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帝汶相比，海地更危险。”段中慧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中国维和防暴队中唯一一名女行动官，她的主要任务是做好与联海团、各国维和部队、维和警察防暴队及当地政府的沟通协调，全力参与重大行动的情报收集、形势研判、方案拟制等。在海地执行任务的8个月时间里，段中慧陪同防暴队首长出访78次，联络友邻单位112个（次），参与“马提桑地区联合搜捕行动”等紧急重大勤务20多项。
中国防暴队是2007年4月12日到达海地的。15日，防暴队就接到联海团的通知，要求参会受领任务。段中慧凭着在东帝汶的维和经验，知道联海团在分配任务时有明显偏袒某个国家的现象。果然，中国防暴队的任务不仅重而且任务区分散，就是把战斗队员全部安排上去兵力也还是不够。再加上中国防暴队刚到海地，还不熟悉这里的整体环境，分配这么重的任务明显不合适。
当会议准备结束时，段中慧站起身来，将所有的问题一一摊开，进行了一次义正词严、思路清晰的申斥，表明了中方的态度和立场。自知理亏的联海团副总监只好让代表再次回到会议桌前，对勤务进行了重新调整。
后来每次的会议，联海团的官员和各国行动官都非常尊重段中慧的意见。中国防暴队成了公平、正义、和谐的主要倡导者。
2007年4月15日，到达海地才两天多，为了提前考察红色高危地区太阳城巡逻点的情况，段中慧带领一名外语队员乘坐巴西维和部队的敞篷装甲车，一边巡逻，一边听取情况介绍，与巴西男队员们一直深入到太阳城居民区，丝毫不顾个人安危，直到圆满完成任务归来。
海地康巴音乐节，在最混乱的时刻，眼看着现场失控，段中慧穿着20多公斤重的防弹衣与两名警卫爬过了5米多高的铁丝网进入隔离带，有些观众也跟着她爬过了铁丝网，她又爬过了第二张铁丝网通报在外戒备的队员，开着装甲车进入现场维持秩序，身上划出了血痕，摸爬滚打一身泥水，她却浑不在意。
当聊起号称“死亡之城”的太阳城巡逻、徒步巡逻等高危巡逻行动，段中慧也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我经常去。”
段中慧除了像其他队员一样承担执勤工作外，还兼任联络、翻译等工作。南京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她，每天需要处理几十份电文的翻译工作，还不时陪同防暴队政委出访友邻单位，负责联络翻译工作，每天只能睡5个多小时。
翻看段中慧的所有资料，你会从字里行间读到一个女军人的飒爽英姿，“罗袖洒赤血，英气凌紫霞”。然而转过身去，她也有脆弱敏感的另外一面，那是只能对自己默默倾诉的心事，不为人知。
段中慧第一次到东帝汶维和的时候，孩子还不到4岁，懵懵懂懂的还只是贪恋母亲的年纪。有一次，女儿在电话里哭着对段中慧说：“妈妈，是不是宝宝不听话，惹你生气了，你不要宝宝了。”
段中慧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心里刀割一般的疼。面对这样的女儿，她竟然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才好，无言以对的段中慧只能轻声地劝慰着女儿，许诺着很快就会回去，很快妈妈就会来陪你……她在心里请求着女儿原谅，不是妈妈不爱你，不是妈妈不想陪着你，而在地球另一边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妈妈。
然而，段中慧再次爽了女儿的约。2007年4月，段中慧奉命将要第二次踏上维和之旅。就在这个时候。女儿却发起了高烧，同为军人的丈夫出差在外，段中慧只好让爷爷奶奶带孩子去医院，而自己却要前去维和防暴队报到。
就在段中慧跨出家门的一刹那，女儿突然从奶奶的怀里挣脱出来，使劲拉着段中慧的衣服，放声大哭，一边哭还一边哀求着：“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乖巧的女儿已经开始明白事理，她知道妈妈这一次离开，又会有太久太久的时间见不到自己的妈妈。幼小的心灵经历过太多的别离，她甚至在段中慧转身的那一刻就已经产生了隐约的预感，哭泣只是她可以做的唯一挽留妈妈的事情。
段中慧硬下心肠，转身推门而出，女儿的哭喊声被她重重地关在身后，直到她快步行得远了，再也听不见那断断续续的抽噎，她才停住脚步，用手捂住脸，哭了。
对女儿的愧疚一直是段中慧心中的隐痛，这种痛日夜侵蚀着她的心，伴随着她在海地的每一个日日夜夜，久久无法释怀。
戴红是个能歌善舞的女孩，队员们说她是“军中百灵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听到戴红的歌唱，似乎浑身的疲惫就去了一大半儿。她身材好，跳起舞来刚柔并济，用男队员的话来说，看戴红跳舞，那就是两个字———养眼。
戴红是分到谢固高所在的小队的，提起这个女队友，谢固高表现得很钦佩：“她是刚刚从大学生入警的，学法语。”一开始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娇娇弱弱的，吃不了什么苦，结果几轮训练下来才发现，她不但没有叫过一声苦一声累，而且作为女队员却以无比的毅力坚持下来，善始善终，反而还带给了小队里所有的男队员一种无形的力量，大家都被这样的戴红感动了。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戴红是个胆小鬼，第一次射击的时候，戴红甚至被突如其来的枪响和猛烈的后坐力给吓哭了，尽管后来想起这件事是很可笑的，但是在当时，她真的切实地觉得，这样的军事生活是可怕而残酷的。
