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松
摘要：嘉陵江流域是古人类迁徙的通道，是江、河文明的纽带，是南北丝路的桥梁，其文化内涵极为丰厚。本文从起源、流变、内容、性质等方面入手，勾勒了该流域文化的基本特征，并尝试定义“嘉陵江文化”。
关键词：嘉陵江，文化，内容，性质，定义
嘉陵江古称西汉水、濮水、阆水、渝水等，源于秦岭南麓，经陕、甘、川，由重庆汇入长江，全长1119公里。流域面积16万平方公里，居长江各支流之首。嘉陵江虽隶长江，但又与黄河流域有着广泛的联络，以故孕育于斯的人类文明，似不能简单地与长江文明画上等号。然此文化源头上的混杂，却为学者们提供了可资探究的广阔空间。
一、嘉陵江文化之孕育
嘉陵江流域地处亚热带，年均气温16℃～19℃，年降水量1000毫米。远古此地气候温暖，极利农耕文明的发育。流域东北郧县人、郧西人，西面资阳人，南面铜梁文化，东面大溪文化等旧石器时代遗址及合川八万年前人类遗迹的发现，也从考古层面证实了此一观点。进入新石器时代，嘉陵江流域农耕、渔猎文明颇为成熟。仅1979年对中游河段的一次调查，就发现了兰家坝、涌泉坝、报本寺、明家嘴、缁佛寺等诸多新石器时代遗存。其出土文物表明：流域已具备了“农耕文明为主，渔业、狩猎为辅”的文化特征。
与我国多数江河东西流向不同，嘉陵江的流向更近南北，恰能网络中国的两条大河——长江与黄河，并与滋生其间的古文明中心发生联系。事实上，嘉陵江东源与黄河流域间，也确有交汇之点。这使得该流域文化在发育伊始，就有了多源的特点。嘉陵江上游是中原与蜀、秦与蜀的通道；中游是巴与蜀的交接地；下游则是巴与楚、蜀与楚的交通要冲，其文化交汇的性质显而易见。考古证实：“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北面陕西龙山文化和东面的大溪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受到其一定的影响。它的时代当在殷周以前”。
事实上，在嘉陵江文化的发育过程中，依河段不同，一直存在着三大来源：上游受黄河流域和藏羌地区影响的文化类型；中游的本土文化及受古巴蜀影响的文化发育；下游受江汉民族影响的巴楚和西南夷文化来源。
首先，嘉陵江的上源其实就是汉文化的本源：由于嘉陵江事实上袭夺了汉江最主要的源头——西汉水，而原属汉江的文化因子也被一并“袭夺”，成了嘉陵江文化的组件。这一自然的改变，不仅丰富了嘉陵江文化的内涵，更使之成为汉文化不可替代的源泉。
其次，中游地区是嘉陵江文化的核心区，它的地方色彩也更明显。可吊诡的是：因该区为西北、西南和东南几大文明中心所包围，史上亦深受这些文明的熏染，故其在文化属性上颇显杂乱。但或许，这种没有色彩的色彩，才是构成嘉陵江文化诸要素中最为紧要的一环。而中游地区所揭示的“不确定”因素，或者正是我们在研究嘉陵江文化时需要深入探求的重点。
第三，下游以合川、重庆为代表的文化显然更多受到巴楚文化的影响，因而也具有更多巴楚文化的特点。由于本文侧重研究嘉陵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在此不再赘述。
二、嘉陵江文化之流变
嘉陵江文化形成之初，北面的半坡、仰韶、齐家，西北的羌戎、卡约，西南的宝墩、三星堆，东南的铜梁、大溪等新、旧石器时代文化与域内百濮、氐羌等文化交织作用，成就了多彩的史前文化。
在中原文明尚未主导该地之先，嘉陵江流域先后受到以先周和先秦为代表的早期秦陇文明；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以百濮、氐羌、西南夷为代表的楚、巴文明的影响。
商周之际，域内出现了许多性质不明的地方文化：其通常由各方国的文化混杂而成。如三星堆文明就曾波及于此：“这支古文化……北跨嘉陵江到陕南汉中等地。还包括了……阆中兰家坝、坪上等遗址”；又如巴的影响：“广元宝轮院、阆中古城段、重庆冬笋坝等地出土的铜剑、编钟、桥型饰等，都有同样的器物风格，表明其源流一致”。
