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俯，字师川，洪州分宁（江西修水）人，与黄庭坚同乡，为其外甥。徐俯之父徐禧死于西夏战争中。南宋初年赐进士出身，累官端明殿学士，权参知政事。黄庭坚时有书信与徐俯往来，其中每指示作诗途径，如云：“诗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又云：“所寄诗正忙时读数过，辞皆尔雅，意皆有所属，规模远大，自东坡、秦少游、陈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将坠，不意复得吾甥，真颓波之砥柱也。”徐俯在南宋初年为诗坛名家之一，未负其舅之厚望。其诗甚具江西诗派特色，如《题颜鲁公画像》云：
公先开元间，壮及天宝乱。
损躯范阳胡，竟死蔡州叛。
其贤似魏征，天下非贞观。
四帝数十年，一身逢百难。
少时读书史，此事心已断。
老来鬓发衰，慨叹功名晚。
嗟哉忠义途，捷去不可缓。
初无当年悲，只令后世叹。
一朝绝霖雨，南亩常亢旱。
小夫计难得，斯民盖涂炭。
长歌咏君节，千载勇夫愞。
敬书子张绅，庶几古人半。
其《春日游湖上》小诗是宋诗名篇：
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
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阴来。
此诗清新流丽，含有一种宋人的理趣。
以上陈师道、潘大临、高荷、李彭、三洪、徐俯，他们为黄庭坚的友人或有亲旧关系。他们的诗或直接受黄庭坚的指导或受其影响，故艺术倾向大致相同或相近，实以黄庭坚为领袖，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吕本中将这个群体扩大，并命名为江西诗派，这是符合北宋后期诗歌发展现实的。宋诗因江西诗派的出现才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
三 唐宋诗之争
宋诗特色的形成是由欧阳修、苏舜钦、梅圣俞、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等完成的。北宋后期“苏黄并称”，这两家诗确能最典型地体现宋诗特色，学习此两家诗一时蔚为风尚。在南宋初年恢复元祐政治与学术的历史背景下，苏轼学术思想得以提倡，而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诗风则占据了整个诗坛。南宋诗如果要求得新变与发展，必须突破江西诗派藩篱，摆脱其影响，所以南宋大诗人如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皆由学习江西诗派而脱离它，从而形成个人新的艺术风格。在南宋诗歌发展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反对江西诗派已是历史的必然。南宋之初当江西诗派盛行之时，张戒首先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以苏轼和黄庭坚诗为宋诗的代表，将它们与唐诗进行比较，并给予批评说：
国朝诗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学者须以次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黄鲁直自言学杜子美，子瞻自言学陶渊明，二人好恶已自不同，鲁直学子美，但得其格律耳。
他第一次将宋诗作为一体而与此前诗史上的诸体并列。关于宋诗，他举出苏黄之诗，但对黄诗隐含否定意见，以为它学习唐代杜诗只得皮毛。这已发起了唐宋诗之争，而以为宋诗的成就不及唐诗。张戒继续批评说：
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
《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
张戒论诗坚守《诗》、《骚》传统，他特别推许杜诗，论诗则以唐诗为范式。他仅见到苏黄诗给南宋诗坛带来的不良影响，特别是江西诗派的影响。他批评学苏黄诗者仅于用事押韵求工，以议论为诗，补缀奇字，由此完全背离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张戒指责苏黄诗的个别缺点，无视其优长，肇始了崇唐黜宋的唐宋诗优劣论之端。南宋后期严羽发挥了张戒论诗的意见，“以盛唐为法”，“说江西诗病”：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其未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厄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我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度）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
