境时，那些先前决没有意料到的语言与情节让写作者不免一边自我怀疑一边自我赞叹。没有人要求写作者的写作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要求写作者的写作。一部小说的诞生是一个人生命升腾灵魂出窍的结果。我们常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一种召唤，随后心就被什么拿走放进油锅里煎熬，这时候除了写作我们无法自救。结果自然可以预料：还有什么能比在拯救自我中所表现出的忘我，更让人回味无穷，更让人百读不厌？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界就在热衷于制造一些虚假的繁荣，其特征无外乎，以诱惑代替真理，以广告代替权威，以重复一千遍的谎言代替一字千钧的承诺。人们的审美判断看上去仿佛“多元”了，其实是“把玩”。就像当年只要钱包不是瘪的，谁都敢去海南倒卖汽车和房地产；只要会写汉字，说得清楚汉语，便敢厚颜地将那些不成体统的篇什妄称为文学。好的文学，其中倾注的必定是一种深沉之爱，以及那些因为小康了隐隐而来的忧郁和痛楚。好的文学，会是书写者的灵魂形态，能够用来散布宽厚，宣扬达观，标记灵性；是书写者重新回到普通人位置，与物欲横流的越来越猖獗所进行的个人阻断。
一次具有文学意义上的书写，必然是某些经验元素积累到临界点后的一次酣畅淋漓的重组，幻变而成的新生。这样的经验，只靠肉体积淀是不行的，得有通过灵魂的升华。即便是鲁迅那样的大师，也不能成为后来者的个人经验。他的小说经验只是相对文学史而言，对于后来的个人写作，最能发挥功效的反而是使其成为写作的诸如近亲回避机制。当下业界与媒体甚至更愿意在一个六岁的孩子的文字面前蜂拥而上，更愿意炒作一部只用六天时间就写作完的所谓著作。用六年写一部小说很可能是蠢材，六天的写作绝对可以吹捧成为天才。文学界没有经历过“虚假的繁荣”，还没有产生这方面的免疫机能，这些也得靠经验积累。这其实也是小说的难度。
2.刘醒龙印象
朱小如
湖北作家刘醒龙似乎无论春夏秋冬都一直留着短短的小平头，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印象，初次见面是在《上海文学》主办召开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研讨会上。那时他的小说《分享艰难》几乎成了整个研讨会的关键词。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尽管他也坦言“分享艰难”不是他的原小说名字，而是周介人给他改的，功劳还是应该记在周介人身上。但是刘醒龙这个作家就此被定位在主旋律作家之列。一位前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要求各级干部都要看根据刘醒龙的小说《凤凰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并要求一定要解决好乡村民办教师问题。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也的确请他来写过主旋律剧本，然而似乎又没有搞成，不知怎么回事。那几年，他一下子完成了四五个长篇小说，其中上海文艺出版社还给他的《弥天》召开了研讨会。因而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当然谈话的内容主要还是小说创作，从他的话语里偶尔会流露出对自己被定位在主旋律作家上有所顾忌。他似乎更愿意人家说他是个现实主义作家。
在我的眼中醒龙是个很有个性但又不是那种过分张扬的人，有一个小细节特别能看出他的为人处世。20世纪80年代初文坛时兴现代派小说，他在早期执着书写的一组系列小说，原本自己命题为“大别山之迷”，写得也颇有现代派风格，然而，几乎所有发表这些小说的杂志编辑，都以为是刘醒龙的笔误，问也不问就将题目改成了“大别山之谜”，于是此“谜”决非彼“迷”，少了现代派的许多意味，杂志出来之后刘醒龙傻了，但毕竟木已成舟，刘醒龙只能默认而已。以至至今很少有人知道刘醒龙的小说创作起步实际上和现代派文学有着紧密的关联。
