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黑人女性一般没有穿长裤的习惯，而喜欢穿有各种印花图案的长袍，或是称为“巴依”的传统裙子。“巴依”在扎伊尔中青年和老年妇女中最为盛行，它是由三块各种图案的花布组成，分三层，长短不齐而又十分巧妙地束在腰间。必要时可解下一块儿包住背上的孩子。白天“巴依”是◎文化联欢节刚果（金）舞蹈妇女的衣着，晚上解下来也可以作铺盖用，铺半块儿盖半块儿。“吃饭靠上树，穿衣三块布，花钱靠援助”，扎伊尔三句俗语的第二句可能由此而来。女人们特别喜欢红白两色的服装，因为这两种颜色在充沛的阳光下能与黝黑而细腻的皮肤构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色彩明亮、鲜艳，可衬托出黑人女性丰满健美的特有风采。黑人在衣着上对颜色的审美追求，引起旅非各国画家的浓厚兴趣，黑人女性成为人物画创作中最引人注目且别具风格的表现题材。2“你见过多大的小孩儿生小孩儿”，这句话咋一听怎么这么绕口，回答：我见过不满十岁的小孩儿生下了小孩儿。这句话猛一听又这么不可理解，但千真万确。这是发生在蒙博托总统家乡格梅纳乡村的一个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女孩儿和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小男孩儿同居生活后，早产生下一个小女孩儿。我见到这可怜的孩子时她已经有两个月大小了。那次，我陪蒙博托总统到了格梅纳，白天医疗点的队员们都去医院上班了，驻地只留下刘继友师傅、一个黑人帮厨和我。闲来没事，我们三人在芒果树下石板凳上闲聊，大芒果树上不时有熟透的芒果自然掉在地上，发出“嘭、嘭”的声响。我不经意地盯一眼树上的芒果怕掉下来砸在我头上，还不时地望一眼驻地大门口。这时刘继友师傅养的一条大黄狗“汪、汪、汪”地叫了起来，大门是关着的，随着狗叫声我朝大门口走去，准备开门看看门外有什么情况。在扎伊尔有一件怪事：在黑人地盘儿上中国人养的狗从不咬中国人，生人熟人都不咬，也很少叫，但唯独咬黑人，不咬也猛叫，生人熟人也一样，就连中国人雇的黑人帮工、黑人司机也同样，狗对他们狂叫。这狗叫得太欢实了，一听就知道来的是黑人朋友，而且是常来的人。果不其然，当我牵住了黄狗，开了大门，见门外站着一个战战兢兢、回答问话唯唯诺诺的十来岁的小男孩儿，他赤脚、穿短裤、光着脊背，肩背一个破旧编织小口袋，内装估计有一二斤重的豆类物品。我把小男孩儿引进了大门，不远处在树下的刘师傅也招呼进了大门的小男孩儿，但他不敢快走奔向刘师傅，而是躲在我身子左后侧不远处慢行，因为我右手还拽着狗哩。来到树下，我把黄狗拴在离伙房不远处的一根木桩上，去厨房找了两块猪骨头扔给了黄狗。黄狗便不再朝来的黑人小男孩儿汪汪叫了。我走到芒果树下，问小男孩儿：“干嘛来到中国人家里？”男孩儿答：“卖花生，你买吗？大夫。”男孩儿随口反问，倒也不认生了。这时刘师傅搭腔：“你猜他多大？”指着男孩儿问我。我回答：“十岁左右吧。”刘师傅答：“对喽，十一岁，而且是一个两个月孩子的爸爸了。”刘师傅的后一句话让我吃惊不小。我回过头来问站在一旁看我和刘师傅对话的男孩儿：“你有孩子了？”他点头称“是”。我又问家在哪儿，远不远？他手指大门外的一个方向，说不远。我说：“走，带我去你家看看。”男孩儿看了我和刘师傅一眼说道：“我还卖花生呢，用卖花生的钱买玉米面做饭吃呢。”我说：“花生先背着走，到你家我有办法让你吃上饭。”刘师傅说：“你去吧，这小男孩儿经常来这里做‘生意’，都熟悉了，不会有什么事。”我让男孩儿在前面领路，出了大门朝他家走去。那只大黄狗又“汪、汪”叫了几声，算是送行礼。走了约一公里路，来到一个圆形茅草棚前，草棚的四周是用泥巴垛起来的墙，顶部是用椰树、芭蕉树叶和树皮搭成的圆形顶盖，高约两米，草棚那个一米多高的小门口上吊着一块脏兮兮的半截花布帘。泥墙的四周还开有两个脸盆大小的窗口，用两三根木棍支撑当窗棱。
虽然已近上午10点，阳光强烈，但从窗口向草棚“屋”内望去，里面却有些昏暗，看不清有什么东西。男孩儿在门口轻声说了几句“林加拉语”，不一会儿从门帘处走出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儿，个子比男孩儿略高点儿，怀里抱着一个用花布裹着像“猫”一样大小的婴儿！我惊呆了，问女孩儿：“你多大？”她声音有些哆嗦着答道：“十岁。”我手指她怀中的婴儿问：“多大？”“两个月。”我片刻沉默无语，心如刀绞，老天造孽！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呢？他俩还是一对孩子啊！一对可怜无辜的孩子！我不忍心再看下去，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儿，强忍着咽下了肚。转身想离开回医疗队驻地，这时男孩儿的童声在我身边响起：“大夫，还买花生吗？”噢，我想起来了，我还答应买花生让他赚点儿钱买玉米面糊口呢。我转过身来到这对小夫妻面前，手扶着男孩儿的肩说：“花生我不要了，你留下吃或拿到别处去卖吧。