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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生活了12年，一个最恼火的事，是每次回国，不得不回答同胞们一些从不变样的问题。
“伦敦雾景如何？”这问题好像是跟我打招呼。博知浪漫一些的，会问，“雾中之灯光，还像特纳和莫奈看到的那么朦胧？”摩登现实一些的，会问，“雾中开车滋味如何？”有一次我讷讷不答，问者拿出冯骥才的小说《雾中人》，写的是今日伦敦一个华人女郎雾一般有趣的堕落。
现实主义压力之大，不怀旧简直不可能：我生不逢时，错过了诗意的伦敦——工业化时代，狄更斯的孤儿主人公历险的雾都。
我不是说今日伦敦气候如何好，我是说，现实主义也得更新。谁要写伦敦拍伦敦给中国人看，建议抓住这几个特点：汽车顺左开，外国人过马路左顾右盼惊惊乍乍；雨多，因此衣领子要能够翻起，不必带伞因为很少倾盆；越是高楼房，住的越是穷人，电梯满墙糊涂乱抹，走廊转弯处毒贩与瘾君子鬼鬼祟祟；堂皇的大商场门面，半夜“街人”(Street People)哈欠里满是酒臭，打开铺盖，酣睡到第二天开张；气候永远不温不火，难得下雪，也难见骄阳；不仅住房从来没有空调，甚至窗子都只有1/4面积可以开合——最热的夏日，就这点风也行了。因此，英国人可以说是“连窗也不开的民族”，当然不同于整日在街头阳光中调情嬉戏的地中海人。
这话说得好像是皮里阳秋，实际上任何刻板化，都不无根据。正如任何号称现实主义的小说，总比自称荒诞的小说，多告诉我们一些“社会真相”。问题只在于读者应当明白真相结束于何处，而我这个生活在伦敦的外国人，就得明白，无法真正认识活生生的英国人，只能说说我的邻居们，伦敦南郊的英国人。
若干年前，我们住的是一套“分楼小房”（Masonnette)，即上下层单户独门。楼下住的是一个寡居老太太，满头白发洁净如雪，年轻的时候，想必是个娇小的金发美人，果然她墙上的照片可以证明。老太太对我们很客气。早就听说英国人矜持傲慢，我们庆幸最贴近的邻居，是个容易打交道的人。
我们看着她一年老过一年，想必她看我们亦如此。终于，老太太被送进医院。终于，到了我们去探望的时候，老太太看来气色不错，但是见了我就喊爹，见了虹影喊娘，我们当然一一答应，心里很悲哀，老太太意识已不清楚，返老为童，必是回光返照。
她拉住我的手，忽然说：“爹，我对人不错，对吗？”
我当然连声说是。她微笑了，说：“就是。前几年，有两个中国人要搬进来，邻居很担忧。我对他们说，不要紧，中国人不太出门，不碍事。”
我听了浑身毛骨悚然。这个老太太肯定把这事在心里藏了几年，现在意识不清，才告诉我这个中国人兼“爹”。然后她要我到“街头小店”给她买冰激凌，作为奖励。
老太太当夜在医院病逝，身边无一人。当天清晨开始，楼下的电话铃响个不停，有人好像下了狠心要找人说话，响累了歇几分钟，然后重新开始。下午，诗人朋友胡冬到我家来，听了一口咬定：就是鬼，是鬼找你们说话。我找电话公司，请他们代接，他们表示不管是人是鬼打电话，法律规定不能代接。我觉得鬼话我也有责任听，找警察局来开门，警察局婉言拒绝，说是“没有搜查证不能擅入民宅”。一直到第三天，才有老太太一个远亲来。他听了我们的说明，开门进去，电话正在狂响，他一言不发就把线头连根拔了。
