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名”，名称或概念；“实”，实在，即名称或概念所称谓的客观事物。“名”和“实”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名实关系问题，涉及思维形式和客观存在的关系问题，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名实之辨包括名（名称和概念）是否来源于客观实际和感觉经验，名称、概念是否反映客观内容，概念的知识是否具有客观必然性的问题；也包括言、意能否把握事物和道，即人类思维能否把握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问题。古代哲学家对名实关系问题的探讨和论述，构成了古代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重要内容，而且又和政治学、伦理学密切相关。
名实关系问题是随着社会实践和认识的需要而提出和展开的。春秋末期社会动荡，“礼坏乐崩”，旧事物趋于崩溃，新事物不断诞生，旧名被废弃，新名不断涌现。名存实亡、名实不符的现象十分尖锐、突出。面对“名实相怨”、“名实乱”的情况，是名随实变，还是以新的实去符合旧的名？是名决定实，还是实决定名？名实何者是第一性的？再是，名能否正确反映实？言、意能否把握物和道？即名实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名实问题正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形态。名实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名实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由于当时不同学者对这些问题看法不同，就产生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思想的斗争。
春秋末期对名实问题的探讨，到了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名辩思潮。儒、道、墨等各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名实观，同时又转到辩论本身而涉及概念、判断、推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从而导致古代名学即逻辑学的建立。而法家则把“刑名”（也作形名，指形体、实际和名称）和“法术”联系起来，把“名”引申为法令、名分等，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形成了极富政治色彩的“刑名之学”。汉代史学家首开划分诸子百家的先例，司马谈把专论名实问题的学者称为名家。后来，刘歆又把综核名实以正名位，也称为名家之学，这方面的学者也称为名家。
汉武帝以来，由于推行董仲舒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严重地影响了名实学的发展。董仲舒把孔子的正名说引向正名分的道路，先秦名家辩论的方式在汉代几乎中绝。至汉末魏晋又逐渐兴起名辩思潮，其中有以王符、徐幹和刘为代表的品评人物名实的思潮，更重要的是与玄学相伴而产生的名理学思潮，名理兼谈，以谈理为主。名士们谈玄说理盛极一时。名理论坛的主要议题是“才性同异之辨”、“有无之辨”和“言意之辨”等，其中“言意之辨”即语言和思想的关系问题的探讨，是和名实观相关的。唐代以后，哲学家的兴趣转到天人、理气、心物等本体论和伦理学的研究，名实问题没有再引起普遍的关注。而且名实之辨也和道与器（象）关系的争论结合在一起了。到明清之际，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名实问题又有所涉及，但是除王夫之等少数人外，也都没有充分展开。
第一节先秦时代名实观
一、老子的“无名”论
先秦时代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认为名言不足以表述宇宙万物的本体和发展规律，《老子》开宗明义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就是说，用名言概念表述的道和名，并不是恒常的道和名。在老子看来，道是无名的，“道常无名”（《老子·第三十二章》），道是“无名之朴”（《老子·第三十七章》）。因此，道是人们的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所不能把握的：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老子·第十四章》）道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是不可名的。老子认为，只有去掉名言，才可以真正了解恒常的道，他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第五十六章》）对于道，有真知者必不言说，言说者不一定真知。应当说，老子认为道作为宇宙万物本体和发展规律，是感觉所不能把握的，也是难以用概念模写的，看到了人们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的局限性，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他过分夸大人类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的局限性，以至完全否定感觉和概念的重要作用，这就只能导向直觉主义。至于他所讲的道实质上是绝对观念，是唯心主义的本体论，这在前面已经论述，不再重复。