戴红并不喜欢服输，第一次哭过也就算了，她暗暗发誓，以后绝对再也不能哭！果然，后来的训练日子里，她一直非常刻苦，射击成绩日渐上升，其它成绩也稳步提高。眼泪，再也不属于戴红的子弹。
在训练中，戴红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该是个被人呵护，捧在手心的女孩儿，她甚至还争着抢着背沉重的装备，一点都不甘于人后。“很多男队员都觉得，女队员都这么做，我们男队员还有什么苦不能吃？”
戴红虽然年轻，可是却有着一颗善良的心，防暴队里7个女队员，每个人她都很关心，每个人和她的关系都很融洽，不管是谁心烦或者不高兴了，她就像个小女孩一样扑过去撒娇，缠着人连声开解：“别生气了！别生气了！”看着她天真的样子，哪怕是一肚子火也会渐渐消弭于无形。
有一次，“花姐”孙花玉生病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说话，很难受的样子。戴红一直把孙花玉当成大姐姐看待，见她这样，戴红心里也不舒服。想了想，她眼珠一转，一个点子冒了出来。
“花姐———”随着甜甜的一声呼唤，孙花玉勉强转过头来，皱着眉头看去，脸上的表情却瞬间由苦转惊，再由惊转喜，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戴红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床单披在了身上，当成了舞衣扭了起来，那模样搞笑又可爱。最有意思的是，她一边跳还一边唱歌给自己伴奏，唱的正是张惠妹的热辣快歌《Bad boy》。
“Bad boy，Bad boy，你的坏让我太无奈，Bad boy，Bad boy，让我对你说BYE-BYE……”戴红唱得兴起，索性拉着床单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大有“当红歌星”的“范儿”，就差点没大叫一声“请观众们跟我一起唱”了。
再看那边，孙花玉已经靠在枕头上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对着这样一个善解人意的开心果，所有的病痛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
戴红也有自己的小心思，有时和队友散步，她都会偷偷跑到岗楼那里去偷瞄一个人。女孩子年轻的感情却也只能埋藏在心里，防暴队严禁恋爱，所有的美好只能在柏拉图中悄无声息地描画，她知道，只有当所有的任务都结束，凯旋荣归的那一天，自己才能和那个人有所交集。
戴红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如今的她，已经和那个牵挂的他领了结婚证。曾经一起走过的维和生涯，也许会是他们幸福的婚姻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一笔。在那片充斥着枪炮与废墟的异国他乡，虽未相恋，却已经把彼此深深埋藏在心底，比起那些风花雪月，这样默默无言的战地爱情，更值得纪念。
张伟的漂亮，是那种人人称道的漂亮。浓眉长睫，杏眼粉腮，身材苗条，“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如果出去参加某个选美大赛，没准儿也能拿个全国前三甲回来。可就是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却戴上了蓝色的贝雷帽，选择了战斗在海地这样危险的国家。
张伟是襄樊樊城区人，今年26岁，家中排行老二，还有个姐姐，妈妈曾经当过英语老师。“妈妈怀着我的时候，还在给学生上英语课呢。”张伟说，很多人说她英语有天赋，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从小英语就不错，可能和妈妈那时的胎教有关吧。”
在襄樊四中读高中时，张伟选择了理科。“但我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学不好物理化学。”张伟尽管对物理、化学题采取了题海战术，可老是考不好。这与她的英语成绩优异形成鲜明对比。
张伟在理科班呆了两年多，高三开学快两个月时，大家已结束了所有的课程学习，转入高考复习阶段，张伟出人意料地转到了文科班。
很少有人对临时换班过来的张伟，抱有信心。转班不到一个月，赶上一次学校的摸底考试，半路出家的张伟又给了大家一个惊喜：全班近70名学生中，她排在第11名。
1999年，张伟参加高考，被湖北大学录取，专业是她心仪已久的外语。
1.63米的个头，苗条的身材，干练的短发，举手投足无不彰显自信、率真本色，张伟注定是校园里打眼的那种优秀女生。班长胡晓燕说：“张伟是那种校园里放眼望去，准能一眼找到的人。”
大三时，张伟一次性顺利通过了国家英语专业八级考试，还代表湖大参加湖北省首届口译大赛获得二等奖。张伟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并加入了校艺术团的舞蹈组，曾多次参加各类文艺演出。同学说：“我们都以为她是个很合适进外企的人，但快毕业的时候，她报名应征入伍，成为一名边防武警，不可思议啊，一个那么时尚的女孩，穿上了军装。”