我起誓，我不是在这里编造鬼故事：好几个证人健在。我不知道打电话的是谁，但是如果老太太想找我说说，我很愿意与她的鬼魂聊几句。那时我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这件事却使我相信，哪怕平平常常一个英国老太太，都超越任何典型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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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既然与我们同一所房子，也就合用一个花园，只是花园隔成两半。她的那一半永远是整整齐齐，该修的，该剪的，该锄的草长不长，该放的花会准时开。我想光这个花园，就让这个孤老太太延长了多少年寿命。我们的那个花园，万绿丛中的一点红，都马上消失。我恨透了英国的雨水，花园的草，才割了一个月，就长得像朋克头发。要我每个月留出几天整理花园，简直要了我的命，因为成果明摆着不可能持久。
我的忽视花园，成了给东方带来的耻辱。终于有一天，老太太说，我应该种一些花，她让我挖走她的一棵巨大的芍药花，说她从书上看到，这是中国的花，这样我“就会对花园有一些感情”。现在回想，我怀疑此事她是否在也代邻居街坊做外交官。从那以后，我们置备了一整套花园设备工具，像模像样地做起来。后来搬了家，更郊区了一些，花园也更大了，就重新规划，决定以果树和玫瑰为主题：于是我们有了6棵果树，20株玫瑰，有的花期长，有的品种名贵。英国人的花园狂，终于征服了我们。
我们看到过世界上很多城市，伦敦号称世界大城市中最绿的，市区，包括寸金之地的市中心区，都保留极大的公园。当然，纽约的中央公园就是中心大绿岛，旧金山海湾是个中心大池塘。伦敦之绿得特殊，在于几乎每个人家（除了年轻人住的容易社交的公寓式房子）都有自己的花园，每个花园四周，都有比一人高的木篱笆与邻居隔开。
每家占地如此之多，使这个城市延展铺排占地巨大，从一头到另一头，连地铁都需要近两小时，实在是不方便。大城市人口密度不好统计，因为城市面积只是个行政划定，此类数字缺乏可比意义。但是大部分住房带“私宅花园”，700万人口的伦敦，人口密度就很低。其他欧洲城市，都在郊外专门辟地，分给城里的每家每户，让他们种花种菜，他们只有周末才能驱车去过一下瘾。伦敦人在家中过瘾，滋味当然大不相同。
几乎铺盖全伦敦的“私宅花园”，是二次大战胜负的原因之一。希特勒占领西欧后，决心跨海进攻英国。1941年起，多次想炸平伦敦。1941年的英伦空战，德国战斗机护送轰炸机冲进伦敦上空，代价惨重，最后在整个战场失去制空权。此后只能改用准确性很差的V－1飞弹，击中伦敦的有2000枚。1945年改用V－2火箭，击中伦敦也有千枚。德国城市在大战中几乎全部夷平，战后全部推平重建，今天每个城市都看起来很新。伦敦挨了那么多炸弹，却依然是老房子的天下。据本地老人说，炸毁的房子固然不少，炸翻的花园篱笆更多。谋英不成，希特勒决定先对苏作战，分兵大忌导致最终失败。
我没有找到军事史家论述伦敦花园战争作用的文献，写在此处，算是我的一得之见。
关于伦敦住家花园的文化涵义，倒是著作甚多。人类都想重建伊甸园，但是英国人太个人主义，大部分公园都一色平绿，贵族的私宅，弄出各种园林花样，大部分平民，希望工余退回自己的城堡，关起门来，也是自家称孤封爵。当然其他大城市的居民也愿意有自家花园？只是伦敦从19世纪起，愿意为住房带花园付出代价的中产阶级大增，这才形成了主要民居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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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花园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城市与自然的重新配置。英国很早就退出种植业，可耕地用于畜牧，水土保持不是问题。19世纪，伦敦四周开始成为新中产阶级——银行职员之类——的住宅区，间隔其间的是无产阶级的贫民区。20世纪英国渐渐演变成福利国家，贫民区被历届工党政府改建成“公房区”（Council House)。住公房的当然还是贫民。因此中产阶级更往郊区搬。
