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佛教哲学空前繁荣，异常丰富。隋唐时期佛教势力的强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许多宗派领袖纷纷著书立说，阐发唯心主义哲学。其内容涉及宇宙结构论、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论、意识论、心性论等广泛领域，从而表现出这一时期宗教哲学思潮泛滥的特点。应当肯定，包括佛教哲学在内的隋唐时期的哲学也是丰富的，中国哲学在隋唐时期并没有沉寂。
第二，天人关系问题又成为哲学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柳宗元、刘禹锡对天命论、天人感应说展开了比较彻底的批判，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作出了新贡献。这场争论主要在儒家学者柳宗元、刘禹锡和韩愈之间进行，这也表明了儒家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是绝不能用一刀切的简单化方法看待的。
第三，儒、佛、道三家之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思想关系的复杂性。隋唐时期儒、佛、道三家鼎足而立，彼此排斥倾轧，势不两立，同时又互相吸取调和，趋于融合。唯物主义者柳宗元、刘禹锡反对天命论，批判有神论，但又欣赏佛教。唯心主义者韩愈、李翱坚决反对佛教，但韩愈相信天命论，李翱吸取佛教的心性论来建立自己的灭情复性说。柳、刘对儒、佛、道持分析态度，试图进行批判的综合，使哲学重新取得唯物主义的形式。韩、李则是在维护儒学独尊传统的前提下，吸取佛、道的思想资料，形成了儒、佛、道相融合的唯心主义的形态，从而也就成为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
［原载《自修大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第一章中国哲学与唯物辩证思想
中国哲学与唯物辩证思想的关系如何？中国哲学中有无唯物主义传统和辩证法传统？中国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两者又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摆在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严肃课题，需要我们作出科学的回答。1983年，我为高校哲学原理教师进修班讲授“中国哲学问题”，课后对讲稿进行大幅度的加工、补充和整理，形成“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书稿，并由中华书局于1990年初出版。这本书体现了十多年前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其中包括了肯定中国哲学涵藏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思想的看法。
哲学探讨的是关于人类存在的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问题。和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一样，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世界哲学之林中颇具特色的、影响深远的一个哲学类型。中国哲学的唯物思想，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中都有着程度不同的阐述。
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理论有元素论、道论、原子论、精气论、气论、太极论、虚廓论、神创论、象数论和气形论等，在这些理论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唯物主义思想，并形成了以气论为中心的一脉相承的唯物主义传统。其中，如清代哲学家戴震提出了“气化流行”说，强调“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认为世界是气的变化永无终止的永恒过程，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合乎自然规律的客观过程。这种思想显然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的“宇”指空间，“宙”指时间，也即时空理论，与同时代的西方时空理论相比是遥遥领先的。它既初步认识到时间空间和物质运动不可分离，即确认时间空间的物质性、客观性；又猜测到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即时间中有空间，空间中有时间；还肯定了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等。如《墨子·经下》说：“宇或徙，说在长宇久。”“或”，即域。“徙”，运动。意思是说，物体在空间运动，而这种运动必须通过一定长度的空间和经过一定长度的时间。这是对时间空间唯物辩证的卓越见解。此外，如东汉张衡的“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命题，肯定空间的广延性和时间的持续性。唐代柳宗元的天“无中无旁”的命题，强调天无中央，也无偏旁，肯定宇宙空间是无限的。明末清初王夫之更说：“宇宙者，积而成乎久大者也。二气缊，知能不舍，故成乎久大。”这是说，有限时间不断积累而为“久”，有限空间不断积累而为“大”。这都是由于阴阳二气的互相作用和天地乾坤的不断运转，即物质的运动而生成的。这里，王夫之实已猜测到了宇宙有限无限的联系和统一，猜测到了有限向无限的转化，这是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
我认为，在中国古代悠久的唯物主义传统和辩证法传统是相伴出现的，自宋代以来，古代唯物主义和古代辩证法相结合的事实越来越普遍，而且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自先秦直至明清，许多唯物主义者同时也都是辩证法家。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特点，也是一大优点。中国哲学史表明：在先秦时代，《周易大传》既有唯物主义思想，又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荀子和韩非既是唯物主义者，又对辩证观念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宋代以来，张载、王安石、王夫之等人可谓是将古代唯物主义和古代辩证法结合得比较突出的几位代表人物。
中国古代哲学家一直关注和重视对知行关系的探索，形成了丰富的知行观学说。在这一学说领域，如明代唯物主义者王廷相的“知行兼举”的思想，明末清初陈确的“知行无穷”的思想，就闪耀着唯物辩证思想的火花。至于王夫之不仅认为知行是互相渗透的，而且还认为知行是互相转化的，他提出了知行关系的一系列观点：行是知的来源、基础；行才能发挥知的实际作用；行是检验知的手段；行是知的目的；行高于知；行难知易；知以审行等。我们有理由认定，王夫之的知行观是合乎唯物主义原则的，也是合乎辩证法思想的。
中国古代学者也一向重视历史现象的观察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并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历史观。在中国古代历史观中也同样含有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因素，诸如：从人们的物质生活探求道德、政治和国家的起源；从经济范畴探讨治国的根本原则和国家兴衰的内在原因；重人事和时势造圣贤的思想；民本观念；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趋向进步而不是倒退的；一治一乱说；理势合一说；等等，就是鲜明的例证。还应当说，王夫之的理势合一说，认为历史发展趋势是由内在规律支配的，实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原理的重要揭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从以上的简要论述来看，我们似可以肯定：中国哲学不仅具有唯物主义传统，也具有辩证法传统，而且还具有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益趋结合的传统。正是这样的优良传统，有助于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接轨，也有助于从思维方式上使中国人民能够实事求是地正视现实和对待历史，这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此也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民族化，也就是说，一要结合中国哲学实际，二要结合中国现实生活实际。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原载《教学与研究》，1996（6）］第一章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每一个时代的优秀哲学思想，都是科学知识的精粹成果的升华。毛泽东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773～7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哲学和科学的内在联系，指出了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决定的。本文着重就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作一初步探讨。
