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层次：如果父、母亲和兄、姊都不在世（偶或亦有兄、姊在世者），当事者本人则对其婚姻拥有很大的权力。如诸葛亮与黄承彦女儿结婚，就是由诸葛亮自己决定的。①（①参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及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即使女子亦是如此。东汉时，女子张雨在父母亲双双故去后。为抚养年幼的弟弟，断然决定不出嫁完婚。②（②参见《后汉书·方术列传·谢夷吾》注引《谢承书》。）又如，东汉末年，钱塘吴氏早失父母，“与弟景居。孙坚闻其才貌，欲娶之”。吴氏家族其他成员对求婚极力反对，最后，吴氏说服诸亲，自作主张。“遂许为婚”。虽然吴氏答应与孙坚结婚在颇大程度上是出于“避祸”考虑，但也确实反映出她对自己的婚姻有相当大的决定力。③（③参见《三国志·吴书·妃嫔传》。）
实际上，在两汉时期，就是父、母、兄、姊在世时，女子对于自己的婚姻也有一定建议权。平阳公主与前夫离婚后，欲嫁大将军卫青，她向皇后提出自己的意愿，“皇后言之，上乃诏（卫———引者注）青尚平阳主”④。（④《汉书·卫青传》。）如果说，平阳公主能自择卫青与其身份和地位有关；那么《后汉书·逸民列传·梁鸿》对孟光婚事的记载，则说明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平民之中：女子孟光“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以后，孟光父母遂从女儿意愿，把她嫁给了梁鸿（伯鸾）。
丧葬习俗也反映了夫妻地位有着某种程度的接近。
第一，在棺椁形制上，夫妻十分接近。出土的两汉时代夫妻墓葬，。丈夫与妻子都是一棺一椁。棺、椁的高度、宽度相差无几，长度上虽有一定差异，但这当是和男女体格大小的不同有关。
第二，在随葬品的安排上，夫妻双方差距也不大。辽宁新金县花儿山汉代贝墓群的七号墓是夫妻合葬墓，女方随葬品的价值不低于男方：女尸周围有鎏金铜蒂数百枚，脚下有大量的彩绘耳杯、彩绘陶壶等器物；而男子却只盖有五张皮革。另外，男女身躯上部同样都有四尺鎏铜贝鹿。①（①参见旅顺博物馆：《辽宁新金县花儿山汉代贝墓第一次发掘》，见《文物资料丛刊》，第4期。）云南昭通桂家院子1号汉墓中，男棺内有长剑一把，五铢钱三组；女棺内的随葬物品并不逊色：五铢钱二组，还有许多金银器皿。②（②参见云南博物馆：《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发掘》，载《考古》，1960（5）。）在江苏连云港海州网疃庄发现的汉代夫妻合葬墓中，女方的随葬品包括玉猪、琥珀制成的虎形饰品、五铢钱若干、木制衣物券、木俑以及漆奁，而男方的随葬品只有五铢钱、铁剑、木制衣物券。③（③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疃庄汉木椁墓》，载《考古》，1963（6）。）此外，在河南禹县白沙汉墓、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群、长沙金塘东汉墓等夫妻合葬墓中，也有相似的情形。④（④参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禹县白沙汉墓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9（3）；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嘴子六号汉墓》，载《考古》，1960（5）；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载《考古》，1960（9）；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12）；湖南博物馆：《长沙金塘坡东汉墓发掘简报》，载《考古》，1979（5）。）可见，这在汉代广阔的土地上，分布颇为广泛，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第三，夫妻双方的葬式也比较接近。这个时期葬式的主要特点是，夫妻双方采用相同的方式入土。例如，江苏铜山县江山西汉墓的夫妻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⑤（⑤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省铜山县江山西汉墓》，载《考古》，1980（2）。）甘肃武威汉墓群夫妻入葬方式也是如此。⑥（⑥参见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嘴子六号汉墓》，载《考古》，1960（5）。又，值得提出的是，山西孝义张家庄第十一、十二号西汉早期夫妻合墓中，妻子是俯身葬，丈夫则是仰身屈肢葬（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发掘记》，载《考古》，1960（7））。为何采取此种葬式，值得进一步探讨。）这和先秦时代的甘肃临夏秦魏家氏族墓地中，男子直肢仰身，女子于其旁侧身屈肢，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第四，夫妻双方棺具摆设位置接近。在汉代，夫棺和妻棺排列没有一定规律，或是男左女右，或是男右女左。无论左、右包含着何种意义，都说明当时夫妻棺椁摆设并无明显的尊卑差别。⑦（⑦湖南博物馆《长沙金塘坡东汉墓发掘简报》指出：20号汉墓，左为女性，右为男性，“合于汉代尊右的礼俗”（《考古》，1979（5））。按，尊右确是汉代习俗，如《汉书·灌夫传》谓：“贵戚诸势在己之右，欲必凌之；士在己左，礼教与钧。”颜师古注：“右，尊也；左，卑也。”但尚右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在汉代，有在地域上继承先秦习俗，以左为尊。周勃入北军，高呼为刘氏“左袒”。周勃系沛人，沛在先秦属楚，而“楚人上左，君必左”（《左传》桓公八年）。在男女性别上，左右的尊卑含义也不清晰。有以女为左，亦有以女为右者。《素问·玉版论要篇》云：“女子右为逆，左为从。”在汉人丧葬中，亦有一些棺椁的摆法是男置左，女放右。如甘肃武威磨嘴子六号汉墓，棺椁东西顺置，男左女右。）有时