60年代起制造业迁出大城市，尤其是80年代起制造业本身让位给服务业与知识产业，伦敦的大大小小公园绿地，躲开了酸雨和阴雾，城郊难分的特殊品格，造成了奇特的环境。大批动物开始与伦敦人共居。
几百年来，人类成功地驯养的动物，不过十来种，或因其肯吃肯长而食其肉寝其皮碎其卵，或取其乖巧忠诚而给予“宠物”地位。但是一些没有此类品质的动物，也主动与人类“共生”，躲躲闪闪地偷吃人的剩余食物，明知不受欢迎照样与我们同居，例如家鼠、虱子，以及无数细菌病毒。
在伦敦的各种绿地，近几十年出现了一批好像在申请做宠物，但是个人主义太强做不成的动物。我称之为“不便雅皮化的老嬉皮”。伦敦很多公园里，有野鹿徜徉；松鼠在全世界的郊区都能见到，在几乎没有一块绿地的伦敦大学，竟然跳到在树下晒太阳的学生身边。而我们家花园的两棵苹果树，是我们每年与松鼠争夺胜利果实的战场；天鹅野鸭不是稀罕物，在伦敦，几乎任何水塘都见到它们的俪影；伦敦的鸽子遍天蔽云，挺着肥大的胸脯与行人共舞，献舞一圈后请行人赏花生，它们自许为伦敦一景，肆无忌惮，教室窗槛上都得装塑料长针，不然它们的谈情说爱常常抢去教师讲课的风头。至于喜鹊(magpie)，英国人一向认为它们有“收集狂”。但是楼下老太太一口咬定，她种花时，把戒指脱下放在窗台上，亲眼看到一个雄喜鹊飞来叼走，送给它的老婆去了。我说过，这个老太太不打谎，她丢了戒指，怪罪喜鹊，就是良好风度，我当然不去惹是非。
但是最令人惊奇的是一种红色的狐狸，经常在郊区人家的花园出没，咬破待收的垃圾袋弄得满地狼藉，尚在其次。经常与人类的第一代宠物打架，夜半惹得猫哭狗闹。看来不召集一个全球会议，发表“兽权平等”宣言，红狐的捣乱不会甘休。但是它们的本性，劣等得让人爱莫能助：老远看到人影，就高速度跃过带刺树篱消失。
这里的人，看到东亚人就想问：“你们已经改掉了吃狗肉的习惯吧！”不像个问题，像个请求。有的人心里不说，但是犹犹疑疑地打量我们的食品，我索性大声声明：中国人自从不打辫子不裹小脚起，就从来没有吃过狗肉。每次都能得到一个热烈的拥抱。
甚至野蜂也试图自我驯化，竟然用墙上的蜂窝状通风砖做窝，不胜其烦。我们决定下逐客令，用厚纸把砖孔封起来。没有想到，群蜂归来，决心救出被封在里面的战友。密密麻麻的蜜蜂一夜不停歇地咬啮，死蜂往地下落，啪嗒有声。我们动了恻隐之心，想去撕掉厚纸，不料蜜蜂认出仇人，猛扑上来，我们赶紧躲进门，听见门玻璃被撞击的声音。第二天上午，蜜蜂已经不见影踪，纸被咬破好几个洞，满地是阵亡将士。如此死硬的族群精神，走了为好，不走也难融入英国社会。
我们一直想养一个宠物，却始终无法下决心。此处的邻居老先生，却待猫如子女，特地给猫修了一个阁楼。一旦出门几天，必然找我们代为喂食，食物品种之多，头道二道三道，一一有讲究，看我不像记得住的样子，就仔细写下。我勉强尽了几天义务，老先生回来给我一大堆礼物。还特地告诉我，他赶回来，是因为与兽医有预约，要打艾滋病防疫针。我说从来没有听说猫会得艾滋病，况且你的猫已经骟了，老先生叹口气，说：“不就是这个才风险更大？”
我听了大吃一惊，差点冒出政治不正确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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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从中国回来，从机场回家，第一个感觉是静得可怕：在中国城市里几乎无所不在的背景噪声，怎么关门关窗都少不了的喧闹，在这里一下子消失了。压在耳膜上的寂静，与时差一样，需要时间才能习惯。