战国后，流域渐受秦、汉文化影响，并逐步融入了中原文化之中。秦灭蜀、巴，其文化入主嘉陵江流域不久，汉王朝亦依托此区，夺取了全国政权。于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开始在域内建立。
尤其在所谓“文翁化蜀”后，本地残存的图语文字和巫鬼习俗被逐一清除，以至杨雄竟有巴蜀无文的慨叹。而此时，嘉陵江流域的文化便与其他汉人控制区毫无二致了。
但受战争和移民等影响，域内仍保留了不少颇富特色的文化内容。如由三国文物与文献衍生出的三国文化；唐安史之乱时中原文化的混入；清及抗战时外来移民对本土的同化；红军在域内的活动等，都无不深刻影响着流域的文化构成，并最终开创了嘉陵江文化多元一体、兼容并包的历史格局。
三、嘉陵江文化之内容
(一)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生态文化
嘉陵江流域是我国自然风光最美的地区之一。上源的九寨、黄龙，中游的曲流，下游的峡谷，名胜众多，旅游文化极其发达。
(二)人类活动造就的古遗址文化
从甘、陕境内的郧县人遗址、寺洼遗址、秦公大墓遗址，到川、渝境内的铜梁遗址，罗家坝遗址等，皆属此古遗址文化。
(三)由农耕文明演化而来的文化类型
域内农耕文明发育较早，如历史悠久的蚕丝文化和丝绸文化等。近年各地还推出了许多与农耕有关的节日文化：如桃花节、橙花节、丝绸节、放牛节等。此外还有些较特殊的类型：如南充的果城文化等。
(四)由渔猎文明演化而来的文化类型
嘉陵江渔业发达，因水之利，逐渐生出了水文化、江村文化、钓鱼文化等；而在港口众多的滨河地区，还流行着杂糅帮会传统的码头文化。
(五)受神话及上古传说影响的文化类型
存世的古文献中，许多涉及华夏始祖的记述，皆与嘉陵江有关。而此历史记忆以文化的形式表达出来，便成就了始祖文化、祭祀文化、生殖文化、朝圣文化等。
(六)传承于古方国的文化类型
嘉陵江流域地处方国争雄的四战之地，常会受到这些强邻的影响——尤其是巴文化。某种意义上讲，巴文化才是嘉陵江流域的本土文化。古书所载的巴人：如伐纣时巴蜀八族中的彭、濮；后之濮、苴诸僚；五氏中的巴、僰；板楯七姓等，皆生活在嘉陵江一带。故至汉晋，仍可见“东有巴，绵亘百濮”和“左绵巴中，百濮所充”的描绘。此外，域内还受到过其他方国文化的影响，如蜀文化、楚文化、秦文化、西南夷文化等。
(七)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文化类型
此类文化中最具说服力的，当数汉文化。因嘉陵江上源地区是秦的发祥地和汉的勃兴地，并由此形成了“汉族”、“汉字”等文化概念。而秦、汉王朝的崛起，也即秦人与汉人的崛起，其与嘉陵江在文化上的渊源不言而喻。此外，风水文化、春节文化、三秦文化、三国文化等，也皆是深受中原影响的地域文化。
(八)继承了氐羌及古巴蜀传统的巫鬼文化
域内古乃濮氐、羌戎等民族聚居地，其文化中的巫祝信仰也以各种形式流传至今。如川北的巴渝舞、雒戏，陕南的端公戏、面具舞等，均系巫鬼文化的现代遗存。
(九)与当地生活习俗有关的文化类型
如川北的皮灯影，便是民俗文化中具代表性的一种；火锅文化则可谓地方餐饮文化的一面旗帜；而上源地区流行的秦腔，中、下游地区盛行的川戏，则是传统戏曲文化中的两支奇葩。
(十)与本地物产有关的文化类型
域内物产丰隆、矿业发达。其中如金文化、盐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瓷文化、醋文化等，均有一定的知名度。
(十一)随时代演进的沿江古城文化
流域古城镇密布，文化内涵丰富，已形成了一条彼此连缀的“古城带”。而新推的山城文化、江城文化等，皆属此文化类型。
(十二)受人文气息熏陶的名人文化
