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一个痛心疾首的父亲给一个冥顽不灵的儿子最后的诀别书。
书毕，李世民悲从中来，泫然泣下。
就像我们在前文说过的那样，对于齐王李祐的悖逆之举，李世民除了感到痛心疾首之外，脑海中一定也会闪过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那一幕。当他颤抖地写到“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这样的字句时，内心一定也会泛起一种深藏已久的惭悚和愧疚；而“上惭皇天，下愧后土”这样的感叹，除了是替李祐感到羞惭之外，一定也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谴责。那潸然而下的泪水，又岂是为齐王李祐一人而流？
大难将至，可齐王李祐似乎毫无察觉。
眼下他正在齐州城里美滋滋地当着他的土皇帝。
他命部众分头把守各个城门，然后把燕弘亮、燕弘信等五个最亲信的死党召进卧内，天天和他们一起寻欢作乐，左手抱着美女，右手端着酒盅，通宵达旦，好不快活。
觥筹交错之间，说到朝廷和官军的动向，燕弘亮拍着胸脯对齐王说：“大王不必忧虑！我右手拿酒杯，左手为大王挥刀，来一个砍一个，来两个砍一双！”
李祐顿时喜上眉梢。
有燕弘亮这等武功盖世的大侠替他包打天下，他还怕什么鸟官军？
此刻，李世勣的讨伐大军正在向齐州火速推进，而青州（今山东青州市）、淄州（今山东淄博市）等数州兵马也已纷纷开进齐州地界。朝廷已经给齐王及其党羽撒下了一个天罗地网，可这帮家伙却还在温柔乡中大做白日梦！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尽管朝廷为了此次平叛而兴师动众，准备大动干戈，可最后讨平齐王的，既不是李世勣的讨伐大军，也不是青州等地的兵马，而是齐王府里头的一个小小兵曹。
这个兵曹名叫杜行敏，是一个正七品的芝麻官。他知道齐王的谋反不得人心，于是暗中纠集了不附齐王的官兵和百姓一千余人，于三月十日深夜突然发动兵变，齐州城里顿时杀声震天。当天夜里，齐王党羽凡是居住在府外的，都被变兵一一砍杀。李祐惊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左右也不知何故，只好随口说：“恐怕是李世勣的军队已经攻进城了！”
此刻，杜行敏已经凿破了齐王府的外墙，率众蜂拥而入。李祐和燕弘亮等人慌忙披上铠甲、拿上兵器，躲进内堂顽抗。杜行敏等一千余人将内堂团团围住，从次日凌晨一直打到中午，始终不能攻破。
杜行敏最后决定采用火攻。他向齐王喊话说：“你从前是皇子，现在是国贼！行敏为国讨贼，更无所顾，倘若你拒不投降，立刻让你变成灰烬！”随即命人在房屋四周堆上柴薪，手举火把，随时准备点燃。
齐王李祐忽然挑开窗户，扔出来一句话：“我马上就开门，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保燕弘亮兄弟不死。”
直到这一刻，这位愚蠢透顶、不可救药的齐王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他不但以为自己可以逃过一死，而且还想保住燕弘亮兄弟的性命。
李祐实在是太可爱了。都说虎父无犬子，可英明神武的太宗李世民居然生出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实在让人无语。
杜行敏答应了齐王的要求，李祐等人随即开门投降。燕弘亮刚一露头，马上有一帮人冲上去把他摁倒在地，然后狠狠地抠出了他的眼珠子，扔在地上踩得粉碎。
答应保你不死，可没答应保你的眼珠子！
其他的党羽更惨，先是被打断了腿，随后又全部被斩首。
杜行敏押着蓬头散发的齐王在城里走了一圈，以此安抚众心，最后将他押回齐王府关了起来，上表向朝廷奏捷。
齐王李祐的这场叛乱，从头到尾都像是一场闹剧。
还没等平叛官军踏进齐州城一步，李祐的皇帝梦就灰飞烟灭了。
李祐被押赴京城之后，囚禁在内侍省。李世民毫不犹豫地给他下了一道最后的圣旨——贬为庶人，赐其自尽。
李祐死后，同党被判处死刑的共有四十四人，其中当然包括燕弘亮、燕弘信兄弟以及野心家阴弘智。而七品芝麻官杜行敏则因平叛有功，被破格提拔为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刺史，封南阳郡公；权万纪和韦文振也各有追封。
这一年春天，霏霏淫雨一直笼罩在太极宫的上空。
太宗李世民独自一人站在寝殿的窗前，望着窗外迷离的雨雾出神。细心的宫人们发现皇帝的神情憔悴而疲惫，目光中郁结着一层浓重的忧伤。
而最让他们担心的是皇帝的脸色。
那是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苍白，仿佛刚刚从落了一季的雨水中打捞出来的一样。
宫人们知道，齐王李祐的叛乱事件已经给皇帝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而眼下东宫又尽干些出格离谱的事，频频爆出令人震惊的丑闻。更让人气愤和无奈的是——太子李承乾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肆无忌惮、一意孤行，真是让皇帝伤透了心……
雨下得更大了。
天色越发晦暗，宫人们赶忙亮起了几盏烛灯。
隐隐约约中，人们看见皇帝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在闪动。
那是泪。
两行清亮的泪。
李世民想废掉太子
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生于太极宫承乾殿，遂以此殿命名。
他从小聪慧敏捷，一直深受李世民喜爱，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登基为帝，同时将八岁的李承乾立为太子。贞观九年，太上皇李渊驾崩，李世民按照礼制为高祖守孝，那段时期朝廷政务皆由太子决断，年仅十七岁的李承乾就“颇识大体”，把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李世民对他非常信任，“每行幸，常令太子居守监国”（《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也从没见他出过什么差错。
