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对我有诱惑力，因为我并不喜欢生存，可也正是这一点解释了死亡使我产生的恐怖。我把死亡等同于荣誉，并将之视为我的归宿。我愿意去死，可有时恐惧之心又冷却了我的急躁情绪，但过不了多久，我那神圣的快乐重又恢复过来，我在等待着雷电的到来，那时我将在一瞬间化为灰烬。我们的深层意图是谋划与逃避，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我清楚地看到，我那为了使自己宽恕我的存在而进行的疯狂的写作，尽管它有浮夸与欺骗的一面，却也不乏几分真实性：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笔耕不辍，这就是一个明证。但如果我追根索源的话，那么我在起点上将看到一种向前的逃避，一种愚蠢的自杀。的确，与其说我在寻找史诗，追求殉道，不如说我在乞求死亡。有很长一个时期，我一直担心会像我开始我的生命那样走完我的最后一步：在随便某个地方，随便以某种方式，而这种糊里糊涂的死恰恰反映了我的糊里糊涂的生。我的命运改变了一切：飞舞的剑消失了，写下的文字却留下了。我发现，纯文学中的给予者能够变成他自己的给予物，也就是成为纯粹的对象。偶然的事件把我变成了人，慷慨大度又把我变成了书，我能够把我的书信，我的意识浇铸成青铜字厝；我能够用永不磨灭的碑文来取代我生活中的喧闹，以某种风格来取代我的肉体，以永恒来取代萎靡不振地向前流逝的时间；我能够对圣灵显示为言语精华，我能够变成人类难以摆脱的顽念，最后，我还能成为我以外，他人以外的什么别的东西。我将首先赋予我自己一个不会损坏的身躯，然后我把自己交给顾客使用。我并不是为了写作的快乐才写作的，而是为了从词语中裁出这一荣耀的身躯。从我的坟墓的上空来看，我的出生在我眼里就像是必不可少的邪恶，就像是极为短暂的化身，这一化身是为我的变容而作准备的：为了重生就必须写作，为了写作就必须有一颗脑袋，必须有眼睛和手臂。一旦任务完成，这些器官将自行消失：在1995年左右，一个恶魔爆裂了，从里面飞出25张对开的纸片，它们像鸟儿那样扑打着翅膀飞往国家图书馆，降落在一个书架上，这些纸片正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是我，25册书，1．8万页文字，300幅插图，其中还有作者本人的照片。我的骨头是用皮革与硬纸板做成的，我的用羊皮纸做成的肉，散发着一股糨糊和蘑菇的气味，面对这堆重达60公斤的纸张，我感到悠然自得，轻松自如。我重又诞生了，我终于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思想，能说会唱还会大喊大叫的人，我以物质的顽固惰性表现着自己。人们从书架上把我取下，打开我，把我放在书桌上，用手将我弄平，有时又把我翻得沙沙作响。我听任人们摆布，可突然间我会光芒四射，照得使人睁不开眼，虽然远在千里之外，我照样使人敬服，我的威力穿越了时空，将恶人击倒，使善人受到保护。任何人都无法将我遗忘，也不能对我避而不谈，我是拜物教中的一个伟大的物神，既易于摆布又令人恐惧。我的意识分裂成无数的碎片，这太好了。他人的意识承受了我，人们读着我，我在他们眼里一览无余。人们在议论着我，在所有人的嘴里，我是既普遍又独特的话题，在千百万人的注视下，我成了未来的珍品。对于那些能够喜欢我的人来说，我会给他们带来最深切的不安，如果他们想触摸我，我会立刻消失得不知去向：我不在任何地方存在，我终于在了！我无所不在：我是人类的寄生虫，我的善行在折磨着人类，并迫使人类不断唤起我的缺席。
这一花招获得了成功：我把死神紧紧地缠在荣耀这块裹尸布里，我不再考虑死亡而仅仅惦记着荣耀，我没有意识到这两者是同一回事。在我现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知道我已过时好多年了，虽然我清楚地想象着即将到来的老年和我未来的衰老，想象着我所爱的那些人的衰老与死亡，想这些事当然是不太愉快的，然而我从未想过我自己的死亡。我有时会向我的朋友们暗示——他们中有些人比我小15、20或30岁——倘若我活得比他们长，我将感到非常抱歉。他们便取笑我，我也和他们一起大笑，但这是一件由不得我们的事，过去是这样，将来亦是如此。在我9岁那年，一次手术夺去了我得以感受某种悲哀的能力，据说这种悲哀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所固有的东西。10年以后，在高等师范学校，正是这种悲哀把我几位最要好的朋友从恐怖或狂怒中惊醒，而我则仍像打钟人那样酣睡如泥。