老子的“无名”论是跟当时重视理性原则的孔子和重视感性原则的墨子都不相同的。他的学说对于后来的庄子和魏晋玄学家都有深远的影响。
二、孔子的“正名”说
先秦时代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正名的主张，所谓正名，“名”就是字、词，正名就是正字义，具体说，就是正确的解释词和使用词，纠正对词的错误解释和使用，也就是要正确地确定名词概念的涵义，这就涉及名与实的关系。孔子的正名着重于确定名词概念的政治伦理内涵，因而也多少涉及正名分的内容。
《论语·子路》直接论及正名，说：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意思是说，孔子认为如果他在卫国为政，第一步措施是正名。子路认为这是离开政治远了，是迂腐的言论。孔子给以反批评，指责子路是野，重质而不文。孔子的主张是，只有名正才能言顺，“顺”指“六十而耳顺”的“顺”，是从道德方面讲的。“言顺”即说话合乎道德原则。言顺了才能做好事情，从而达到“礼乐兴”的目的。这里“正名”与“言顺”相联，名是指语词而言。又说：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这也是名和言相联，言又和行相联。强调正名的意义在于言之不苟，言之可行。也就是说话用词要合乎道德要求，从而保证言行合乎道德规范。
孔子的正名，着重于道德方面，往往对传统的语词加进道德涵义。例如，《论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正“直”这个名。按传统的说法，儿子证明父亲偷羊是“直”，孔子认为父子互相为隐才叫做直。这就给“直”添注新的道德意义。又如：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颜渊》）子张认为闻与达是无区别的同义词，也没有道德涵义，而孔子把闻达之名加以区分，指出达是真诚，闻是虚伪，两者一善一恶，泾渭分明，而且都具有道德涵义。
孔子的正名说，是强调正确理解词义，尤其是道德概念的词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这是为政的当务之急和首要条件。此外，齐景公问政，孔子又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看来，这和正名的主张是一致的。推测孔子的意思，可能是君、臣、父、子都要顾名思义，各依其在社会中的名位和道德要求，而尽其所应尽的事，这样，社会等级分明，秩序井然，国家也就得以安定了。孔子关于正名的言论很少，但对后世影响甚大。荀子从名实关系阐扬正名说，董仲舒则明确地从名分角度发挥正名说，都是受到孔子正名说的启发而创立的。
三、《管子》的“因形定名”的观点
先秦时代重要著作《管子》，其中《心术上》等篇，从认识论的角度唯物主义地论及名与实的关系。“名”是什么？“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管子·心术上》）“纪”，综理、把握。“名”是圣人用以把握客观事物的名称、概念。名称、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管子·心术上》又说：“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诂形以名，以形侔名。”（“诂形以名，以形侔名”原作“姑形以形，以形务名”，从郭沫若校改。）客观事物本身的形状、特点是制定名的根据，名必须恰当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形状、特点。《管子·白心》也说：“物至而命之”，现实事物呈现在面前，而给以命名。名是事物的反映。《管子·心术上》还十分强调“名当”，即名对实的概括要恰当，名要与实相符。它说：“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又说：“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延”，延长、超过。圣人要做到“名当”，使名既不超过实，实也不超过名，名实相当。《管子·九守》篇也说：“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德”，性质。“理”，道理、规律。名产生于客观实在，而实在生于事物的性质，性质又生于事物的规律，规律要通过智慧来把握，而把握得当才是智慧。名的形成是由客观到主观的抽象过程。《管子·九守》篇还强调名实在政治方面的意义与应用，它说：“修名而督实，按实以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认为循名责实，做到名实相当，是治理社会、安定国家的重要保证。
四、墨子的分别“名”“取”的思想
春秋战国之际墨家创始人墨子，在名实关系问题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强调概念应当受实践经验的检验。他说：（“”，原作“钜”，从俞樾校改。）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者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贵义》）这是说，瞎子不知黑白，并不是不知黑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是把黔两种东西放在一起要他择取，他就不知道什么是白，什么是黑了。黑白是名，黔是实。瞎子不知黑白之实，实际上也就是不知黑白。又说：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同上）这是说，当今的君子虽然口头上也会讲仁，但是他们不能区分具体行为的仁与不仁，实际上就是不知仁。可见，墨子认为只有根据取实的情况，才能判断一个人是否得其名。如果只能从名称、概念上分辨，而不能在实际上对事物进行分别，就不能叫做真知其名。这就是说，实是第一性，名是第二性的。名由实所决定，是否真正知名，应受实际行动的检验。墨子的名实观，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立场。墨子的思想为后期墨家所继承和发展。
