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天曾开玩笑地说，别人说我的小说很有现实感，很有些当下的“中国经验”，这是因为，很幸运我是河南人，父母把我生在了河南。河南这个地方普遍而独特，为什么我们都说河南是中原？因为中原就是中国的中心。中国的中心既然是河南，那河南的中心又是在哪儿？今天，我正经八百地、明确无误地，而绝非玩笑地告诉大家这个我不愿意给别人说的秘密，河南的中心，就在我们县。我们县的中心在哪里？就在我们村。那么，我们村的中心在哪里？就在我们家、就在我们家院里的一棵树根上，就在我家院里房檐下的那块石头上(笑)。
同学们，你们谁如果有兴趣去我家看一看，会发现我家院里的那棵树，那块石头，确实就是我们村的中心，就是我们县的中心，就是河南的中心，就是咱们今天谈到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现实的中心。有了那块石头和那个村落的中心坐标，我就可以营造出整个中国的现实。那么，河南也确实是这样，最富有和最贫穷的，最政治化的和最边缘化的，最深刻的和最浅薄的，最理想的和最世俗的，你在河南都可以找到，都融合在了河南人的身上。几年之前，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说河南人如何如何，但恰恰是这个中原，这个河南，为我们提供了整个中国的一个透视点。我的写作，我写作中关于个人主义的自信，说实在的，就是因为我是河南人，就是因为，我坚信我们家的那个村庄，正是整个中国的中心。而我家院落的那棵树，那块石头，也正是中国的中心点。
还有一点，就是你找到了中国的中心是在你家的院落里，那么，世界的中心在哪里？原来，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以为世界的中心就是在中国，后来发现地球是圆的，不是平面的圆，而是圆球的圆。那么，就不能再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了，数学家、科学家、哲学家，一切有学问的人，这时候都不知道世界的中心在哪了。就在这个时候，作家发现了世界的中心在那儿。原来，世界的中心就在作家的内心，就在作家的灵魂中，就在作家充满个人主义写作的笔下。作家不仅发现，而且也已经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中再三证明，世界的中心，就在最个人主义的充满灵魂不安的写作中。(笑，掌声)
谢谢大家，谢谢上海大学举办的这个文学周。
三、文学与亚洲“新生存困境”（原为作者在韩国“亚洲文学” 研讨会上的发言。）
阎连科
文学与亚洲“新生存困境”，这是一个大而空的话题，也是一个具体实在的话题。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发言，是基于在今年上半年，中国的两次巨大的自然灾害，给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民带来的生命和财产上触目惊心的灾难。尤其是五月十二日中国四川的大地震，骨肉同胞生命的消失，到了以万论计其数目时，我们就不能不感到一种刺心的疼痛，不能不总是去想象那令人爱莫能助、又无可奈何的生死场景：那被砸在地震瓦砾下的老人的头颅，那被压在学校坍塌的楼房下的一片孩子们的尸体，那淋在雨水中、而身子在楼板下却面向天空、曾经呼救过而又死亡的抱着婴儿的妇女……人类的生命，在那一瞬间，轻如飘逝的柳絮。活生生的身躯：父亲、母亲、爷爷、奶奶，还有那些可做我们儿孙的孩子们，他们在瞬间之前，还和我们共同呼吸在一片天空之下，可在瞬间之后，留给我们的却是成千上万、血肉模糊、残肢断臂、再也不能呼吸和言说的躯体。
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面对活着的我们，永远地保持着无奈的沉默；也永远地无法明白，他们成千上万的生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究竟应该有谁来为他们负上这笔生命之责？是自然，还是人类？是过去上万年的时间引起的地质变化？还是最近数十年改河砌坝、挖山断流的经济高速发展和魔鬼变化般的城市化建设？
还有，今年二月的春节期间，中国南方遇到的百年不遇的大雪，房倒屋塌、交通阻断、电力瘫痪，滞留在公路、铁路、机场上要回家过年的旅客，黑黑压压，以亿论计，如同一个日本、两个韩国的人们，都在冰天雪地中饥寒交迫，昼昼夜夜。如此等等。还有2003年让全世界都为之担忧的“非典”和后来紧随其身而到来的禽流感、现在仍然让中国人为之忧虑的手足口疫病等，这些都是天下大事，也都是每个中国人所必需面对的日常生活。都是我们的文学不能承担的思考，但又不能不去面对的生存和日常，生命和存在。
文学不是科学，不是哲学，更不是医学和生命学。文学没有能力承担一切可以被科学命名的命题，没有能力阻止和改变当今世界上因为全球化和城市化进展所带来的我们必须正视的人类——尤其是我们亚洲正面临的“新生存困境”。
新生存困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已经从早年我们说的因自然根源造成的人类的贫穷、饥饿和疾病，转变成了今天因为发达和追求发达而造成的因改变自然而出现的灾难和人类新的生存境遇。如我们多年来一直说的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如我们每个人都亲眼目睹的资源掠夺和各种早先未曾有过的疾病的出现和难以控制的蔓延。
