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职业作家中，她是最像作家的一个。没有宣言，没有旗帜，没有花絮。在长长的岁月中，她总是有作品，总是有新的好的东西。对她，你可以期待。你可能比她辉煌，但没她古朴。她就是那样，死心眼地在傻做，你能奈何她吗？
请原谅我提到性别。在中国的女性作家中，她是最像女性的一个。她不总把性别挂在嘴角，靠的是女性才有的知觉感觉。这样说，还是有问题，如同我在文章开始时说的，真正的人很难表达。我补充说，她是一层层做起来的：是她自己，是女人，是人。她把每一层都做得扎实，还不曾歪曲自己。用比较俗套的说法，她像走向河口的河，饱经世故，渐渐开阔、舒缓、宠辱不惊。
现在已是凌晨三点。晚安，安忆。晚安，大家。
4.感觉安忆
陆星儿
时而，我会隐隐地意识到一种使命：有一天，我总得写一写安忆，毕竟深深浅浅地交往十多年，又在一个城市生活，在一个单位工作。但是，一想到写安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会感到一丝奇怪的沉重，仿佛这自觉的使命，推卸不了，却也完成不好。但有一点我明白，这“奇怪的沉重”来自安忆的心。安忆的心有多敏感？安忆的心有多细致？安忆的心有多深的思考、多大的包容、多痛的记忆？还有，安忆的心有多么明了的直觉、多少鲜为人知的掩藏？
安忆的心，使安忆的小说变化无穷。
所以，写安忆，是个困难的差使，因为无法概括，就像读她的小说，你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明意思。我想，读安忆，也只能感觉。
开始整理对安忆的“感觉”。
我相信，安忆不会给任何人完整的感觉，不是她不愿意给。最记得，她丈夫李章曾透露说，有一夜，他为安忆看小说清样《叔叔的故事》，读着读着，他微微地惊异，这个正甜甜地睡在他身边，像长不大的小女孩总爱使点小性子的她，竟有这样深刻的思考，字里行间凝聚着如此厚重的历史感？他喜欢摄影，常常给安忆拍照，但在这样一个夜深人静的瞬间，我想象，他像打开了调不准焦距的相机，她在他的视线里是模糊的。
真的，极少碰到像安忆这样的朋友，让你不断“惊异”，和她交往，无论站在远处，近处，她都耐人琢磨。最初和安忆接触，感觉中，那个聪慧、文雅、纤细，与人与世有点格格不入的安忆和安忆的小说，《雨，沙沙沙》、《小院琐记》还比较吻合。渐渐地，她的小说多起来，一部接一部，而且，小说的题材和风格一部不同一部，好像在变戏法，让人目不暇接，我暗暗诧异：“安忆的生活积累到底有多大蕴量？”翻翻她的经历，似乎没有传奇，也没有遭遇灭顶的大灾大难，见她去农村转两天，写出《小鲍庄》；在白茅林劳改农场采访三天，写了《米尼》。“王安忆还有什么可写的？”不少人也都在揣度。安忆干脆哪儿也不去了，潜心地写，写《岗上的世纪》，写《三恋》，写《乌托邦记》，写《叔叔的故事》，写《姊妹们》，写《我爱比尔》，而穿插着中短篇小说的写作，她还写大部头的长篇：《69届初中生》、《逝水流年》、《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等，简直像一口不断喷涌的井，显示着澎湃的创造力。可是，电话里听安忆的声音，依然是小女孩一样的细柔，见到安忆，她依然那样娴静、恬淡、谨慎。涉及敏感的话题，她依然羞涩、回避，而通话或见面，她关心的还是一些朋友的近况，她交谈比较多的，还是日常的、家务的琐事，似乎也很平实。但安忆的“平实”，像一只有“馅儿”的馍馍，明明有饱满的“馅儿”，却没做成打褶的、一眼能辨别的包子。她心里的“馅儿”，究竟是甜是咸是酸是辣？安忆大概只在写作的时候，才会从“馍馍”光滑的表面渗透出“馅儿”的滋味，或甜或咸或酸或辣，你还是吃不准这“馍馍”的心里到底包裹着怎样的一种“馅儿”？所以，读她的文章，读她的小说，总有一种隐隐的、期待的心情：对安忆是否又有新发现？
这种“不断发现安忆”的心情，有这样几次，印象较深，一次是1989年。80年代末，我写了一系列女人的故事，编成一部小说集，名为《天生是个女人》，请安忆写序。那是最茫然的一段日子，我的这些故事，大都反映了中国女性在开始变革的社会生活中逐渐苏醒，并蒙眬地希望“换一种活法”的故事。小说集所容纳的故事虽林林总总，可我对我小说里这些女主角的认识也只是茫然、蒙眬。安忆的序，在分析了我的故事和人物后，一语道破地指出：“看来，这些‘新女性’，无论换多少种活法，结果都是在一个固定的樊篱之中，这个樊篱就是男人。接下来的问题是，她们能不能冲出这个樊篱，或者说，这个樊篱是不是她们想冲出去就可冲得出的。这是一个人类的命题，也是一个人性的困境，这困境是在人性的深处，可说是核心的地位。陆星儿走过许多路，终于到了这一个困境，我希望她不要因为害怕困难而回头，或者绕道而行。”安忆提出女性的这些问题，是“人性的困境”，她把问题一下点到最要害的“穴位”，说到了骨子里，并诚恳又深刻地向我指出继续前进一步的困难所在。在80年代末，受“思想解放运动”浪潮的冲击，刚得到启蒙的我，是写不出“人性的困境”的，这对于我确实是个难题。然而，读到安忆的《三恋》，看她演绎爱情故事，赤裸裸地面对着“人性的困境”，人物和故事都惊心动魄。我从安忆给我写的那篇序里，发现了她的《三恋》为什么在当时会引起震动的原因。
还有一次“发现”，好像是1992年，我正准备写长篇小说《精神科医生》。我到精神病防治中心体验生活，但小说的构想只是以精神病医院为载体，着重想刻画的还是老三届这代人进入9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精神状态、生存处境。人物在我心里酝酿着，时近时远，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可我不知道人物不能确定的原因。有一天，去安忆家玩，她问我手头在写什么东西，我讲了正活动在构想中却仍然恍恍惚惚的“精神科医生”，安忆好像不假思索地接话：这个人物有点意思，英雄末路嘛。“英雄末路”这四个字赫然突立，如同有灵感闪烁而过，我心里顿时亮堂，那个始终恍惚的人物，仿佛从隐约的背景后面明明白白、确确实实地站到我眼前。我差一点叫出声，我立刻意识到，我可以动笔了，我有把握驾驭人物了，因为，安忆简扼的话说出了人物的“核”，视线对准了本质，一切便了然。而且，“英雄末路”也是对一大批“老三届”面对新时代的概括，写90年这一代人的心态、处境，“英雄末路”的评定，再准确不过了。写完《精神科医生》，我写了一篇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文章，题目就是：《英雄末路》。这点金之语，我却“得来全不费工夫”。所以，我很重视和安忆闲聊，她常常会夹杂着闲话，出其不意地说出一些想法和看法，一句两句，或犀利，或透彻，或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