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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秦汉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6)

董仲舒慨叹自己没有生在三代盛世,而活在一个世道浇漓的社会中。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太学,立五经博士。可是在董仲舒看来,汉武帝并没有在经济和政教领域真的实行三代之治,社会上风俗恶浊,利欲横行。所以他的内心依然是很孤独的。从历史上来看,孔子一派的儒家虽然是为统治者制订礼乐的,但理想化的儒生与功利性的帝王在政治上永远不可能合拍。所以儒者永远也免不了孔子那种“吾道穷矣”的悲叹。这也是后世一切笃信孔子学说、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遭遇比董仲舒更惨。他虽然跟从董仲舒、孔安国等人学过儒学,但并没有像董仲舒那样积极地干预时政,而是继承父业,兢兢业业地为汉家修史。他自叙“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史官事业,兢兢业业地为修史而工作,杜绝宾客,不置家业,一心一意地贡献自己的才力,以求“亲媚于主上”,即履行两汉士人事君以忠的职责。他原以为会得到君主的赏识,但是却因替李陵投降匈奴的事说了几句辩解的话,就被下狱治罪,遭受残酷的宫刑。他感到满腹的委屈和冤愤。令他更为寒心的是,过去因为他专心致志地奉职,没有结交朋友,不置家产,事到临头,这些又反过来加重了他的不幸遭遇。下狱后,没有人替他说话,他也没有钱财用来赎刑,只好被押进蚕室遭受那最为痛苦与耻辱的腐刑。作者在忍受这样大的耻辱后所以隐忍苟活,是想发愤著书,完成《史记》。可是就连任安这样的老朋友也不了解他的想法,反而劝他利用受刑后担任中书令的职位之便,向皇帝“推贤进士”。司马迁深深感到了不被理解的痛苦在《悲士不遇赋》中,司马迁发出了这样的悲呼:“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感,信美恶之难分。”他在赋中悲哀地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没有遇见明主,也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人生信念。

我们从《汉书·东方朔传》中所记载的东方朔与汉武帝的一段对话,可以窥见武帝作为专制帝王妄自尊大的内心想法:

上以朔口谐辞给,好作问之。尝问朔曰:“先生视朕何如主也?”朔对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以谕当世。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弁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赣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蘧伯玉为太傅,孔父为詹事,孙叔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侯。”上乃大笑。

从这段记载来看,东方朔表面上是用俳优的口气在阿谀武帝,实际上也点明了武帝与士人的关系。在武帝心目中,古往今来的圣贤都是他的臣民,即使孔子这样的圣人,活在当世也只能成为他的御史大夫,何况那些士人呢,既可以提拔他们,也可以打压甚至杀戮之。在这个问题上,操有生杀大权的专制统治者不管是秦皇还是汉武,本质上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因为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暴戾,会使他们情不自禁地小觑士人,欺压士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武帝时代的士人确实面临空前的“压力感”。东方朔以表面的诙谐,实际上说出了士人普遍的无奈心态。熟知官场险恶的东方朔就在《诫子》中说:“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从相。首阳为拙,柳惠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是故才尽者身危,好名者得华。有群者累生,孤贵者失和。遗余者不匮,自尽者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东方朔依靠自己的诙谐调笑,得全其生。但他深知当时的险恶世态,“有群者累生,孤贵者失和”,只有退隐自保才是唯一的出路,而这种退隐是以忍受寂寞、甘于孤独为前提的。毫无疑问,他是十分痛苦的,绝非后人想象的那样的优游不迫。

然而这种人生态度在当时同样面临着不被理解甚至受到嘲笑的状况。许多世俗之徒嘲笑退隐者庸碌无能,因而加重了退隐者的内心痛苦。东方朔写有《答客难》,用对话体的形式来抒写当时士人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汉书》本传记载:“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从此段文字中,我们已见汉武帝用董仲舒之策对而不用法家之语的情状。故东方朔这样的应对虽不至论罪,但他也不能像公孙弘那样得到重用。赋文中首次用对答体写出了东方朔应答论客时的对话: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

文中假设客人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有普遍性的,也就是当时的文士能力与学术不比苏秦、张仪差,为何不能像张仪苏秦那样受到重用,官位卑下,仕途蹭蹬。而东方朔的思考与回答具有自我觉醒的意味。他强调此一时彼一时,现有的士人处境外表荣宠而实际远比那时失落。为什么呢?东方朔回答得很清楚:春秋战国年代,是一个士人相对自由的年代。诸侯得士则胜,失士则亡,故而士人可以待价而沽今则不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士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大一统的帝王牢牢地掌握在手心之中,“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这些形象化的语言,写尽了当时士人的狼狈处境,实际上其自由度与地位远远不如先秦时代。这种心理对话,写出了当时士人的辛酸与无奈,也是士人意识高度自觉之彰显。士与帝王之矛盾与离心力,加速了汉代帝国的变迁,为魏晋六朝士的觉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影响到文艺批评的自觉精神。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汉东方朔集题词》中指出:

东方曼倩求大官不得,始设客难;扬子云草太玄,乃作解嘲。学者争慕效之,假主客遣抑郁者,篇章迭见,无当玉巵,世亦颇厌观之。其体不尊,同于游戏。然二文初立,词锋竞起,以苏张为输攻;以荀邹为墨守。作者之心,寔命奇伟,随者自贫,彼不任咎。未可薄连珠而笑士衡,鄙七体而讥枚叔也。曼倩别传多神怪,不足尽信。即史书所记,拔剑割肉,醉遗殿上,射覆隐语,榜楚舍人,侏儒俳优,其迹相近。及谏起上林,面责董偃,正言岳岳,汲长孺犹病不如,何况公孙丞相以下?诫子一诗,义包道德两篇,其藏身之智具焉。而世皆不知,汉武叹其岁星,刘向次于列仙,事或有之,非此浮沉,莫行直谏,事雄主其诚难哉!