五、公孙龙的“名实论”
公孙龙，约生于周显王四十四年（公元前325年）至周慎靓王六年（公元前315年）之间，约卒于秦孝文公元年（公元前250年）。战国中期哲学家，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子》一书现存六篇，对于此书的真伪问题，清代以来屡有争论。从该书所使用的名词、概念来看，除《迹府》篇外，其他的《名实论》、《指物论》、《坚白论》、《白马论》和《通变论》五篇，都是公孙龙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和名实问题有关，其中《名实论》专门讨论了名实问题。公孙龙在名实观方面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建树，他的学说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但也有唯心主义观点。
（一）“名实论”
《公孙龙子·名实论》说：天地与其所产者，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物”，万物。万物在形成时都有其确定的内容、形式和位置，不能超过其范围，万物是实在的。物之所以为物，即有其实在性。实不是空旷无内容的，是占有一定的空间位置的。实之所存，即其位置。同篇又说：夫名，实谓也。知此（名）非此（实）也，知此（实）之不在此（位）也，则不谓也；知彼（名）之非彼（实）也，知彼（实）之不在彼（位）也，则不谓也。这是说，名是用来称谓实的，名必须符合实。如果一个名所称谓的不是它所称谓的那个实，或者它所称谓的那个实已经发生变化，不在其位，就不能再称那个名了。显然，这是对名实关系的唯物主义看法。
（二）“指物论”
在先秦时代，一般说来作为语词的名（名词）和作为概念的名是没有严格区分的，都称为“名”。实际上，名词是对事物的称谓，是约定俗成的，而概念则是主观对客观的类型和规律的反映，是不能被约定的。公孙龙所讲的“名”，主要不是指名词，而是指名词的内涵，即反映事物及其属性的概念，这是对“名”认识的深化。这在《指物论》一文中，表述得尤为鲜明。所谓指，就是名词的内涵，即概念；所谓物，即实物。实物对“名”而言，称为“实”；对“指”而言，称为“物”。《指物论》说：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概念是感觉不到的，也可以说是天下没有的；事物是感觉得到的，也可以说是天下存在的。又说：“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概念虽然感觉不到，但是天下如果没有概念，事物也就无法说明它是什么样的事物了。《指物论》还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事物都是概念，都要通过概念来表述、说明，而每一概念则不必依赖于其他概念。由此看来，公孙龙的《指物论》思想也是唯物主义的。
（三）“离坚白”
公孙龙在《坚白论》中又提出了一个“坚、白、石相离”的错误命题。文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道藏本下有“得其坚也”四字，此依谭戒甫说删。），无白也。意思是说，用眼看石头时，得不到“坚”，而只能得到“白”的感觉，此时是没有“坚”；用手摸石头时，得不到“白”，只能得到“坚”的感觉，此时是没有“白”，所以，坚白是“不相盈”的，即互相分离的。公孙龙看到了坚与白作为事物的一般属性和概念的差别，这是正确的。但他割裂感官与感官、感觉与感觉之间的联系，并把主观的视和拊看作白和坚是否存在的标准，这就陷入了感觉论。
当时有人反驳公孙龙说，眼看虽然得不到坚的感觉，手摸虽然得不到白的感觉，但这只是感官职能不同，不能互相代替而已，坚和白同是这块石头的属性，怎能说是互相分离呢？公孙龙回答说：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坚焉，不定其所坚。不定者兼，恶乎其石也？（《公孙龙子·坚白论》）就是说，白和坚不是固定在石头里的，它们是兼为其他事物所有的。“坚未与石为坚而物兼，未与物（“物”，道藏本原无“物”字，据上下文意补。）为坚而坚必坚。其不坚石、物而坚，天下未有若坚、而坚藏。”（同上）“坚”这属性既可以不与石头联系在一起，而为其他事物所具有，也就可以不与一切事物联系在一起而独立自存，“坚”可以自己隐藏起来。“白”这属性也是如此。这里，公孙龙看到了不同属性之间的区别，属性和事物之间的区别，但是又割裂了事物各属性间的联系，割裂属性与事物的联系，也就是取消了一般与个别的联系，把一般说成脱离个别而存在的独立实体。公孙龙看到一般与个别的差别，看不到两者的联系，把“名”即概念形而上学地夸大为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自存的实体，这又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
（四）“白马非马”
公孙龙还在《白马论》中，应用正名的原则，阐述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白马非马”这个著名命题上。
公孙龙从名实关系的角度发挥孔子的正名思想，他说：“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公孙龙子·名实论》）使名当其实，叫做正名。又说：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