为了放棺方便，甚至不考虑有损男子地位，而把妻子之棺放在正中，把男子棺具放在偏室。甘肃武威磨嘴子17号汉墓发掘人员说，原来墓式大小只能够一棺，但为了二人合葬，又在侧壁上作一偏室。从而造成女方之棺居于室中央，男棺则葬在偏室内的摆棺形制。①（①参见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嘴子六号汉墓》，载《考古》，1960（5）。）
此外，如果女方家庭经济状况或社会地位高于男方家庭，妻子地位也可能高于丈夫。
入赘婚在秦汉时期长期存在。形成入赘婚的原因在于，男方家庭经济状况拮据，无力娶妻，因此，只能让适龄男子在苛刻的条件下赘于女家，即所谓“家贫子壮则出赘”②。（②《汉书·贾谊传》。）赘婿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为人们所轻视。一遇国家征发徭役，他们便首当其冲。汉代有所谓“七科谪”，赘婿在有罪之吏和亡命者之后，位居第三。在家庭生活中，赘婿地位也很低下。虽然名为夫婿，实则形同仆使，受妻家的成员指挥行事。臣瓒说：“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③（③《汉书·严助传》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赘婿情形与之相仿。在这里，与其说夫尊妻卑。倒不如说是妻尊夫卑。④（④顾颉刚先生收录了解放前西康昌都地区遗留的古代赘婿制度，可以帮助理解汉代的赘婿：“名在一人之下，实则全家之奴。……宴之日，新郎即作喂猪、理粪、牧畜等奴隶工作。从此衣敝食粗，操重任苦矣。”（《史林杂识初编》，1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值得注意的是，两汉时期各地区妇女的性格特征不尽相同，从而对妇女的社会地位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类型之一，陇西地区。此处妇女性格刚烈，爽快果决。天水、陇西和武威一带，“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这里，“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习俗颇殊”⑤。（⑤《汉书·地理志下》。）生活在这里的妇女，也深受此风影响。有的妇女对丈夫颇为不敬，“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讻讻籍籍，不可听闻”⑥。（⑥《后汉书·冯衍传》注引《衍与妇弟任武达书》。）有的妇女执刃为亲人复仇。酒泉女子赵娥亲之父被豪强李寿所杀，赵娥亲“阴市名刀，挟长持短，昼夜哀酸，志在杀寿。寿为人凶豪……更乘马举刀，乡人皆畏惮之”，而赵娥亲则“弃家事，乘鹿车伺寿。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时，于都亭之前，与寿相遇。便下车扣寿马，叱之。寿惊愕，回马欲走。娥亲因前……挺身奋手。左抵其额，右桩其喉，反覆盘旋，应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寿头”。朝廷为之震惊不已，地方官吏认为是“男子之所为”的“烈义”行为，因此“刊石立碑，显其门闾”①。（①《三国志·魏书·庞淯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乐府诗集》卷三十七汉乐府诗《陇西行》则反映了陇西女子迎接客人时的坦然自重和落落大方，以及来自中原人对此的惊叹和赞扬：
酌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胜一大丈夫。
类型之二，燕赵地区。此处妇女的性格特征是风流不羁，“多弄物，为倡优”，尤其喜欢“弹弦”，去富贵人家以及其他地区，或为歌伎舞伎，或为诸侯宫中之女，或为他人之妻。②（②《汉书·地理志下》。）而这里的男子也以“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而著称，由于上述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燕、赵地区女子所受的伦理束缚相对要小一些。
类型之三，巴蜀地区。西汉初期，这里风尚是“轻易淫泆，柔弱褊狭”③。（③《汉书·地理志下》。）从西汉中期开始，“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④，（④《华阳国志·巴志》。）“士女贞孝”⑤。（⑤《华阳国志·蜀志》。）因此，巴蜀所属大部分地区的妇女，对“忠、孝节操”颇为重视。故距汉不远的晋人指出，巴蜀地区“自汉兴以来，迄乎魏晋……忠臣孝子，烈士贤女，高劭足以振玄风，贞淑可以方苹蘩者，奕世载美”⑥。（⑥《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论》。）据《后汉书》、《三国志》和《华阳国志》记载，巴蜀地区“贞孝”、“婉穆”、“厥贞”、“令诚”的有名姓的妇女有41人，占汉代“贞节”之女的总数80.4%。因而这一地区妇女受夫权压迫程度高于其他地区。
以燕赵和陇西地区为代表的北方妇女，与以巴蜀地区为代表的南方妇女在性格特征上的这种差异，并没有随着汉王朝的结束而消失。相反，一直延续到南北朝隋唐时期。北齐学者颜之推描述了与汉代有着某种渊源关系的妇女的地域特性：以邺下、河北为代表的北方妇女性格，表现为：“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以江东为代表的南方妇女性格，表现为：“略无交游，①（①《颜氏家训·治家》。）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
