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太晒，忘了帽子，我为她备了一个可以叠起来的浅蓝色棉布帽子，不好看也活该了。等她开始闹痛的时候，我也带了半个药房给她治病：胃酸药、阿司匹林、耳朵塞子，应有尽有(我唯一不带的药就是安眠药。她一般不会忘了这个，而且我不鼓励她吃。假如一头大象吃了她的安眠药剂量，只有个小背包，我估计它也可能睡五天不醒)。不过还是有些东西我根本想不到，到时也很难补救，譬如女人的袜子、鞋子、内衣、化妆品等。我们第二天只好去买，买了以后她又会小声地、犹豫地问我：“这可不可以放在你的大箱子里？”
有一次我问她：“假如没有我，你怎样过得去呢？”她答：“过不去！所以我就跟你结了婚！”
有一次我见到一位著名大学法律系的系主任，问他和那么多有才华的教授来往，是否会觉得有点烦恼。他就跟我说了一个很有用的管理原则：“在我脑子里，我把系里的教授们分成两派：80%是属于‘正常派’，不怎么费劲儿的；20%是属于‘高保养派’，那就是系主任的工作重点。”我跟歌苓说了这话时，她马上回答：“恐怕我属于高保养派！”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虽然归高保养派，可我最起码也是高效益派的！”她说的倒是实情，她的文学产量、质量都很高。
在上面我把我们的一些冲突描写得较详细，可是描写也含不少幽默。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幽默对我们的重要性仅次于氧气、饮水和食物。歌苓的作品不乏幽默，有时幽默得辛辣，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出来。歌苓也非常欣赏别人的幽默，也很容易使她哈哈大笑。有时我只说一个她熟悉的笑话的最后一句，我参加了Boy Scouts(童子军)。美国的条件比中国的要好些，她就大笑起来。如果我连续说三四个笑话的结尾，她会笑得站不住。偶尔我也会说一个愚蠢的笑话，她会边笑边说：“这个好傻！”我答：“傻是傻，你还是笑了，那它就算好笑话！”说完这一句，她又大笑。歌苓会犹豫地问我：“我的包已经塞满了，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大箱子里？”到了目的地以后，戏剧的第二幕就开始了。
总之，和严歌苓生活在一起，什么都会发生，除了乏味以外。
5.关于严歌苓的闲言碎语
何镇邦
第一次同严歌苓见面，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个欢庆庆典上，时令是夏天，地点是位于北京北郊的远望楼宾馆。那时的严歌苓还很年轻，在文坛上也因“女兵三部曲”之一的《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出版而崭露头角。在我印象中的严歌苓，与其说是一位才华四溢处处想引起人们注目的青年女作家，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位还有几分羞涩的女兵。据介绍，她刚离开部队的文工团不久，在那里，她是一位不错的舞蹈演员，善于用形体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因此在那次聚会上，她的话不多，成年人领导劝我们多带某些东西为了以防万一。这个组织的传统口号也强调了这一点：“Be prepared(做好准备)！”有时，却颇为专注地听别人说话。记得最后还有一张合影，但我始终没有找到，不知放哪里去了。这次见面很偶然，也很短暂，但在我和严歌苓的记忆里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就一本本地读她的“女兵三部曲”，除了《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还有《绿血》《雌性的草地》，书中那种独特的女兵的叙述语调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开了眼界，知道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还有这么一种新的写法。从此，严歌苓的创作进入了我的视野。
再次见到严歌苓是几年后的1989年的春天。那时，我已到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并于1988年下半年同北京师大研究生们共同举办了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这个研究生班的预备班是1988年秋天开学的，严歌苓在一位老作家的鼎力推荐下进入这个研究生班，成了我的学生，从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有时也可以随便开开玩笑。从侧面了解到，她刚从澳大利亚回来不久，在那儿埋葬了她的第一次婚姻。她仍然在一个部队的创作室工作，每天走到另一个兵站，走读，每天要从北京的西郊赶到位于北京东郊的鲁迅文学院上课，穿过整个北京，是比较辛苦的。然而，她是个很有韧劲的女性，看似娇小，却很能坚持，大半年的课上下来了，没有缺过课，这一点颇让我感到惊讶。但是到了1989年底，她却向我提出要中断研究生班的学业，到美国去，去开辟新的生活道路。对此，我只能以惜别的心情对她的打算表示支持，为她办好退学手续和到美国后报考新学校需要的各种必要的学历证明。到美国后的一年中，歌苓有时还来信介绍她考“托福”和报考大学的情况，当然还有打工、写作情况。可以想象，娇弱的她，只身赴美留学，苦头是不会少吃的。她在信中说，为了生存，东西要极少。又忘了带牙刷了吗？没问题，我总是带两把，一把是专门为她忘带牙刷时备用的。我跟她解释，白天必须出去打工；到了晚上回到住处，喝上一杯咖啡提提神又要为写作准备功课。每天要坐十几个小时，连坐骨神经都出了毛病。我真赞叹她的毅力和韧性。皇天不负苦心人，她终于同时考上三所大学，最后选定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小说写作系攻读英文小说写作。