一
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自然科学的坚实传统和唯物主义的进步传统，同时也具有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联盟的优良传统。关于古代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联盟的形式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
（一）一些唯物主义者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尤其是对天文、历算和医学都有精湛的研究，有的本人就是自然科学家。古代史上的后期墨家代表、《黄帝内经》作者、司马迁、桓谭、杨泉、裴、何承天、傅奕、吕才、张载、王廷相、宋应星、方以智和戴震等，就是科学和哲学兼备的优秀人物。其中有的人，既在科学方面有着卓越的见解，又从科学中引出了唯物主义的新结论。例如，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就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地球运动的理论，提出了比较进步的宇宙结构假说。他明确地把浑天说中地球浮于水的说法，改成“地在气中”（《正蒙·参两篇》），进而认为“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虽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气升降其间，相从而不已也”（同上）。即是说，地球浮于气中，地球的升降，不仅影响到气候冷暖，也影响昼夜的长短。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阴阳之气的推动。张载这种说法虽不符合事实，但是它包含着地球自转、地球上四季的交替是由于本身的运动以及地球在宇宙空间不停运动的思想，这显然是认识上的重大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张载还把“地气乘机右旋于中”（同上，其中的“右”字原文误为“左”），即地球自转是由于“气”的旋转的思想，归结为一个普遍性的论点：“凡圜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同上）“机”，指物体运动的内因。张载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基本属性，并不是外力的作用。这是十分深刻的哲学结论。张载还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篇》）“太虚”，就是所谓天空，是气的本来状态，充满天空都是气。意思是气凝聚而成有形状的万物；气弥散开来，又成为无形状的太虚。张载的这种气一元论、元气本体论，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推进到新的高度。
（二）自然科学知识是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来源。我国历史上一些唯物主义者都十分关注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并提高到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进行唯物主义的概括和总结。例如，早在春秋时期的《管子·形势》篇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常”、“则”，是法则、规律的意思。它认为“天”、“地”都是有一定规律的自然，春夏秋冬的季节是自然规律的体现。这表明了《管子》唯物主义思想和天文知识的联系。战国时期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况，以日月星辰等天体运行具有固定规律的天文知识为依据，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命题，并且据以批判占星术一类的迷信邪说，对于后来天文学逐渐摆脱占星术起了积极的作用，直接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荀况还提出了尊重客观实际反对主观片面的“解蔽”方法，发挥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他说：“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搔首问》）。王夫之认为，“格物”就是研究客观事物，从中找出规律，而自然科学（“质测”）就是这样做的。在这里，荀况、王夫之既用自然科学去反对唯心主义，又从认识论的角度总结经验，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思维方法。在我国历史上，唯物主义哲学以自然科学为依据，又反过来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这类生动的事实，正是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联盟的宝贵成果，是人类认识史上绚丽夺目的花朵。
另一方面，一些自然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也都重视哲学思想的作用，自发地或自觉地以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北魏末期卓越的农学家贾思勰，在所著《齐民要术》中，曾广引前人著作一百五六十种，在该书序文中还着重引证了《管子》、仲长统的《昌言》和晁错的《论贵粟疏》等著作，这说明了贾思勰的农学是和唯物主义哲学密切相联的。明代伟大医学家李时珍，博览群书八百多种，重视研究经史百家材料。从他和方士的迷信邪说进行的斗争来看，在哲学上显然也是倾向唯物主义的。由此可见，古代科学家的成就是和唯物主义的影响分不开的，唯物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三）哲学领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和自然科学与神学的斗争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我国古代史上，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就是在反对唯心主义、有神论的共同斗争中结成并且不断地巩固和强大起来的。
我国古代，由于天文学家实际的观测、推算和采取科学的研究态度，加深了对自然现象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天文学家们在天与地的关系、宇宙本原和结构、天体演化以及宇宙无限性等问题上的科学论述，不仅直接推动了唯物主义天道观的发展，而且也成为唯物主义者同神学迷信作斗争的重要武器。从中国哲学史发展过程来看，古代唯物主义者，首先在对“天”即自然界的看法问题上，给宗教迷信思想以有力的驳斥。但是，对于生命和人类的起源、人体的构造、精神的作用、疾病的原因等，则缺乏详尽的说明，这就给宗教神学留下了活动的空间。《黄帝内经》等医学著作，论证了生命是自然现象，人体各部分器官是有机联系的，疾病是“邪气”伤人的结果，人的精神是以物质的身体为基础的，这些论点，为唯物主义地阐明人体和精神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桓谭、王充、杨泉、范缜等人的无神论思想，都是同他们善于吸取医学理论成果直接相关的。思想斗争史表明，自然科学不仅为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自然知识的根据，而且还推动了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有神论的胜利进程。
在我国古代史上不少科学家为了争取自然科学的生存权利，还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于反对神学迷信和保守势力的斗争中。南北朝时期最伟大的科学家祖冲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在讨论自己主持制订的新历法时，同当时保守派头目戴法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戴法兴咒骂祖冲之是“诬天背经”，祖冲之坚持真理，写了著名的《驳议》，申明“愿闻显据，以核理实”，“浮词虚贬，窃非所惧”，针锋相对地予以痛斥。祖冲之还指出，日月五星的运行“非出神怪，有形可检，有数可推”，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天体运行是出自神怪的有神论。祖冲之在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研究天文学，他的天文学成果又反过来进一步证明了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正确。祖、戴之争，实质上是一场科学和神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