尽管南北朝隋唐时陇西、巴蜀妇女性格已与汉代有所不同（其原因可能与人口区域间的流动有关），但我国古代南北妇女的性格差异肇始于汉代则是很明显的。
固然，两汉时期男尊女卑和夫尊妻卑依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方面。而且，从西汉到东汉四百余年中，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的因素也在不断扩大和加强。我在这里只是想强调，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较之汉代以后的一些朝代要高。这里只简要举几个事实。
汉代虽已出现了妓女，但人数甚少。从唐代开始，官妓和民妓才。大量出现，许多良家女子在遭受各种变故后，沦入烟花巷中。唐代长安、洛阳、扬州、湖州等处妓女尤多，《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引《唐阙史》说：“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及至明、清时代，妓女人数更多。清人个中生在《续录·自序》中说“（苏州妓籍）录中诸人，迄今不及十载，存者已仅止二三；而群芳之争向春风，其秀出一时者，又踵相接也。”②（②转引自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29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妓女人数的大量增加，是妇女地位下降的标志之一；妓女所受的痛苦，也是妇女所受诸种痛苦中最明显者之一。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详细记述了当时妓女生活，其中一段云：
而诸妓醵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言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③（③张岱：《陶庵梦忆》卷四“二十四桥风月”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对女子约束加强，“无才是德”的观念开始产生，并逐渐普遍化。北宋时司马光对时人教女子技艺颇为不满，他在《司马家范》中说：“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到了明代，人们开始把“德”与“才”完全对立起来。陈宏谟在《教女遗规》中说：“或者疑女子知书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笔墨工文词者，有时反为女德之累。”①（①转引自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90页。）《温氏母训》更明确地说：“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②（②同上书，192页。）“女子无才便是德”，不仅在行为方式上，而且在深层心理结构上，严重地束缚了妇女的自主，从而使妇女与男子的地位差异进一步加大。
贞节观念的深入。如上所述，汉代女子的贞节观念是相当淡漠的。北宋中期开始，对女子贞节的要求一步步加深。《明史·列女传序》记述了各级官吏褒扬贞节之女的积极态度：“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鸟头绰楔，照耀井闾”，在这种社会气氛之中，大量的妇女以非常自觉的道德形式去遵循“从一而终”的戒条，并达到了宗教般狂热的极致。“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③。（③《明史·列女传序》。）此时之“贞”不仅指不能再嫁，还包括夫死妻殉，甚至连身体亦不可让别的男子看见。明善在《节妇马氏传》中写道：
马氏乳生疡，或曰：“当迎医，不尔，且危。”马氏曰：“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竟死。
妻子标准的增加。在宋代的以后看来，妻子的标准是应当更加柔顺。清人陆圻在《新妇谱》中把汉代班昭《女诫》提出的标准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而在严格性上超过了《女诫》。《新妇谱》说：
事公姑不敢伸眉，待丈夫不敢使气，遇下人不敢呵骂，一味小心谨慎，则公姑丈夫皆喜。
甚至在表情和说话的声调上也须小心：
愉色婉容，是事亲最要紧处。男子且然，况妇人乎。但事公姑丈夫之色，微有不同：事姑事夫和而敬，事翁肃而敬。妇人贤不贤，全在声音高低、语言多寡。中分：声低即是贤，高即不贤；言寡即是贤，多即不贤。①（①转引自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284、285页。）
《新妇谱》劝告妻子，不要对丈夫“游意倡楼，置买婢妾”有不满表示。只要丈夫“会读书，会做文章”即可，而“才子举动，不足为累也”。相反，如果妻子“能容婢妾，宽待青楼，居家得纵意自如，出外不被人耻笑，丈夫感恩无地矣。其为胶漆，不又多乎！”像这些露骨鼓吹夫权的观点，在两汉时期也是不曾出现的。那么这种状况是如何产生的呢？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在于汉代妇女从事职业的广泛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由于家务料理失去了公共性质，因此，“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②。（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页、70页。）而在两汉时期，妇女尚未被完全禁锢在家务劳动之中，她们从事的职业颇为广泛。主要有下述三大类：
第一类：生产类，即在生产领域方面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