刘醒龙的小说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在海外也很有影响，美国的一位女作家翻译了他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把他看作是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前几年还特意来中国，并到刘醒龙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湖北英山，实地考察大别山一带的风土人情。为此醒龙还特意邀请了我一起参加，见到了刘醒龙的父母及家人。可能是因为刘醒龙的父亲也是县里的乡镇干部，他家的小院挺漂亮。种着的石榴树高高地悬挂着果实，还有伺弄得十分整齐的花草。醒龙在老家当过工人。英年早逝的作家姜天民在县文化馆工作时，是他的兄长和朋友。姜天民因小说获全国奖而被调走后，醒龙就被调到文化馆搞创作，就连所住的宿舍，也是姜天民先前住过的。以后，他也被上调到了黄冈和武汉。大别山一带在我看来倒也没有多少人杰地灵的环境，相反和其他山区一样，凭借那样的人文气息，刘醒龙的平步青云显然要有着超常的毅力和信心。刘醒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做任何事，包括文学创作，也包括打扑克、打麻将，总有那么一股不服气和不服输的劲头，甚至是不求输赢，只要一时的酣畅。
他新出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一百万字，囊括了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文化的厚度和复杂人性的深度，前后花费了六年时间。在我看来其动力也是出于那么一股不服气和不服输的劲头，因为当时在《弥天》的研讨会上，有评论家发言认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到《白鹿原》已是不可超越的，谁再写也没有太大意义。所以我想刘醒龙的那口气一直憋着，直到《圣天门口》写完才放松了。
凡见过刘醒龙“风华正茂”的模样，很难料到刘醒龙也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尤其是他讲话的语速快捷有力更显得精神抖擞。唯独他的语速放得舒缓甜美之时，那一定是在和家里的小女儿说话。我曾经建议他再写就写一本专门给女儿读的书，不要像《圣天门口》那么长，那么厚重。醒龙后来还真的这样写了，这本关于写给天下所有做女儿的人看的书正在定稿，很快就要出版了。
3.刘醒龙的“圣”
王久辛
作家刘醒龙给我的感觉：既有一点脱俗的优雅，又有一点入俗的高贵，言语之间还透出几分不容置疑的尊严，这复合了几种感觉的感觉该怎样来概括呢？想想他并不伟岸，甚至还有点矮小的样子，以及他那股子精气神儿，我就不能不想到这个字——“圣”。对，醒龙自己也说：“一个‘圣’字，解开我心中郁积八百年的情结。”难怪，他的扛鼎之作便叫《圣天门口》。
刘醒龙自己说：“我的灵魂与血肉是团风给的，而思想与智慧是在英山丰富的。”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寨村是他的祖籍，此村并不比方圆周边的其他村子多什么，却是醒龙的出生地；而大别山腹地的英山县石头嘴镇，则是其父被任命为石镇区区长之时，随父而来之地。由于父亲工作多变，他四岁半就上了小学，而后又转了六七次学，上了两次一年级和六年级。漂泊与动荡的生活，给了少年醒龙以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或许是他“圣”的缘由。后来他中学毕业，再后来应征准备入伍当兵，却因指标已满，不得不到县阀门厂——当了一名“大集体”的工人。据我所知，在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里，还分个集体所有制工人和国家所有制工人。而刘醒龙这个“工人”比人家国家所有制工厂的工人，还低一个档次。这个最底层的小工人还有什么可“圣”的呢？
一晃，十年过去了。醒龙从工人到车间副主任，再到厂办主任，在官本位的大环境里，可谓顺风顺水，在全厂也算个人物了。然而他却不满足于平静的生活，非要写小说。1983年因小说崭露头角，被借调到县文化馆，那是他极其向往的地方，然而却怎么也调不进去。“通往天堂的路，早就有人把守。”普希金的这句诗，形象地概括了他当时的处境。后来，不知求了多少人，说了几车话，终于感动了分管人事和文化的两位副县长，竟然在他申请调动的报告上盖了“英山县人民政府”的大印，人事局长这才悻悻地松手。之后不久，《青年文学》相继发表了刘醒龙的中篇小说《村支书》和后来改编为同名电影的中篇小说《凤凰琴》——我正是这时才知道刘醒龙的名字，至于他后来寒窗苦作，艰难腾挪，上调地区群艺馆、武汉市文联，直至声名鹊起，被推选为省作协副主席等，则正可见出醒龙死搏硬拼、励精图治的神轨圣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