张溥指出东方朔表面诙谐调笑,其实内心是很悲凉的,他有着自己的智慧与道德观念,可惜世人大抵只看到他的表面。张溥认为东方朔的《答客难》与扬雄的《解嘲》其实开创了对问体,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因为它写出了士人自嘲与无奈的心态。今天我们所见的《文选》中的对问体与设论体,收录了东方朔和扬雄的作品,均为自我解嘲与自我解脱的文体,其中用了对答与对话的方式。运用这种文体既是人生的自我解嘲,也是人生不得已时的解脱。它衍变为一种专门文体,颇为耐人寻味。

比如扬雄生活的西汉哀平之际就是一个多事之秋。政局纷乱,上下相乖。于是他隐居著书。可是偏偏有好事之徒讥笑他官卑位低,不能积极用世,反而默默著书。《汉书·扬雄传》记载:“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扬雄于是著《解嘲》抒发了内心的孤闷之情。文章开头引出主客之间的对话,其辞曰:

客嘲扬子曰:“吾闻上世之士,人纲人纪,不生则已,生则上尊人君,下荣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怀人之符,分人之禄,纡青拖紫,朱丹其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目如耀星,舌如电光,一从一衡,论者莫当,顾而作《太玄》五千文,支叶扶疏,独说十余万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然而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为官之拓落也?”

扬子笑而应之曰:“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结,群鹿争逸,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矫翼厉翮,恣意所存,战士或自盛以橐,或凿坏以遁。是故驺衍以颉亢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

这一段诘问其实是扬雄的夫子自道,是内心苦闷的假托。从文中看出,扬雄是一个自视甚高的士人。他不屑以文士自居,而是以圣人之徒自居。扬雄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风气靡滥的年代,伪风滋蔓,士风竞进。文中那位客人的诘问,也是时代风气的表现。他们以荣华富贵为美,而对于扬雄在世风大坏情况下的自守根本不能理解,反而以上古之世的情形来比较当世,劝诱扬雄及时用世,不然就是枉费一生。扬雄在《解嘲》中,以道家的玄默自守、远祸全身的学说来对话。他批评那位客人根本不了解古时与当世的情形。上古时是所谓“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而扬雄所处的时代则根本不同,是另一种情况。他假托主人的回答,说明在封建大一统帝国中,士人已经沦落到十分悲惨的地步: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纠墨,制以质,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戴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虚,二老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粤伯,五羖入而秦喜,乐毅出而燕惧,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泽虽噤吟而笑唐举。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

这段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西汉士人的悲惨境遇,是秦汉士人自觉与生命体验的展示,对于汉魏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扬雄指出,在统一与安宁的年代中,帝王权势无人可撼。人才辐辏,这固然是好事,但同时也使士的地位价值大大贬低,犹如沙洲上的大雁,多一只不为多,少一双不为少。以往依靠良士定天下,现在则不然,早已不是英雄决定乾坤与天下的年代了。“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这两句话可谓道尽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士人的不同遭遇。常人往往只看到治世中士人好的一面,而没有想到治世反而是士人的炼狱年代。扬雄与东方朔相比,更突出了上古之士的独立与当世之士的无奈:

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或倚夷门而笑,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拥帚彗而先驱。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这里想象上古士人的蹈厉奋发、不拘一格。而扬雄所处的朝代是一个官僚社会,早已丧失了过去对于士人的尊重与爱护。士人要想取得青紫,只有牺牲人格,迎合世俗。因此,怎能简单地古今对比?扬雄在这种对比中,浸透着心灵的痛楚。同时,这种痛苦的自省,说明了西汉士人在与帝王相处中渐渐生长出离心力与自我意识,从而为汉魏以来的士人觉醒奠定了基础,也使汉魏文艺批评的进展出现了人文意识的变迁。在这篇赋文中,扬雄还针对客人嘲笑他自守的话,列举了汉朝宦海沉浮的事迹,“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许多人当时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然而瞬时因政局变故,或身首异处,或沦为阶下之囚。因此,唯有明哲保身才是最好的人生选择。扬雄自叙:“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宣明自己要在宁静淡泊中生活。扬雄进而反唇相讥那些世俗之人: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皇,执蝘蜓而嘲龟龙,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鹊,悲夫!扬雄援用庄子寓言,讥笑对方是贪嗜腐鼠而笑凤鸟的无耻之徒,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一样甘当曳尾之龟,以孤寂自乐。可惜的是,扬雄最后未能忍耐住寂寞,为王莽篡政作符命,卒为天下所笑。这也反证忍受寂寞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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