但我给你钱，给你钱买玉米面，让你俩吃几顿饱饭。”说完把我身上所带的全部“扎币”掏出来，大概数了一下，全递到男孩儿手里。这些钱估计买玉米面做成“福福”，足够这对小夫妻吃上一个月了。对我算不得什么，一点儿零花钱而已，但可解决这一家人三十天的温饱。男孩儿双手捧着接过了“扎币”，和女孩儿一起并肩向我鞠躬致谢，抬起头时，两人面颊已流下了泪水。女孩怀中的婴儿这时“哇、哇”的有气无力地尖叫哭出了声，我不忍心再待下去了，挥手向他俩告别。第二天早上，我在为总统夫人做按摩时以聊天为话题引到了这件事上，并简要地用法语向总统夫人说起这件事。她静静地听完，停顿了一下语气平和地说：“是啊，大夫，这样的事在您们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我们这里却很常见，尤其是农村地区。他们穷，没有办法。这里还是总统的家乡，总统时常接济他们，但有困难的人太多了，接济不过来。”是啊，“扎伊尔公民啊，公民实在困难，但没办法。”一首扎伊尔歌谣这样唱道。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念念不忘格梅纳那一对小夫妻，你们还好吗？实际社会情况在扎伊尔大多数地区又如何呢？恋爱、婚姻自由，是扎伊尔人的普遍观念，
他们不仅懂得爱情，而且都有自己的爱情、婚姻和家庭观。在选择配偶和婚姻问题上，不存在父母家长包办现象，甚至都不需要介绍人。黑人性发育成熟较早，一般男子十四五岁，女子十三四岁即到了性发育成熟阶段，男女一旦到了成熟年龄就独立交往，自由处事，家长不干涉、不阻拦。男女双方确定关系后，至多告诉父母一声，或把情人领到家中看望一下，然后即可同居成为夫妻，但不一定要马上举行结婚仪式。黑人在婚姻观念上是以同居为主要特点的，而结婚仅仅是取得法律承认和举办的一种庆贺仪式。黑人大多数是在男方二十四五岁、女方二十一二岁时举办结婚仪式。但这个年龄已经有了三四个孩子了，也有个别的在三四十岁才举办结婚仪式的。实行现代文明的“一妻一夫制”是扎伊尔现代社会家庭的主流，特别是在城市，在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中间，大多数人是这样做的。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大多在农村地区常见，而且在法律上并没有明文废止。农村的男子一般不在田间劳作和操持家务，大都做些小买卖。如此以来，收种木薯、玉米等繁重的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都落在了妇女身上。扎伊尔曾是比利时殖民地。由于受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在黑人家庭中男方爱情不专一、结交情妇很普遍，甚至抛妻弃子，另寻新欢的现象也是有的。从许多黑人朋友开玩笑的谈话中常听到所谓的“DeuxiemeBureau”的说法，法文意谓“第二办公室”。开始不解其意，后来才明白扎伊尔及非洲黑人喜欢借用“办公室”一词，暗指外遇或是情妇。在扎伊尔看到有不少被丈夫抛弃的妇女带着孩子，或独居或住在父母家中，已构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社会舆论给予严厉的抨击和谴责，但这种现象仍是层出不穷。扎伊尔黑人世世代代形成了自己的爱情、婚姻和家庭观念，与其他国家种族、民族相比，既有大体相似之处，又有某些差异。扎伊尔的丧俗，黑人大多实行土葬，无论男女老少，死后尸体需在家停放一夜，由家人守护，第二天送至山坡或坟场埋葬。尊重死者，在扎伊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风习。在街上遇到灵车，所有行驶车辆都要停靠路边为其让道，行人伫立致哀，灵车过后，方才通行。死者若是教徒，还要在教堂举行宗教仪式，村中所有的教徒都前去参加悼念，为死者唱圣歌，超度亡灵，之后全体教徒为其送葬。扎伊尔政府重视和支持人民群众在“死人节”对逝者举行哀悼活动，规定每年1月4日为“烈士日”，8月1日为“清明节”（同日又是“父母双亲节”）。节日这天放假一至两天，一些政府部长会代表政府分赴几个大的墓地和烈士英雄纪念塔，同群众一道参加“死人节”的悼念活动。在墓地，人们没有中国人的那种习俗，不烧纸，不添土，不磕头，也没有放声号哭的。人们只是秩序井然地、肃穆安静地站在墓前默哀一两分钟，之后低声致悼词再把棕榈酒洒在坟丘或墓石上，然后再次向墓地行注目礼，随后恋恋不舍地退出墓地。在首都金沙萨郊外，安葬着援助扎伊尔的几位中国专家。其中有两位是中国医疗队队员，一位名叫康登楷，翻译；一位名叫李敏，妇产科大夫。每逢中国的清明节，墓碑前都摆放着花圈和鲜花，有中国大使馆、中资机构、中国医疗队、华人华侨送的，也有当地政府部门和当地群众敬献的。“生者每年可以过365天，而死者每年仅过这一天的节日。”金沙萨报纸曾这样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