张伟承认，自己也确实想过和大多数同学一样，选择一家外企，当白领丽人，但家里姐姐是军人，姐夫也是边防队员，自己对部队有天然的好感，刚好毕业那年，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到武汉招入警大学生，自己便成为当年湖大惟一走进军营的毕业生。
部队，对张伟而言，是完全陌生的环境，“第一次拿起枪时我都有些害怕”。刚刚走进军营的张伟，有点找不着北。
入伍集训是非常枯燥和艰苦的。张伟生性活泼好动，平时在学校通常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现在要一身橄榄绿，每天队列、军姿，遇到起风下雨，还要在泥水中摸爬滚打。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她有点怀念大学生活了。
张伟还记得集训那阵的糗事：染了一头红头发，队长拿条令条例教育未果后，天天被扣分，成了队长心中的钉子户，最后不得不染黑回来。
短暂的阵痛后，张伟慢慢成长起来。集训结束时，她以5发子弹保持在45环以上的手枪射击成绩，被称为女神枪手。
没过多久，姐夫成为中国第四支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一员，“防暴队是个锻炼人的地方。”姐夫也希望她有机会去海地维和。
直到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单独组建第五支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的消息传来，张伟立即报名，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她在选拔考核中，以体能两项满分，英语、射击均为优秀的优异成绩，从两万多人中脱颖而出，入选防暴队。
2007年4月12日，张伟和队友一起飞赴海地。
张伟担任的是防暴队办公室执勤官，工作概括起来就是协助办公室主任督促、检查各项规章制度以及领导的命令、指示在部队中的贯彻落实和执行情况。尽管不用像战斗队员那样经常深入战地，经受枪林弹雨的洗礼，但张伟的工作并不轻松。“我们要监听内勤和外勤的对讲机，他们白天每半个小时给指挥中心报一次情况，晚上是每15分钟报一次情况，我们要对整个部队的动态有一个了解，知道大家现在都在干什么，做一些什么工作，心中有数。”张伟说。
张伟反复归纳整理各类报告，利用互联网学习当地的文化民俗，提高业务水平。在8个月的时间里，她执勤期间所经手的上百个邮件、函件中，未出现一起失误，受到联合国和全体队员的称赞。
由于张伟的工作比较繁重，所以她也很少出门，仅有的几次外出中，有一件小事让她记忆犹新。
防暴队员们每天早上起床都要打扫环境卫生，可是海地的扫帚特别难用，跑了几家超市也没买到合适的，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上山砍竹子自己做。于是张伟和几个队员就一起出发了。
“那次我和后勤分队的几个同志一起去山上砍竹子，我们开车开到一片野竹林，大家就停下来了，见周围没有什么人，我们就动手开始砍了。谁知道刚砍了没几根，就有人走来，端着武器过来了。”
由于对方拿着武器，所以不明就里的张伟和她的同事们也马上进入了戒备状态，在经过双方简单的交流后，她们才知道这是一场误会。“他们跟我们讲，说这个竹子是有主人的，不是野竹子，是有园林主的。然后他们马上打了一个电话给园林主，园林主带了几个保镖就过来了，气势汹汹的。”
“然后怎么办？给钱呗，我们后来还和他们讲价，一根竹子多少钱什么的，说要五十根。结果那个园林主一看是来了大主顾，立刻喜笑颜开，还主动帮我们砍呢。”张伟笑了起来。
看到张伟她们需要扫帚，当地老百姓也拿着一捆扫帚向她们推销。一捆是12把，喊价20美元。张伟这下来了兴趣，充分发挥了女孩子砍价的天性，大显身手，与他们侃了很久，最后在临走之前，居然已经降到了5美元。张伟为此乐得久久合不拢嘴。
叫孙花玉一声“姐姐”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当她温和地看着你的时候，你真的会想到自己的姐姐或者某个久别重逢的亲人。
她很健谈，也很外向，可以很快和每一个新结识的人聊到一起去。她语速很快，思维也清晰，善解人意，和她在一起，永远不会有话题聊完的时候。
事实上，在部队里很少能见到像她这样感性的女兵，谈起战友情她会红了眼眶；说起自己训练时的糗事她会笑得前仰后合；看着在一边乖乖等着自己的儿子时，她身上溢出的柔情足以把人溺毙。
孙花玉之所以想去海地，是因为她的一个同学，当初去了刚果做战地医疗队。孙花玉看过一些同学的照片，看见他们在雪地里集训、射击，和在刚果的很多画面，她被震撼了。
“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去，如果不去，也许是一辈子的遗憾。”
于是，就义无返顾地报了名。
老公起初是不同意的，一口气数落了孙花玉的一大堆缺点：“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37岁，哪里还和普通女兵一样能抗能拼？英语专业也不是很好，体力更不过关，你去海地不是给部队添乱吗？”孙花玉一听这话急了：“我们同学也和我一般大，她们都能去，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是实现我梦想最好的机会，最好的平台！”
老公拗不过孙花玉，没有办法，为了可以照顾孩子，不让孙花玉分心，他辞去了原来在广州的高薪工作，改到珠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