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善为治者，所慎重而专任之者（专任：专心任职。），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统责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于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之加必自贵者始。盖任重而责之者厚（责：责罚。），厚不为刻也；任轻而责之者薄，薄不为私也。夫如是，贵者难其事（难(nuó)：通“”，慎重。），而不敢有以位为乐之心；贱者量其力，而无皇皇于冒进之意（皇皇：同“遑遑”，匆忙，急切。）。乐其职，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传不云乎（传：泛指书籍。）：“厚味实腊毒，高位实疾颠。”（“厚味”二句：语出《国语·周语下》。厚味：指酒味浓。腊毒：中毒快。腊(xī)：速、快。疾颠：很快垮台。颠：颠覆。）古之人自一命以上（一命：周朝官吏等级有一命至九命之别，一命最低。），其忧患递相增也，以至于卿相，惟庶人则无忧。
悲夫！自三代而下（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士之畏富贵而不居者，何少也！使士也无考核场屋之苦，文字声病之学，褫夺扑责之刑，而又无农工商贾之瘁（瘁(cuì)：劳累。），以获高位之名，则天下有一不为士者，其心必不服，人主尚安得四民而用之哉（人主：皇帝。）？或曰：如此则非所以贵贤贱不肖之心，且无以磨厉人于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贵贱，非如古之世。其贵贱也，以为不贤乎，则固有时而为公卿大夫矣；以为贤乎，则公卿大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弃贱就贵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阪(bǎn)：山坡。），虽贲、育之勇（贲、育：指战国时代的勇士孟贲和夏育，秦国人。后泛称勇士为贲、育。），不能抑之。圣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数与贵贱参之（数：分量，程度。），而听人能不能者之自处之。政之失也，则专其利于所贵（专其利于所贵：专门使所富贵的人得到利益。），而专其害于所贱。夫避贱而趋贵，罪之可也，然使卑贱之忧患甚于富贵，人孰不避忧而趋乐？是人臣之利，非国家之利也（“人臣之利”二句：指“专利其所贵”只是有利于大臣，而不利于国家。）。然有公忠体国之大臣，则亦不利乎此矣。
天下的祸患，并非社会生活情事盘根错节是祸患，并非法令本来不具备是祸患，并非财力不足是祸患。做官的有不办事之心，而只以其官位为暂时寄居之所，急切地想着脱离现职再求升官，才是最大的祸患。
现今士、农、工、商这四民之中，士的地位比农、工、商人富贵，这是十分明显的。假使农、工、商人，全都急迫地有当士人的心思，那么正在当农民的，荒地必不能开辟；当工人的，技艺之事必不能精熟；当商人的，不管能否赚钱，必不会换职业。但是天下的百姓，却有自乐于从事其农、工、商人事业，而以当士人为畏途的。那些读书学道的士人，有科举考试的艰苦，有考场写诗作文讲求声律的学问；违反了考试程式要求，就还有夺去功名衣冠受笞打责骂之刑罚在其后。凡是士人所深深忧虑并认为是奇耻大辱的，普通百姓皆能超脱而无忧。这些普通百姓，考虑到自己的身份而艰苦从事自己的职业，有万万不可尝试士人之苦的理由。所以他们都心甘情愿绝意士人之业，乐意从事自己的职业而不改变主意。现今当官的却不然，无论愚还是智贤还是不贤，全都有决心做公卿大夫的心思（公卿大夫：在这里指地位高的官吏。）。官吏的升迁任命，或者以一年计算，或者以十几年计算，都不是早晨上任晚上就可以升迁提拔的。但他们身系于此，一心想着离开现职而升迁的，却是多得计不胜计。有的人当官十年而不升调，那么同乡的人就会笑话，连亲友也会不如以前亲热。忘记自己的职分而苟且追求，互相效仿已成风气。官位爵禄，是表现廉耻的药石，善于运用，廉耻操行就能具备，不善于运用，就会丧失；廉耻这东西，是聪明与否的堤防，坚固你的堤防，注重廉耻，聪明才智就富有，而溃败你的堤防，不重视廉耻，聪明才智就会枯竭。聪明才智枯竭 了，虽然勉强做事，施行与颁布政令，对你的百姓应酬对付，也只是徒具形式而已。所以说有不办事之心，而以官位为暂时寄居之所，急切地想脱离现职再求升迁，这是最大的祸患。