域内钟灵毓秀、人杰辈出，受此影响，名人文化应运而生。如诗人文化、赋圣文化、将帅文化等。
(十三)与宗教传承有关的宗教文化
除五斗米道等四川本土宗教外，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先后进入域内，产生了相应的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
(十四)受近、现代因素影响的文化类型
如重庆抗战时乃中国的陪都，由此衍生出各类抗战文化、陪都文化、红岩文化等。又因域内曾有红军、八路军等抗日武装、解放军活动，其遗迹、遗物则构成了方兴未艾的红色文化。
(十五)各种少数民族文化
嘉陵江流域民族众多，文化各异。如藏文化、回文化、客家文化等。在“嘉陵江文化”这一大范围内，还有许多尚未列出的亚文化类型，限于篇幅，就不再列举了。
四、嘉陵江文化之性质
嘉陵江文化纷繁复杂，非一言能蔽，故仅择其要而论之。
(一)通道与走廊的性质
流域自古为四川盆地沟通中原的渠道，北方的民族经此向南迁徙，南方的民族由斯向北转进。
近年考古人员“在西汉水和嘉陵江上游的西和、礼县、徽县等地区，发现了前仰韶文化的遗存”，更是奠定了本区在传递中华文明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嘉陵江与众不同的流向，将分布于江、河流域的诸多文化串接了起来，成为这两大文明间一条关键性的纽带。
非但如此，嘉陵江还担负着连接中国南、北两条丝绸之路的重任：这些来自西域和南亚的物资与信息，在通道内酝酿、发酵为具有地域特征的文化元素。
研究表明：古人的迁徙多依水而行，在陆上通道未启之时，人们常选择水路进行联络、交易和战争：如羌戎部落沿江侵入巴地；如巴蜀之参与伐纣；如古蜀栈道之开辟；如秦灭蜀取巴攻楚等，无不利用了嘉陵江的水运之便。因此，发端于这个繁忙“路口”的嘉陵江文化，天生便具备了“走廊”的特征。
(二)过渡与中介的性质
因多种文化在此汇聚、演化与竞争，故一旦域内缺乏优势文化的主导时，便会生出一种怪象：流域的文化个性突然间“丢失”了，而“鲜明的地域色彩”也没有了。在考古资料中，即有这样的例证：“以本地区所发现的十几处战国到汉代的遗址而论，除缺少三足器物外，其他陶铜器类型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地方特征并不明显”。
(三)多元与混杂的性质
域内乃各类文化因子角逐之所，内容十分庞杂，常令人眼花缭乱。其突出的表现是：当人们欲归纳该地区文化上的一些特征时，总无法达成一个完整的共识——因为每种文化看上去都具有嘉陵江文化的特点，但每种文化又都无法涵盖其所有的文化特质。
(四)累积与覆盖的性质
在嘉陵江流域，当一种文化占据优势时，其本土的、先在的文化就会被压抑、覆盖。这样，每当人们揭开一层文化的表象，又会立刻发现一种新的、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这往往让人无从厘清该文化的真实背景和累积层次。
(五)流动与发散的性质
嘉陵江文化的流动性，也与其通道的性质有关。由于每种文化在此地的“根子”都不够深入，极易生出不稳定的属性来，周以后，这种流变的趋势更加明显。而此文化的发散，又会导致其内容不断向域外输出：如商周时巴族的影响仍可达到鄂西地区。
(六)兼容与并包的性质
与其他地区广泛的交流，使嘉陵江文化更具韧性和包容性，也更易于接纳与汇聚，从而避免了一些文化核心区常见的内敛与排斥。这也使嘉陵江文化更能够与时俱进。
五、嘉陵江文化之前瞻
一种文化能否长期繁荣，除与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关外，更与人们意识形态里的文化自觉有密切的关系。面对日趋严峻的竞争，嘉陵江文化的前景又将如何？
(一)地域的概念将逐渐减弱