在整个贞观初期，李世民对这个储君还是比较满意的。后来虽说察觉了太子的一些不良习气，可李世民仍然对他寄予厚望，一再对东宫的辅臣们说：“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然而，李承乾却未曾体会到李世民的一片苦心。
差不多从贞观十年起，李承乾身上的纨绔习气就越发严重了。他开始沉湎于声色犬马，终日射箭打猎、嬉戏宴游，毫无节制。
当然，这些事情都是背着那些刻板严厉的辅臣干的。
由于从小接受了比较好的帝王教育，所以李承乾颇有几分学识，而且口才绝对一流。凡是在公开场合，李承乾总是正襟危坐，开口闭口都是孔孟之学和忠孝之道。说到紧要处，他甚至会做出一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之状。辅臣们无不为之悚然动容、啧啧称赞。
可一回到东宫，李承乾把朝服一脱、靴子一蹬，立刻就变了个人，终日“与群小相亵狎”，该怎么玩就怎么玩，把那些圣贤学问全都扔到了爪哇国。
如果连续好些日子玩得太疯，李承乾预料到辅臣们肯定会来进谏，于是就会主动出去迎接，一见他们到来，便会大行跪拜之礼，然后“引咎自责”，用一种既严肃又诚恳的态度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把辅臣们精心准备的一大套说辞全都堵在了嗓子眼，搞得他们一脸窘迫，“拜答不暇”（《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
因为李承乾深谙变脸绝技，所以在他当太子的早期，朝野舆论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贤明的储君。
李承乾自以为皇位非他莫属，因此越发肆无忌惮，所玩的游戏也越来越不靠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迷恋上了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喜欢突厥人的风俗习惯。
他开始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并特意遴选了一批面貌酷似突厥人的人当侍从，以五个人为一组把他们编为一个迷你型部落，让他们把头发梳成小辫，身穿羊皮衣服，在东宫的草地上牧羊；旁边还插上一杆绣有五个狼头的大纛，并架起帐篷，然后自己住进去，每天亲自杀羊，烤熟了以后就拔出佩刀，割成一块一块与左右分享。
干完这些，李承乾还是不过瘾，有一天忽然对左右说：“我假装是可汗，现在翘了辫子，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给我办丧事。”说完两眼一闭，往地上一倒，当即一动不动。于是左右侍从便骑马围着李承乾的“尸体”，一边转圈一边号丧，并依照突厥风俗纷纷割破自己的脸，以表对“去世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许久，李承乾才高兴地跳起来，说：“有朝一日我继承了天下，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解开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只要当一个突厥将军，我就绝不会落于人后。”
堂堂大唐储君继位后居然要抛弃他的江山和子民，委身于突厥降将阿史那思摩，并且当他手下一个小小的将军，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如此荒诞不经的言行很快就落进了辅臣们的耳中。东宫大臣于志宁、张玄素、孔颖达等人吓坏了，赶紧苦口婆心地对太子进行劝谏。
可太子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李承乾现在甚至连变脸都懒得变了。
他决定采用新的办法来对付辅臣。
什么办法？
杀。
李承乾一怒之下就派出了几名杀手，打算一举除掉于志宁等人。后来刺杀行动虽然未能得手，但是从此以后，太子李承乾就和东宫的大臣们彻底决裂了，同时也彻底走上了一条自绝于李唐社稷的不归路。
在李唐皇室中，打算自绝于宗庙社稷的绝不仅仅只有李承乾一人。
还有一个宗室亲王和李承乾一样，也不是什么好鸟。
他就是高祖李渊的第七子——汉王李元昌。
李元昌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时常为非作歹、触犯国法，所以屡屡被太宗李世民谴责。李元昌由此怀恨在心，就自然而然地和太子李承乾走到了一起。
这两个家伙称得上是一对臭气相投的活宝——太子李承乾是年少轻狂，而汉王李元昌则是为老不尊！
这对活宝凑在一块的时候，最喜欢玩打仗的游戏。他们经常各自统领一队人马，披上铠甲，手执竹枪竹刀，然后扎营列阵，冲锋厮杀，以此为乐。手下人个个刺得浑身是血，要是有人胆敢不听从命令，就会被绑在树上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李承乾宣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说：“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假如这个活宝真的当上了大唐天子，那么不出几年，大唐王朝必定像隋朝一样立刻玩完。
不过李承乾这种人注定是当不上天子的。
他的所作所为到头来除了把自己玩死之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
对于这一点，有个人看得比谁都清楚。李承乾玩得越离谱，这个人就越高兴。他巴不得李承乾玩得更出格一点，趁早把自己玩死。
这个人就是李承乾的一母同胞——魏王李泰。
李泰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
也就是说，李承乾一旦被废，作为嫡次子的魏王李泰就是顺理成章的继任者。
李泰生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从小“善属文”“多艺能”，深得太宗欢心。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年仅九岁的李泰便遥领扬州大都督一职，此后又兼任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鄜州大都督、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改封魏王。