她是这个学院小说写作系百年历史上的第一个外国人。其五年的学习生涯无疑是艰苦的，也是收获颇丰的。此后的几年中，我同歌苓之间失去了联系，但关于她的消息，尤其是获奖的喜讯还是不断地传到我的耳中。例如，她的短篇小说《少女小渔》获1991年《中央日报》短篇小说首奖，她的长篇小说《扶桑》获1995年《联合报》长篇小说奖，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人寰》获1997年《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等等，仅在台湾，她就连续拿下了九项文学奖，其他奖项还很多，难怪人们说她是位“得奖专业户”，是海外华人作家中获奖最多的作家。更令人高兴的是，她已涉足电影编剧，她同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取得了成功，我的习惯也来自我的童年。她加入部队时，她自己改编的电影《少女小渔》拿下了“亚太国际影展”最佳影片奖等数项奖项……严歌苓终于在海外华文文坛上冲杀出来了，这怎能不叫我这个曾经是她的老师的朋友感到由衷的高兴呢！
同歌苓分别十几年后，再次见面是在2000年6月于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一次文学活动中。那一次，我与哈尔滨的小说家阿成是作为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的客人应邀访加的，我们同严歌苓同为加华作协的客人出席该会与温哥华华人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华人文学——海外与中国”研讨会。会期只有一天，严歌苓又是头天晚上由旧金山来到温哥华的，几乎整夜未眠，显得憔悴。但她依然参加整天的活动，并在会间同我做短促的交谈，然后又匆匆地分开。好在我结束在温哥华的活动后，准备应邀赴美访问一个多月，到时将有旧金山之行，可以到严歌苓府上拜访她，从容地聊一聊十几年来的情况。
我在温哥华的访问活动结束后，于2000年7月1日由温哥华到洛杉矶，在洛城做停留，于7月5日由洛杉矶到旧金山。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曾在一起工作过后来定居美国的一对夫妇到机场来接我。
在洛杉矶时曾同严歌苓通过电话，她说7月6日一早就要去参加加州作协的一个活动，有几天不在家，因此要求我7月5日下飞机后先去她位于湾区Alamela小镇上的家，包要打得快，吃饭后再回到三藩市我那两位朋友的家住下。在旧金山机场我向两位接我的老朋友说明这一情况后，他们慨然允诺先送我去严歌苓家做客，可是在旧金山住了十多年的他们对湾区的路并不熟悉，七问八问到达Alamela时，已近傍晚，从机场到这个湾区小镇，居然花去了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旧金山的湾区果然很美！位于湾区边缘的小镇Alamela也果然很美！严歌苓的家是一座崭新的两层楼的连体别墅，屋里布置得颇为雅致而温馨，且很简洁朴素，在客厅落座后，她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她的先生。他叫劳伦斯·沃克，意大利裔的美国人，曾在美国驻我国沈阳总领馆当过外交官，由于读了严歌苓的小说后崇拜严歌苓，并于严歌苓到达美国的第二年，也是严歌苓最困难的时候，毅然放弃外交官生涯同歌苓结了婚。严歌苓给她的丈夫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王老乐”，劳伦斯·沃克先生欣然接受。“啊哟，我忘带睡衣了！”那时我就把我的全棉T恤给她当睡衣。由于沃克通晓中文，我们交流起来很方便，落座不久，东西太多。她说她十二岁加入解放军时，即交谈得很融洽。在匆匆参观了他们的家，照了几张纪念性的相片和做一些介绍性的交谈后，严歌苓同她的丈夫准备宴请我这位来自远方的客人。他们已在三藩市的闹市区一家湘菜馆定了位，吃湘菜倒很合我那位朋友的胃口，因为他是湖南人。但我是不敢吃辣的人，于是就改在紧靠Alamela的奥克兰市的一家上海餐馆设晚宴招待我。这里果然是一家很地道的上海餐馆，老板是一位中年上海人，颇为热情和精明。我们点了腌海鲜，墨鱼大烤等十几样上海菜，便边吃边聊起来。歌苓向我介绍这些年来在美国的生活和写作情况，也谈及她今后写作上的打算。她已经远离祖国，过去的生活积存也写得差不多了，打算以到美国的新老移民的生活为主要素材，开辟新移民文学的新篇章，从一百多年前到美国西部淘金、修铁路的老华工起写到20世纪末乘国门大开之际出国谋生的新移民。我很赞同她这个写作计划，并预祝她取得成功。当然，她写作生涯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同陈冲继续合作，从事影视的编剧，并打算打进好莱坞，成为他们的特约编剧。最近见面问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共同生活的另一种戏剧就是我们一块儿去旅行的时候。她有时批评我带的箱子太大，她说进展颇顺利，已同好莱坞签约，成为他们的特约编剧，用英文为他们撰写了电影剧本。这在严歌苓的创作生涯中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篇章。在奥克兰这家上海餐馆里的晚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尽管我两位湖南朋友后来叫唤吃不饱，我却是吃得很饱，过得很愉快。
从2000年7月在旧金山湾区的一见至今，两个年头过去了。这两年来，歌苓由于种种原因经常回国，也准备在北京置业居住，但由于彼此都忙，无缘晤面。这次为了编“名家侧影”中关于她的一辑文字，才见到她，她风采依然，但还是弱不禁风，保持着那种外柔内刚的秉性。这次见面，我们彼此都发现，除了回忆在鲁院那段生活叙叙师生友谊外，我们在写作与批评方面也有不少话题可谈，我们将有更多可以合作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