他们中有一位在一次重病之后向我们保证说，他曾经历过临终的痛苦，甚至还有过咽气的经验。尼赞最为着魔，他有时在完全清醒的时候竟会看见自己变成了尸体，他站起身来，眼睛一片模糊，跌跌撞撞地拿起他的圆帽就走了。第二天人们便发现他和一些陌生人一起喝得酩酊大醉。有时候，这些病入膏盲的家伙在宿舍里相互叙述各自的不眠之夜，以及他们对虚无的预感，他们往往不用把话说完就彼此心领神会了。我站在一旁洗耳恭听，我非常喜欢他们，以致我渴望能和他们一样有这样经历，可我的努力毫无结果，我所能感受并把握到的仅仅是葬礼中的老一套：我活着，我死了，我既不知谁活着，也不知谁死了，我即使在死前一小时也仍然是活着的。我毫不怀疑在他们的谈话里肯定有某种我还没有把握的奥妙，我只得保持沉默，我被排斥在他们之外，我真羡慕他们。最后，他们不快地转过身来问我：“你呢？难道你对此不感兴趣吗？”我连忙谦卑地摆摆手表示无能为力，他们突然得知无法与我交谈，大为震惊，他们会气愤得大笑起来，“在你睡着的时候，你从未想过有人会在睡眠中死去吗？在你刷牙的时候，你也从未想过：这是最后一次了，今天就是我的末日？你从未感到应该走得快些的吗？”一半是出于应战，另一半也是受到他们的驱使，我回答说：“正是这样，我认为我是不会死的。”再也没有比这更为虚假的事了：我对意外的死亡早已采取了防范措施，如此而已。既然圣灵已把一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交给了我，那就应该给我足够的时间去完成它。我的死是荣耀的死，它将保护我不会遇到火车脱轨，不会患各种充血症和腹膜炎。我和圣灵约好了会面的日子，如果去得太早，我会找不到它的。我的朋友们完全可以指责我从未想到过死亡，可他们却不知道，我没有一分钟不在经受死亡。
今天，我认为他们是有道理的，他们接受了我们生存条件中的一切，甚至包括忧虑。而我却选择了无忧无虑，事实上，我还真以为自己是不会死的；我之所以提前把自己杀死，是因为唯有死者才能享有不朽。
15.人就是其行为的总和
我跟马克思主义者谈到这一点时，他们曾经回答说：“你的行动显然是以你的死亡为限的，但是你可以倚仗别人的帮助。这就是说，你既可以指望别人在别处的所作所为，如在中国和俄国，给你帮助，也可以指望他们以后的所作所为，即在你死后，继承你的事业继续前进，直到最后实现，也即革命的胜利。不仅如此，你必须依靠这一点，不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对于这番话，我的反驳是，第一，我在斗争中将永远依赖我的战友，只要他们和我一样对一个具体的共同主张承担责任；并且依赖党或者我能够多多少少控制的集体的团结——这就是说，依赖那个我报名参加战斗并且随时知道其动向的党。在这方面，依赖党的团结和党的意志完全像依赖火车将准时到达和电车不会出轨一样。但是我不能够依赖我不认识的人，我不能把我的信心建立在人类的善良或者人对社会改善的兴趣上，因为人是自由的，而且没有什么人性可以认为是基本的。我不知道俄国革命将会导致什么结果。今天，无产阶级在俄国起的作用是它在任何别的国家都没能达到的；只要这样，我可以钦佩它，并且认为它是个好的例子。但是我无法肯定这会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我只能把我限制在我见到的一切里。我也不能肯定那些战友在我死后将会继承我的事业，并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因为那些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他们到了明天将自己决定那时候的人将会怎样。明天，在我死后，有些人可能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而别的人可能变得很懦弱，或者松松垮垮，听任他们为所欲为。这样的话，法西斯主义那时就会成为人类的真理，而我们就更加倒霉了。说实在话，事情是由人们决定要怎样就怎样的。这是否意味着我将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呢？不。我首先应当承担责任，然后按照我承担的责任行事，根据那个古已有之的公式：“从事一项工作但不必存在什么希望。”这也不等于说我不应参加政党，而只是说我不应当存在幻想，只应当尽力而为。比方说，如果我问自己：“这样的社会理想有没有可能成为现实呢？”我没法说，我只知道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去做；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把握。