从贞观十年起，随着太子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和屡教不改，李世民内心的天平开始逐渐朝魏王李泰倾斜。“时泰有宠，太子承乾多过失，太宗微有废立之意。”（《旧唐书·韦挺传》）
因为李泰喜好文学，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任他自行延揽天下名士。许多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朝臣立刻意识到——这是天子有意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
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不也是通过文学馆延揽人才、树立声望，继而取代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最终登上天子宝座的吗？
天子既然发出了这种政治信号，有心人当然就对魏王李泰趋之若鹜，于是“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新唐书·濮恭王泰传》）。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朝臣都想去攀魏王李泰的大腿。
比如魏徵、王珪、禇遂良等坚持嫡长制原则的朝廷重臣就根本不买李泰的账。
也许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李泰就暗中授意个别朝臣到天子面前告状，说朝廷三品以上的高官大多轻视魏王。李世民为了树立李泰的威信，以便他来日入主东宫，遂把所有宰执重臣召集起来，声色俱厉地训斥说：“隋文帝时代，朝廷一品以下的官员在诸王面前都要低声下气，同样是皇帝的儿子，我朝为何就不一样？朕只不过是对诸王要求比较严格而已，却听说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员因此就不把诸王放在眼里，假如朕不再对他们严格管束，诸王岂不是可以照样凌辱你们？”
此言一出，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顿时满脸惊惶、汗流浃背，纷纷跪地谢罪。只有魏徵直挺挺地站着，不以为然地说：“臣以为，如今的文武百官，绝对没有人轻视魏王。从礼制上来讲，皇帝的臣属与儿子地位相等；按《春秋》记载，周王派出的朝廷使节，其地位甚至在诸侯之上。因此，凡三品以上者皆为朝廷公卿，就连陛下也应该对他们尊重礼敬。如果是乱世之时纪纲大坏，那当然什么话也不用说了，可如今圣明在位，魏王就断无凌辱群臣之理。隋文帝放纵诸子，让他们为非作歹，最后自取灭亡，这种榜样岂能效法？”
魏徵的反驳义正词严、有理有节，李世民无言以对，只好勉强挂出一副笑容，说：“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向者之忿，自谓不疑，及闻徵言，方知理屈。”（《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可是，李世民的这种妥协终究只是表面上的。在心里，他实际上一直没有放弃废立之意，所以仍旧处处维护李泰。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正月，礼部尚书王珪奏称：“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车乘都要下车叩见，这不合礼制。”
李世民一听就火了：“你们一个个自以为尊贵，都瞧不起我的儿子们，是不是？”
魏徵马上又站出来说：“诸王位在三公以下，如今，朝廷的九卿、八座（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皆为三品官员，遇到亲王却要下车行礼，这确实不合礼制。”
这次李世民不再让步了，他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这话说得已经很露骨了。满朝文武都很清楚，天子所谓的“诸王”，其实就是指魏王。
在此，天子的废立之心已经表露无遗。
大家听了都不吭声，只有魏徵坚决不认同皇帝的说法：“自从周朝以来，皇位都是父子相继，从来没有兄弟的份，为的是根除庶子的夺嫡之心，杜绝祸乱的根源，这是人君最应该警惕的事情。”
李世民知道，储君废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国本。如果真要废黜承乾、改立李泰，必将在朝臣中遇到绝大的阻力，反对者断非魏徵一人。更何况，在目前太子尚无大过的情况下，言及废立为时尚早。思虑及此，李世民只好再次让步，批准了王珪的奏议。
尽管李世民在事关魏王的问题上一再对朝臣们作出让步，可他对魏王的宠爱依然是有增无减。
由于李泰身形肥胖，行动不利索，李世民就格外开恩，特许他入宫朝谒时可以乘坐小轿。这样的宠遇在满朝文武和所有的皇子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李泰是一个聪明人，他当然不会辜负父皇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宠爱。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李泰听从司马苏勖的建议，认为“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旧唐书·濮王泰传》），因而“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如市”（《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开始大张旗鼓地编纂《括地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