严羽的《沧浪诗话》为中国诗学初步建构了理论体系，其关于诗之“别材”与“别趣”之说在诗学上是极富创见的。他论诗主“兴趣”，以盛唐诗为学习的典范，其目的在于纠正江西诗派之流弊。他所批评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实指苏黄之诗的弊病。中国诗歌的发展如果按照严羽的复古主义的观点，宋人之诗均不出唐诗的范围，就不可能有宋诗的特色了。因此他持复古的态度，反对苏黄的艺术创新，片面地指摘宋诗的弊病，这均是违背诗歌发展规律的错误而片面观点。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以意为主，确实存在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情形，但仅凭此尚难以概括宋诗的艺术特色。自严羽关于唐宋诗之论后，诗史上的唐宋诗之争愈演愈烈，至明代中期前后七子时代达于极端。后七子之主盟人物谢榛是诗论家，他坚持诗主盛唐之说：
七言绝句，盛唐诸公用韵最严，大历以下稍有旁出者。作者当以盛唐为法。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浑成无迹，此所以为盛唐也。宋人专重转合，刻意精炼，或难于起句，借用旁韵，牵强成章，此所以为宋也。
诗有辞前意，辞后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浑而无迹。宋人必先命意，涉于理路，殊无思致。
诗中比兴固多，情景各有难易，若江湖游宦羁旅，会晤舟中，其飞扬坎坷，老少悲欢，同时话旧，靡不慨然言情，近于议论，把握不住则失唐体，否则流于宋调，此写情难于写景也。
这里从用韵、构思、写情等方面比较了唐音与宋调，谢榛以此说明唐音优于宋调，故应以盛唐诗为法。在这比较之中可见唐诗与宋诗在艺术方面的完全对立与异趣。如果我们对二者不怀偏见，从诗歌发展过程来看谢榛对宋诗的否定面，又足以见宋诗的创新和它在中国诗史上所取得的文学划时代性的重大意义。
清初康熙二年（1663），学者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开始选刻宋诗，高旦中、黄宗羲曾参加搜集与校订，最后由吴之振编定为《宋诗钞》。自此宋诗渐渐为诗坛所重视，而关于唐宋诗之争亦有了较为公允的认识。叶燮说：
宋初诗袭唐人之旧，如徐铉、王禹偁辈，纯是唐音。苏舜钦、梅尧臣出，始一大变，欧阳修亟称二人不置。自后诸大家迭兴，所造各有至极，今人一概称为宋诗者也。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陆游、范成大、元好问为最，各能自见其才。有明之初，高启为冠，兼唐、宋、元人之长，初不于唐、宋、元人之诗有所为轩轾也。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谓唐无古诗，并谓唐中晚且无诗也。噫！亦可怪矣。今之人岂无有能知其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说，锢习沁入于中心，而时发于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则其说之为害烈也。
这总结了南宋以来唐宋诗之争的情况，将扬唐抑宋之论看成诗坛之流弊。叶燮极力反对诗史上的复古主义，他说：
吾见历来之论诗者，必曰苏、李不如《三百篇》，建安，黄初不如苏、李，六朝不如建安，黄初、唐不如六朝；而斥宋者，至谓不仅不如唐，而元又不如宋；惟有明二三作者，高自位置，惟不敢居于《三百篇》，而汉、魏、初盛唐居然兼总而有之而不少让。平心而论，斯人也，实汉、魏、唐人之优孟耳。
中国古代诗人在强调继承传统时总是以古为尚，愈古者愈有价值，以合于古者为贵，反对求变求新。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正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力改革创新的，重建了文学范式。南宋以来诗坛提倡的“以盛唐为法”正是复古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叶燮对此作了合理的评论。翁方纲在比较唐诗与宋诗的艺术特色时，着重论及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他说：
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而总萃处，则黄文节（庭坚）为之提挈，非仅江西派以之为祖，实乃南渡以后，笔虚笔实，俱从此导引而出。……且宋诗之大家无过东坡，而转祧苏祖黄者，正以苏之大处，不当以南北宋风会论之，舍元祐诸贤外，宋人盖莫能望其肩背，其何从而祖之乎！
这是第一次概括了宋诗的艺术特征，而且以为它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唐诗。翁方纲以苏诗和黄诗为宋诗的代表，并且说明了南宋之后“祧苏祖黄”——以苏诗为远源，以黄诗为学习典范——的原因。关于唐宋诗优劣之争的历史公案，应当在清代结束了，然而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以后，此历史公案再度引发争议，并以某些权威人物之片言只语成为崇唐黜宋的理论依据，宋诗重又陷入劫运。唐宋诗之争直接关系到对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评价，这种争论即使在新历史时期也未结束，此正表明宋诗在与唐诗争衡中是有其蓬勃的生命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