虽然如此，这祸患，不是卑贱的人造成的而是高贵的人造成的；不是高贵卑贱的悬殊造成的，而是处理贵贱不公造成的。大臣，好比将帅；下属，好比士卒。打仗时军队失败，并不是因为大将单独逃走，而依法治罪，一定要从大将开始。现今的大官，每天拜见请示问候起居生活的，是下属官员；供给柴草粮食烧炭的，是下属官员；加以声色驱使的，是下属官员；听从考核迁调的，还是下属官员。有了罪，却说：是下属官员承办的呀，怎样审理的，大臣不知。与下属同时有罪，就说：这是大臣，不能与下官用同样的科条治罪。按法律治罪了，或降级，或罚俸禄薪水，却不久又恢复原职原薪。罪过相同，而地位卑微的，便一蹶不能再起。这样使用法律，原来地位卑贱的自然不能心服。心不服却暗自忍受办事，这样他自身便不会安心，他在职也就不能尽责了，这样他把职位只当做暂时寄居之所，而迫切希望离职，也就是自然的了。
那么怎么办才合适呢？我说：善于治理的人，有所慎重而专心任职的，是大臣。假若小臣之事，统由大臣负责，那么大臣之罪，就不应分给小官，其大臣与小吏之罪一样，绳之以法必定要从高贵的人开始。官位大而责罚重，重不算苛；官位小而责罚轻，轻不为私。这样做，高贵者慎重办事，而不敢有以地位为快活的心思；卑贱者量力办事，没有急切冒进之意。任职愉快，所以他心安；安心，所以能把事办成。书中不是说过吗：“酒味浓其实中毒更快，地位高其实颠覆更快。”古代官吏从一级往上，官越大忧患增加越多，一直到卿相；只有普通百姓没有忧患。
可悲啊！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士人怕富贵而不愿当官的，何其少啊！假使士人没有科举考试的苦处，没有文字声律之学的约束，没有褫夺衣冠扑打责骂的刑罚，而又没有农工商人的辛劳，这样就能获得高出世人的名望，那么普天之下有一个没有当成士人，他的心里必然也要不服，这样一来，皇上哪里还会有四民供使用呢？或许有人会说：就没有贵重贤人鄙薄不贤之人的思想了，而且也不存在用功名磨砺人的途径了。我说：现今的贵贱，不像古代。那种贵贱，以为不贤么，却原本有时当了公卿大夫；以为贤么，那么公卿大夫，都来自小臣。而且人去卑贱向往高贵的心思，就如同水向下流，如同泥丸在山坡上会滚动一样，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敢，也不能阻止。圣人不得已根据利害关系重要与否再参考贵贱地位，而判断一个人能不能办事自行处置。政治的失误，在专门让富贵之人得利，而专门让卑贱的人受害。避免卑贱而一心向往富贵，怪罪他是可以的，但是让卑贱之人的忧患多于富贵之人，哪个人不避免忧患而追求享乐呢？这样干是臣子官吏得利，而非国家得利。即使有为公忠实体恤国家的大臣，那也不利处理这种关系了。
太乙舟山房文集序（太乙舟山房文集：桐城派作家、姚鼐弟子陈用光文集名。陈用光，字硕士，山东新城人。）
本文论文章写作，强调要表现“人之真”，即表现作者的真性情，这涉及了创作的个人风格问题。文章的个人风格，来自个人真情实感的描写，不弄虚作假，不矫揉造作。对于文章创作来说，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作者评论陈用光及方苞、刘大櫆、姚鼐的文章风格，指出方、刘、姚虽属同一流派，其风格却“较然不同”，“盖性情异，故文亦异焉；其异也，乃其所以为真欤！”这种见解和分析方法都有独到之处。
见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真者也。见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真者也。人有缓急刚柔之性，而其文有阴阳动静之殊。譬之查、梨、橘、柚（查：即山楂，又名红果。），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犹裘、葛、冰、炭也（裘：皮衣；葛：用葛布做的夏衣。），极其所长（“极其所长”二句：意为：把长处用到极尽，就会显出其短处。如裘衣的长处在于保暖，适于冬天，而其短处也正在它保暖，不宜于夏天穿用。），而见其所短。使一物而兼众味与物之长，则名与味乖（乖：乖违，不一致。），而饰其短，则长不可以复见，皆失其真者也。失其真，则虽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真，虽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刚柔缓急见于言语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盖文之真伪，其轻重于人也固如此（固：必，必定。）。
