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在分析中苏分歧、公开论战问题时指出：“公开论战当然包括许多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沙皇时代不说了，帝俄占了我们那些地方不说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时期中苏关系还比较好，到了斯大林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们什么时候跟斯大林吵起来的呢？那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贺斯大林70寿辰的时候。为什么吵起来呢？我当时为什么大发脾气呢？就是因为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兄弟的国家，而是以老子自居。”“那时以后，发生一系列事件，什么父子党呀，什么指挥棒呀，什么搞超国家组织呀，经互会呀，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在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我们跟他吵什么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政策总路线。还有就是他还想搞父子党，反对兄弟党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都是搞大国沙文主义，都被我们顶住了。这种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搞指挥棒、父子党，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还说：“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五十六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它们都失败了。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我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同情的，也包括苏联人民同情的。”
1989年，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共中央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指出：“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1995年，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先后指示：在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我们党、毛主席有什么责任，要认真研究，好好总结。为此，1997年12月和1998年4月，召开了两次由中苏双方有关人员组成的“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座谈会。会议参加者多是当年中苏大论战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其中有从事外交工作、党的联络工作的原负责同志，有当年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长期做俄文翻译的老同志，此外还有来自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等研究中共党史和中苏关系的学者。在此前后，历史研究工作者也加强了对中苏关系的研究。
总结中苏双方联合座谈会和有关研究成果，关于中苏两党关系破裂问题，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一）在党的关系和国家关系方面，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主义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从总体上来看，苏联的责任是主要的。
从国家关系来看，从沙皇到斯大林，扩张主义和沙文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沙皇俄国侵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列宁曾谴责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政府发表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对华宣言，但后来变卦了，因为涉及到国家利益，列宁后退了。与此同时，苏俄派军队到蒙古，搞了个“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不仅要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还支持新疆独立。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之一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新中国成立以后，斯大林仍企图把新疆和东北置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总之，在国家关系方面，中国总是吃亏的，中国人有屈辱感。从本质上说，中国同苏联的斗争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在党与党的关系上，苏共把自己视为“老子党”，把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党视为“儿子党”。斯大林时代如此，赫鲁晓夫时代也如此。中苏两党的冲突，实际上也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这种斗争从毛泽东思想形成就开始了，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不断抵制和摆脱苏联控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中苏争当“马克思主义正统”，互不妥协，中国在这方面责任更大一些。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分歧以后，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强调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国与国、党与党的关系，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不管谁当政，都是注定要破裂的。
在意识形态争论中，中国错误更多些，责任更大些。中国方面的错误既表现在争论的内容上，也表现在争论的方式上。在争论内容上主要有两个错误：第一，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即对时代、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从整体上来看，已不存在革命和战争的形势，世界开始进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而中国还强调“时代没有变”，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是照搬几十年前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确实是“教条主义”。相反，赫鲁晓夫主张缓和、裁军，集中力量搞建设，同美国搞和平竞赛，想在经济上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的要求。第二，我们拿自己国内那一套不成熟的政策和经验去套苏联国内情况，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苏联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当然是错误的。
（三）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内外政策的“左”倾是中苏走向破裂的推动因素。
20世纪50年代末，波匈事件后，中国重点从过去主要反对“教条主义”转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以后又进一步强调“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在国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内部讲话时，重点是反左，到发表时修改为重点反右。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阶级矛盾；国际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种左的认识，对中苏两党分裂起了推动作用。
对于国际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强调“东风压倒西风”，1958年又重提“纸老虎”，显然是作了过于乐观的判断。与此同时，整个外交方针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谋求缓和以打开同西方的关系为重点，转向以加强反美斗争为重点。这使中苏两党原来对外战略上的一致格局被打破，结果双方的共同语言和相互理解越来越少，信任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赫鲁晓夫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对对表”的问题。1963年，中苏开始公开论战，这一方面是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国内政治“左”倾化的需要。以后“反修防修”口号提了出来，国内国际相辅相成，一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
（四）关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人作用。
中苏同盟关系破裂是必然的，但是两党两国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并不是必然的。中苏关系的破裂除了国家利益的冲突是主要原因外，还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中苏关系破裂的过程正是毛泽东个人迷信发展和盛行的时期。毛泽东同苏联打交道的委屈感由来已久，所代表的是受压迫的中华民族反抗外国列强的性格，赫鲁晓夫所代表的是俄国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性格。二者不能相容，破裂也就不可避免。
中苏两党关系破裂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训：
（一）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中，不能搞意识形态斗争。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搞意识形态斗争。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一致基础上的国家关系是非常脆弱的，靠不住的。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国与国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党与党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四项原则基础上。要正确对待和善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
（二）要正确认识世界，正确认识自己。现在的世界发展变化很快，必须追踪研究世界发展变化。认识世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能从本本出发，从意识形态概念出发。在认识自己的时候，要防止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邓小平关于不扛旗、韬光养晦、不当头等指示，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应该牢记，坚决贯彻。
（三）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当年选择“一边倒”的政策没有错，同苏联结盟有历史必然性，但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其结果或者是受制于人，或者给自己背上沉重的负担。中国目前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时代的潮流。
（四）任何时候都不能搞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中国在这方面吃了苏联不少苦头。但是，在同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作斗争时，中国也犯了不少同样的错误。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更要警惕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讨论还在继续，研究还在拓展。或许，俄罗斯哲学家索罗维耶夫的那句国家间“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友谊”的名言，对我们探讨中苏关系破裂原因，是一个重要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