无作为论是那些说“让别人做我不能做的”的人的态度。我给你们陈述的这种学术恰恰和这种态度相反，因为它宣称除掉行动外，没有真实。确实，它还进一步补充说：“人只是他企图成为的那样，他只是在实现自己意图上方才存在，所以他除掉自己的行动总和外，什么都不是；除掉他的生命外，什么都不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听到我们的教导会感到骇异。因为许多人郁郁不得志时只有一个给自己打气的办法，那就是这样跟自己说：“我这人碰见的事情总是不顺手，否则我的成就要比过去大得多。诚然，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我真正爱的女人，或者结识过一个真正要好的朋友；不过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值得我结识的男人，或者一个真正值得我爱的女人。如果我没有写过什么好书，那是因为我过去抽不出时间来写。还有，如果过去我没有什么心爱的孩子，那是因为我没有能找到可以同我一起生活的男人。所以我的能力、兴趣和能够发挥的潜力，是多方面的，虽然没有用上但是完全可以培养的；因此绝不可以仅仅根据我过去做的事情对我进行估价；实际上，我不是一个等闲的人。”但是实际上，而且在存在主义者看来，离开爱的行动是没有爱的；离开了爱的那些表现，是没有爱的潜力的；天才，除掉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之外，是没有的。普鲁斯特的天才就表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拉辛的天才就表现在他的一系列悲剧中，此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我们要说拉辛有能力再写一部悲剧，而这部悲剧恰恰是他没有写的呢？一个人投入生活，给自己画了像，除了这个画像外，什么都没有。当然，这种思想对于那些一生中没有取得成就的人是有点不好受的。另一方面，这却使人人都容易理解到只有实际情况是可靠的；梦、期望、希望只能作为幻灭的梦、夭折的希望、没有实现的期望来解释；这就是说，只能从反面，而不是从正面来解释。虽说如此，当一个人说，“你除掉你的生活之外，更无别的”，这并不意味着说一个画家只能就他的作品来估计他，因为还有千百件其他的事情同样有助于解释他的为人。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多不少就是他的一系列行为，他是构成这些行为的总和、组织和一套关系。
16.上帝是一种预制的人的形象
在我看来，艺术品就如同基督教的不朽，同时它是不被人注意但应该被上帝的眼睛所读到的处于绝对之中的创造物。它获得绝对的超人的性质是因为它基本上又是给予这个创造者的。因此，艺术品和上帝之间的最初的关系由我对艺术的最初概念所确定。我创造了一个作品，而超出任何的读者，上帝在察看它。这种概念消失了，但一个人正在写作时他仍然赋予自己所写的东西一种超人的价值。美表现为人们赞赏的东西，但这种赞赏中的东西超出了人的赞赏所能达到的范围。人的赞赏是一种赋予对象超人价值的象征。这当然是一种幻觉，它不是真实的，但是，人们在写作时就包含着这种幻觉。因为如果一个人写的作品成功了，它就会超出现在的正存在着的读者而对着未来的读者。它会受到两三代人的评判，被传下去，被后代略作改变但保存下来。这儿有一种既是关于作品的观点更是关于人的观点得到增加，得到改变。比如说，当伏尔泰达到20世纪的意识时，他是一个已经被一层光圈映照的伏尔泰，他被看作是伏尔泰，而我们感到他已不是人——我们感到这层光圈来自他身上而同时也可能是照在他身上的另一个意识。也就是说，是一个类似上帝的东西。这在一些非常模糊、非常不相称的观念之中，是很难理解的，是仍然保有的变化了的神学思想因素；我想这些因素将随着世界的发展而逐渐失去它们的力量。
这是看着它们的上帝，这是把自己的意识给它们的上帝。而相反我们看到的东西是这些我们把握着的对象。就是说，意识在我们之中，对对象说来，它整个是缺乏意识的。它是在自在的水平上存在着。一个人还没有确信一个对象是没有意识时，这是一个应该被注意研究的复杂问题。一个人在对整个世界的对象是没有意识的想法做出概括之前，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正像我刚才说的，神学意识往往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复活，滑到这些对象之中。而这恰恰是应该避免的，因为这不正确。