新城礼部侍郎陈公（陈公：即陈用光，道光间曾为礼部侍郎(礼部副长官)。），为古文学得于桐城姚姬传先生（姚姬传：姚鼐字姬传。），扶植理道（理道：指儒家理学。），宽博朴雅，不为刻深毛挚之状（刻深毛挚之状：苛刻严峻，剑拔弩张之状。毛挚：猛禽捕取飞鸟时，常要将羽毛张开，故称“毛挚”。），而守纯气专（守纯气专：操守纯正，志气专一。），主柔而不可屈（主柔而不可屈：为文以阴柔为主，柔中有刚。桐城派论文章风格，分刚柔两种，姚鼐首倡其论，后期桐城作家多遵之。）。不为熊熊之光、绚烂之色，而静虚澹淡，若近而若远，若可执而不停（若可执而不停：好像能把握而又因流荡把握不住。以上数句形容陈用光的文章风格与意境。）。盖其德性粹正，得之天而襮其真于外者（襮(bó)：暴露。），于文其大端也。
道光十五年秋，公薨，人无知不知，皆喟然曰：“古君子不存于今，然公独其形质亡耳。”浩浩然随流平进（平进：并进。），而不鞑撅于升降也（鞑撅(qiān guì)：无礼计较。）；家贫屡空，而不戚戚于丰殖也。见一善而亟下之（亟下之：急忙屈尊而礼下之。下：屈己待人。），乐称道之，忘年位之尊与善之。非在己也（非：过失。），庄庄乎不自枉以导人（自枉：自己曲意掩饰自己。导：引导，影响。），而不龈龈于崖岸也（龈龈：争辩的样子。崖岸：高峻的山崖堤岸，用以形容态度高傲。）。虽没世后，读其文如见其生平言语行事。嗟夫！是岂可以伪为之哉。
夫公之学固出于姚先生，而文不必同然。前于先生者，有方望溪侍郎，刘海峰学博（学博：学官，刘大鏪曾做教谕(县学官)。），其文亦皆较然不同。盖性情异，故文亦异焉；其异也，乃其所以为真欤！
公之薨也，子兰第以遗令定文于曾亮（遗令：留下指示的话。定义：审定文集。），故谨序之。昔尝见语曰（见语：对我说。见：被，加。）：“尊公太夫人遗事幸示余（幸：非分得到。尊公太夫人：指梅曾亮的父母。），相为作墓表也（墓表：刻在石碑上表彰死者的碑文。旧文体之一。）。”言诺犹在，今乃序遗文于公，其尤可感也夫。
见到一个人就知道他的内心，这人是真实的人。见到他的文章就知道他这个人，这文章是真实的文章。一个人有迟缓急躁刚强柔弱的性情之分，人的文章有阴柔阳刚奔腾静穆之别。譬如山楂、梨子、橘子、柚子，味道不同而各与它们的果名一致，味与物一致；好像皮衣、葛衣、寒冰、火炭，让它们的长处达到极点就都能见到它们的短处。让一件东西兼有各种味道和各种东西的长处，那名与味就不一致了，掩饰它们的短处，那它们的长处就再也见不到了，就都失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了。失去了真面目，那么人与人虽然促膝相处也不会互相了解。文章有真面目，即使是千百年以上的人，其性情的刚强柔弱迟缓急躁表现在他们的言语和办的事情上，人们仍然可以因此而知道。文章的真伪，其重要性对于人来说必然是这样的。
山东新城县礼部侍郎陈用光先生，从事古文之学得益于桐城姚鼐先生，他的文章扶植宣扬儒家义理之道，宽缓广博、朴实典雅，不做刻薄剑拔弩张之状，操守纯正志气专一，以柔为主而柔中有刚。不追求激昂壮大的光景、绚丽斑斓的色彩，宁静从容清淡，境界好像很近又好像很远，好像可以把握而又流荡不止。这都是因为作者道德纯粹端正，得之于自然而表现其真貌于外表的呀，这就是关于他的文章表现其性情的大概情形。
道光十五年秋，先生去世，人们不论对他熟悉不熟悉，都感叹地说：“具有古代君子之风的人现今没有，但先生独具古君子风采特质因为先生去世也消失了。”先生在官位上浩浩然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升迁，却从不计较自己的升降；家中原本贫困多次断粮无食，却从不为追求富有而动心。见人有一点好处便急忙屈尊礼待，乐于称道，忘了年龄地位的尊贵而与之交好。有了过失在自己身上，就严肃地不自加掩饰而拉出别人，不高傲地和人争辩。虽在去世以后，读其文就像见到了他生平说话办事一样。多么令人感叹！这哪里是能够伪装做得出的呢。
先生的学问虽然出于姚鼐先生，但文章风格却不必要相同。在姚先生之前，有方苞方侍郎，有刘大櫆学官，他们的文章风格也都明显不相同。这是因为性情不同，所以文章风格也不相同；他们的文章不同，才正是他们文章是真实的原因所在。
先生逝世之后，他的儿子兰第用先生的遗嘱让我编审先生的文集，所以恭谨地为文集作序。早先先生曾对我说：“遵公太夫人的遗事有幸给了我，我要为他们作墓表。”所讲承诺犹然在耳，现在我却给先生的遗文作序了，这尤其令人感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