亚洲是世界的亚洲。中国既是世界的中国，也更是我们亚洲的中国。中国今天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后，同时也给他自己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整个亚洲无可避免地带来着始料不及的新生存困境。而亚洲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环，中国文学作为亚洲文学的一环，我想，面对这个逐渐到来的亚洲新生存困境，文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文学不能不关注这些问题。就像写作不是爱情，但写作不可能不去表达各式各样的爱情；写作不是粮食，但文学不会不去描写饥饿和人们的衣食住行一样。新生存困境，也许在日本、在韩国、在中国台湾，还没有那么明显的迫在眉睫。但是，近年中国的发展，中国过度迅速和繁荣的城市化建设，所带来的人们的新生存困境，已经如同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深埋在了中国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享受和推动着城市化建设的每一个人的命运之中。刚刚过去的如同昨日般的印尼大海啸、缅甸大风灾，中国的四川大地震和春节南方大雪灾等，正是这种黑洞的塌陷和最初的展露，是新生存困境向中国、向亚洲的端倪表露的开始，它不直接影响和改变我们亚洲的文学现状，但却直接改变着我们整个亚洲的生存现实。
无可否认，一切的文学，都是写作者的生存现实。
一切生存的现实，都必然会走入写作者的精神世界和其作品之中。如果说，亚洲的新生存困境，距离我们个人的写作还比较遥远，我们没有切身和内心的深刻体验，无从切实地用文学之笔去描摹和写作这些；如果说，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是作家个人的心灵展现，而无法去表达他人的人生体验和其见闻；那么，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作家，来自中国中原地区最为偏穷的乡村的写作者，那种在中国的现实中，因为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也同样给我家乡所在的那个自然村落，带来了有形、无形的巨大变化，甚至是带来了让人无法承受的灾难。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家乡的那个村落，古朴、自然、充满源自山水和土地的诗意。在我家门前那一片被树木遮掩的草屋之下，原来是一条清澈的河流，日夜流淌，四季不断；在我家房前二百米外的山坡上，曾经是一片三月火红的桃花园林；在我家房后的一片水塘，曾经有不断的鸭鹅嬉游和水鸟翻飞；在我十七岁那年，我读到了中国的大诗人、大作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时，我曾经误以为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就是我的家乡；曾经误以为，陶渊明写的“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正是到我家房前屋后看了之后的有感而发。可是现在，中国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之后，我家乡的那条小河、房前的那片桃园，房后的那片水塘，却都已不知去向。
桃园枯了，小河干了，水塘被夷为平地盖成了工厂。
当然，在这种变化中，我家乡村落的房子，大都由原来的草屋变成了瓦屋，变成了楼房。那些原来被四季耕种的田地，也有许许多多变成了荒地——乡村似乎变成了城镇，而原来的小镇小城，也都繁华成了城市的高楼大厦。可是，那些原来居住在乡村中密集的农民，在最近十几年里，却又都纷纷从乡村转移到了城里；从小城转移到了大的都市——农民们都到城市打工去了，都去繁华文明的都市淘金去了。而留给乡村的，只还有荒芜的土地和那些守着空空荡荡的村落、房屋的老人和孩子。
城市在扩大，乡村在缩小。
社会在繁荣，传统在丢失。
文明在进步，而乡村的诗意，却正在这进步中消失殆尽和发生着巨大的更替与坠落。
就在我要写这篇发言的前几天，我已经七十多岁的母亲，从我遥远的家乡打了一个电话对我说，我家乡的那个村子，变得和坟墓一样，每天都寂静无人，空空荡荡，而且经常不知为什么，天空总是飘着水泥厂的灰尘和造纸厂的臭味；稍一天旱，就会井干水绝；稍一落雨，就必然满街污流。我希望把我的母亲接到北京去生活，我母亲却说：“北京城市太大，那不是她的家”；可把母亲留在乡村里，她又说“今天的乡村，也不是她原来愿意待着的乡村”。
我的母亲，一生不认识一个汉字，她在那块土地上、在中国这个今天高速发展着的国家，生活了七十五年，可在她到了老年之后，在她的生命一年一年、一天一天，近着人生的尾声之时，忽然有了一种“失去家园”的感觉。忽然间，有了一种她说不出、更写不出的因为这个国家逐渐富有后——城市化无限膨胀而给她带来的内心恐慌。这让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儿子，作为从那块乡村和土地上走出来的写作者，作为目睹了中国三十年发展变化，城市化进程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了三十年、并且还要继续不停歇地向前发展和迈进的见证者，目睹了在中国和亚洲大地上日益频繁发生着的自然灾害和人祸灾难，不能不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不能阻止和改变我的中国和我们的亚洲已经到来的新生存新困境，但作家不能不为此有所思考和评判，不能不为此有所焦虑和不安。