的确，伦敦郊区，是小市民的天下。19世纪的中产阶级，就是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到如今，已经过分普及，达全人口一半以上，大都成了安安分分的小市民。
小市民的确与众不同，他们会去看诺丁山黑人聚居，去每年一度全欧洲最大的嘉年华会，却不会脱得只剩三点参加进去扭舞，也不会允许他们的女儿参加进去。
他们对看不惯的电视，不会开骂，一关了之。也不会写信去抗议，就像对于报坛上以裸女为封面的小报，不看不买就是。伦敦警方最近实验半开禁大麻，用以把有限警力集中对付可卡因等“一级毒品”，绝对不会选这个近郊地方试点，而是到艺术家与歌手聚居的布列克斯顿（Brixton)。
他们保护动物，关心环境，但是决不会如当今的“新世纪人类”（New Age)，在大型工程地点挖洞而居，叫工程停顿，或是放火烧作动物实验的药厂。任何事情，他们都不走极端。
他们如此缺乏个性，以至于房子的颜色都是中性的。我们把自己的房子漆成海蓝色时，过路的汽车都降低速度，冒着撞电线杆的危险，好奇地看何等大胆人物住在这里。有个老太太甚至下车走过来，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是犯罪！”她当然不是指犯法，而是说我们破坏的本地的配色传统。
这里的犯罪率很低：一旦出现案子，会群情惊诧：“怎么会在这里？”最近的全国统计，这个县，有好几个邮政编码（英国每一条街有单独的邮政编码），列为全国平均收入最高的街道。英国的房屋保险、汽车保险等，都是按街的累计成绩，即索赔次数之少，来决定投保金大小。因此居民对街坊的安全，相当注意，集体利益在焉。
伦敦直到两年前，没有市长，现今的市长利文思通（Ken Livingston)工党左翼出身，他的主业是与布莱尔首相作对，随时准备着与政府对簿公堂。伦敦实际上由十多个镇（borough)构成，每个镇各有自己的“工部局”（Council)，有自己的镇长（mayor)，收税用于本镇的学校街道福利。每个镇有自己骄傲的历史，都可以上溯到罗马时代之前。我们这个镇，每年纪念三大英雄美人：12世纪敢于挑战英王被杀的贝克特主教（Thomas Becket)，击败拿破仑的纳尔逊海军上将最后吻别的情人爱玛·汉米尔顿(Emma Hamilton)，以及19世纪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画家诗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好朋友莫里斯，主张的却是一种中世纪式的“手工艺社会主义”，拒绝蒸汽机工业化。在这里鸥鸟翔集的豌豆河(Wandle River)上建立了一个用水力印花布的手工作坊，此镇决议在原址建立手工艺大市集，专门扶植制造出售工艺品手制品店主摊主。不远处是号称欧洲最大的超级市场，一个巨大闪亮的金属盒子。这个反全球化的措施，竟然大获成功。每个周末在这里都有爵士乐队，摇滚乐队，“边缘剧场”，捧着啤酒围观的，评论着不时跳上台舞一曲的，深夜不散。
我了解这些郊区市民。他们对莫里斯的主张是否行得通，并不关心。他们开车来这里，到超级市场购物，再来手工市场购物。他们吃泰国炒面，买菲律宾装饰，买写着汉字的花瓶，捎带几根翠绿的竹子。然后带着纠缠的孩子回到超级市场内的麦当劳去。
我讨厌我的这些邻居：这些给全球化提供购买力的人，这些给本土化提供兴趣的人。这些没有主义的小市民，缺少意识形态，缺少奋斗精神，缺少个人特征，在我这篇只见雷同的文字中，他们的身影被南郊的绿色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