对象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把各种不同的方面给予考察它的人们。而且还有不是人的意识，例如动物的意识、昆虫的意识。这样，对象按照理解它的意识将自身弃置于完全不同的方式中。但对象是在这些意识之外的：它存在，但没有自我意识；它是自在地存在。虽然自在和自为显然是连结着的，但根本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因上帝而连结，而几乎是类似斯宾诺莎的那两种属性：自在是有着对它的意识的东西，而意识仅仅作为对于自在的意识而存在。无疑它也可能是关于自为的意识。但只是在有关于自在的意识的情况下才有关于自为的意识。因此，被看作上帝存在的自为的自在是不可能的，这仅仅是理性的观念，没有实在性。另一方面，又有着自为的自在对于意识和事物的连结，这种连结是自为的自在的另一种形式，它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在这个特定的时刻我正意识到这儿我面前的一大堆东西，它们真实地存在着，我看到了它们的存在本身。我看到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或一块岩石的自在。
这是来自他们的选择，来自他们自身，来自他们的自由；再就是来自各种影响。他们受到仍持有门世纪观点的人们的影响，比如说，教士或者基督徒母亲；母亲们要比男人更迷恋于宗教，至少在早些时是这样。在我看来，这些人代表了青年人不感兴趣的某种东西——青年人还应该形成他自己——那些已经充满过去气息、一个衰朽的过去气息的东西。相信上帝的年轻人想必同传统有着联系……跟我们不同。
它确实给他们带来好处。较令人愉快的是相信世界完全是封闭的，带着一种不是由我们而走由一个全能的存在创造的综合，这个世界是由我们每个人组成的。一切苦难都是来自这个最高的存在允许或希望的一种考验，一种应该使事物如其所是的考验——也就是说，这是些没有任何人希望的并且对经受这些苦难的这个人不会带来任何东西的不该承受的苦难。善行也是这样，这不是任何特定个人的善行，而是同样代表着任何人都没有给的给定了的东西。为了重建意识到一切、看到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和既确立这些关系又确立它们的结果的上帝的观念，人们就必须抛弃科学，抛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返回同我们己确立的世界完全相对立的世界。也说是说人们就得保留一种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的观念，虽然他们也许没有这样说和没有直接希望这样做。
现在这个自由不是为了让我可以给上帝他所要求于我的东西；它是为了发现我自己并给我自己我要求于自己的东西。这是根本的。我同他人的关系是直接的。它们不再以这个全能者为中介。为了去爱我周围的人我不需要上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我完全不必同无限者打交道。我的行动构成了一个生命，我的生命，它就要完结，它几乎已完结了，我对它的评价是没有太多的过错。这个生命跟上帝毫无关系，它是我希望的那个样子，而部分地是我无意中造成的样子。现在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我是满意的；我不需要把这归之于上帝。我只是需要把这归之于人，别的人和我自己。我认为，就我们或多或少在努力振兴一个没有上帝的有其自己的原则、目标和统一性的人类说来，我们都是无神论者，也许不是每时每刻，但确实是在我们一生之中——至少我们都是那种发展着的越来越实在的无神论的无神论者。
上帝是一种预制的人的形象，是无限增长的人；人面对这个形象，被迫努力去满足这个形象。这样，它总是一个同自我的关系问题，一个荒谬而又有巨大要求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应该受到抑制，因为这不是同自我的真实关系。同自我的真实关系是同我们真正所是的东南的关系，而不是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形式中含糊地形成的自我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