说到底，写作是一种情感焦虑的结果。
说到底，之所以我们要写作，正是因为写作可以表达我们内心情感的欢乐和不安。也许，亚洲的新生存困境离我们还太过遥远；也许，中国的四川大地震，南方大雪灾和艾滋病、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等，都还没有落到我自己的家庭和头上；但我母亲在七十五岁高龄时，感叹的北京太大，不是她的家；感叹的家乡的那个村落，既不是那个她原来的村庄，也不是她的原来的家。在我不识一个汉字的母亲年届古稀之时，她对我的这一声声的感叹，却是离我十二分的亲近，深深地刺疼着我的内心。说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够体会我母亲内心的落寞和不安；只有我，明白母亲那说不出、更写不出的焦虑的原因是什么。因此，为了我，为了母亲，为了母亲那“无家”的感叹，我想我个人，一定、也应该在今后的写作中，关注我们的生存新境遇；关注新境遇中我母亲的生存和生活；关注新境遇中我自己的内心和灵魂；关注那些在亚洲生存新境遇中被掩埋在黄土之下永远无语的亡灵向这个世界发出的最悠长和最揪心的疑问与感叹。
2008年5月15日
四、“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原为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演讲稿。）
阎连科
今天演讲的题目原定为“中国现实与我的写作之路”，可“中国现实”是个特别大的话题，我想谁都没有能力来公正、全面地说清这一点。所以，我想把这个题目缩小一下，叫“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
谈到“乌托邦”，我想有两层意义，一是我个人写作的乌托邦，二是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乌托邦。
个人写作的乌托邦，是因为希望从现实走进写作中理想的梦境，希望现实中无法实现、无法得到的东西，能在自己的笔下创造出来，通过写作，实现自己的梦想和希冀。比如，我儿时崇拜我们村长的权力，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够当上一个村长，掌握一个村的百姓的生杀大权，可这个理想阴差阳错，没能实现，我就在我早期的小说中写了各种各样村长的形象。写过一个叫“连科”的乡村青年，为当村长艰难的奋斗过程。对乡村村长这一形象进行了许多批判、嘲弄和亲爱的描述。说句实在话，把我真正带入中国文坛的，正是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的与村长、权力和家族有关的那批中篇，如《两程故里》和之后的“瑶沟系列”。后来，我把“瑶沟系列”合编为一部长篇，叫《情感狱》，这本书在中国已多次再版。现在看来，这批中篇，写得幼稚、笨拙，但却写得真情、投入，很感动人，给我赢得了许多读者，也把所谓“作家”的帽子，赢戴在了我的头上。现在回忆起来，二十多年前帮我推入文坛的，表面看来是这批小说，实际上，是我个人乌托邦的梦想。如今，我已经对权力感到厌恶和恐惧，你让我去做一个国家可以说一不二、有些封建专制的一号领导人，我会毫不犹豫；去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我也会毫不犹豫，但让我去当一个省长、市长，我一定会再三犹豫，前思后想。为什么？因为我小的时候，希望在现实中当村长，可在我个人的乌托邦的梦境中，我是想当皇帝的。少年时期，我曾多次在睡眠中做梦，梦到我和某个伟人下棋。和某个伟人下棋并不可怕，可怕、可敬的是在梦中，我把他给下输了，他把他的位置输给了我。我还梦见过我和清朝还是明朝的皇帝们打赌下棋，结果一样是他们输了，他们把皇帝和宫殿，全都给了我。
同学们，你们想，我的梦境乌托邦是要当皇帝的，你现在让我当省长、市长，我能不犹豫吗？可是，当皇帝可能吗？万万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我就在小说中创造和实践。比如对爱情的理想乌托邦，对田园的理想乌托邦，对山水的理想乌托邦，对金钱与财富的乌托邦。总之，一切少年的美好欲望，因为不能实现，都成为了我理想的乌托邦，都在我笔下遭到了批判和颂扬，哪怕是批判得不够深刻和有力，颂扬得有些美丽而矫情。就这样，我就在我的小说中描绘爱情、欲望、权力、金钱、女人、性、河流、土地、田园、房舍，等等，或者讴歌，或者鞭打，或者是一种说不明的复杂和扭曲的展现。但是，这时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你的小说既是你个人实现或不能实现的乌托邦，那它为什么会那么注重中国的现实和你个人几乎无关的一些事情呢？为什么你的小说在形式上虽然个人化，可在内容上会那么现实化、社会化、荒诞化、寓言化呢？这就关涉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的乌托邦和现实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