由于科技的进步，人际、城际、国际的交流日渐增多，全球化的时代正在到来。各种交通网、通信网、互联网的建立，必将打破原有的时空限制，深刻影响到人们对文化现象的认识，而许多地方性的文化传统将被同化或冲淡，某些个性不够鲜明的地域文化则归于消失。
(二)底层被压抑的文化特征开始凸显
随着政府文化意识的觉醒和“越本土，越世界”这一文化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力度必将进一步加大。许多原本隐藏的文化元素：如地方剧种、民间技艺等，均会以物质或非物质遗产的形式被挖掘出来，成为新的文化增长点。而这些“新”文化，只是早年被压抑的本土文化的孑遗。
(三)“兼容”性将进一步加大
随着世界主流文化融合速度的加快，嘉陵江文化汇入世界大潮的趋势将更为明显。立足本土、吸纳了更多世界元素、更具开放和包容性的一些文化品牌将日渐兴盛。而嘉陵江文化中固有的兼容特质，则将发挥更大的优势，更多携带异域风情的文化与文化产业，将被本土的人们“兼容”下来。
(四)“通道”的再次开启
嘉陵江流域是人们迁移的通道，也是打工潮、回归潮、投资潮、旅游潮流经的要地。而在未来，由这些往来各地的人群所引发的文化碰撞将更趋激烈，文化间的交流将更为频仍：这必会加速不同来源文化在域内的整合进程，并最终影响本土的文化生态。
(五)多元的特点将更加凸显
嘉陵江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所造就的文化多元性，给本地人带来了许多机会，如巴、蜀文化特质的重新整合：巴的热情与蜀的理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完全可能造就出一批新型的“嘉陵江人”。同样，甘陕人的沉稳厚重、吃苦耐劳与川渝人的精明勤奋、随机应变，也必将更好地灌注于“嘉陵江人”的精神内涵中，从而产生出一种异于其文化源地，又与其文化源地遥相呼应的文化类型——嘉陵江文化类型。
六、结语
综上，我们似可为嘉陵江文化作一初步的、试探性的定义：“一种以农耕和渔猎文明为源头，秉承汉文化传统，汇聚秦、蜀、巴、楚等诸多文化因子的、过渡类型的流域文化。”
嘉陵江流域是江、河文明的交流区；是秦、蜀、巴、楚和西南夷文化的交汇点；是南、北两条丝路的交换站；是四川盆地与关中地区的交通道。这里既受三秦文化、中原文化、羌氐文化的影响，又深藏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的基因，经过数千年融合、积淀，逐渐形成了璀璨的嘉陵江文化。而在华夏民族的演化进程中，这一独特的流域文化，汇入了中华文明的滔滔洪流，成为中华文明的一支源脉。
与嘉陵江有关的伏羲、女娲、神农、黄帝、缧祖和舜等，都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也都是汉民族的祖先。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嘉陵江孕育了汉民族、发祥了汉文化。在这特定的历史区位里，风气兼南北，言语杂秦蜀，成为嘉陵江文化最基本的特征，其大一统的文化特质构成了凝聚力的核心，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今天，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面对强大的全球一体化压力，如何既顺应世界潮流，又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正是各国政府亟希解决的问题。而在迎接挑战的同时，各国的文化及文化产业，也迎来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
杨东松，南充市广播电视台编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