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的教化作用，韩非不但认为是不存在的，而且认为人君一旦喜欢上了文艺，就有可能招致祸乱。他在《亡征》中列举了一些亡国的征兆，其中之一就是“喜淫辞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在他看来，国君喜欢淫辞与音乐，忽于对实用人才的求用，就会导致国家的灭亡。他在《十过》中列举了十条国君的过失，其中就有两条是文艺，第四过是“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第六过是“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第四过的结果是，晋平公喜欢“清角”之乐，导致阴阳失和，招致晋国大旱，赤地千里，平公也得了瘫痪之病。韩非认为君主虽不摈弃声色之好，但是应当限制在法令的范围之内，“其于观乐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韩非子·八奸》。）。韩非就是这样，从他的法家专制主义的角度，对文艺问题作出了他独特的说明。在他看来，既然人性都是自私自利的，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可以对话与沟通的可能性，所以文艺不可能成为对话与沟通的器具。他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秦始皇一类的封建专制统治者。
§§§第二节从贾谊到董仲舒的对话语境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后人多以为《大风歌》写刘季扫平天下、志得意满之情，其实，联系创作背景，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据《史记·高祖本纪》，汉高帝十二年即高祖在位的最后一年的十月，刘邦平定淮南王黥布的叛乱，班师还归，过故乡沛地（今江苏沛县），“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文选》李善注云：“风起云飞，以喻群雄竞逐而天下乱也。威加海内，言已静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镇之。”此说大体是对的。）公元前194年，汉高祖刘邦击黥布还过沛县时，邀集故人饮酒。酒酣耳热时，刘邦触动情怀，击筑高歌了这首著名的《大风歌》。“诗言志”，这首诗表达了作为一代雄主的汉高祖刘邦意欲统一天下、招纳贤才、建立统一大业的勃勃雄心，同时也隐约地表现出其内心的忧思。经过春秋战国长期的分裂争战，秦国统一天下，建立了短暂的大一统帝国，但不久即被农民起义推翻。秦代蔑视人文与士人的结果是普遍的道德败坏，人文堕落，君臣相疑，亡国灭身。表面强大的帝国在十五年后轰然坍塌，给后人留下了永远的反思与喟叹。在动乱的岁月中，士人流离失所，散在各方西汉统治者平定天下，吸引士人重新聚集在了大一统帝国的金銮大殿下，让建功立业、奋发向上的群体意识融进了这个英雄时代之中。先秦时代类似孔子、庄子、屈原那种低回孤独的心音，一变而为枚乘、司马相如、班固大赋中磅礴雄壮的旋律。
战国末期极为活跃的士，到了汉初大致变成了这样几种人：一种是秦朝时的旧儒生博士。如叔孙通原为秦朝博士，眼看秦朝将要灭亡，率领众儒生遁去，在秦末战争之中先后事过多主，最终归附刘邦，成为西汉初年制礼作乐的重要人物。另一种是活跃于民间的游士，如陆贾、郦食其这样的辩士。他们家境贫寒，颠沛落魄，后来以其才干为刘邦所赏识，为西汉王朝的奠基立下了功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在野的儒生，如齐鲁之地的儒生，在干戈纷扰之际，弦歌之声不绝，后为汉朝所用。作为一代有政治眼光的皇帝，刘邦虽然出身无赖，本来并不喜欢读书人，在与项羽相争时还曾经拿读书人的帽子往里撒尿，但是他却懂得要保住江山还必须以诗书礼乐治国，而传授诗书礼乐文化系统的，正是儒生与读书人。为此刘邦在汉高帝十一年二月下诏求贤：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高帝纪》。）
这篇诏书表明，汉初统治者所求人才已与战争期间有所不同。刘邦敏锐地看到了安定天下与打天下所需人才不同。而儒学就自然而然地被统治者所看重。《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从刘邦接纳陆贾的建议中可以看到，汉初统治者从汉高祖刘邦开始，逐渐意识到儒学诗书的重要性（刘邦讨厌儒学，但是儒家礼仪却给他带来实际王权体验，因而使他后来对于儒学的态度所转变。《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王喜。……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上曰：‘可试为之。’……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肆，会十月。汉七年，长乐宫成，诸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洒，无敢哗失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而儒学主要由士人担当，因此，从汉高祖统治者就多方征召那些品行方正、深通儒术的文士。汉武帝时又屡诏公卿、郡国举荐各种贤良方正之士。《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西汉统治者通过征辟、察举等方式大力网罗延揽文士，不拘出身，使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秦末颠沛流离的文士会聚到西汉帝国的大厦前舒展宏图，跃跃欲试。西汉统治者制礼作乐，依赖的正是这些文士。文化事业的蒸蒸日上以及日不暇给的事务，使西汉文士的心态由内省转为外向，追求一种建功立业、驰骋腾跃的生活道路。枚乘《七发》中的吴客向卧居于闺室的楚太子展现了通过田猎、观涛、登山等活动所见的
外在世界的勃勃生机和动人景色，使楚太子从“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的闭锁状态中走出来。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以铺天盖地的声势，渲染了天子之苑的广袤壮丽。西汉王朝士人的总体精神是奋发向上的像孔子垂暮之年的孤独、庄子式的愤世嫉俗，已不再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统一的封建帝国需要塑造新的意识形态。汉朝统治者对汉初的法家阴阳家和纵横家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大力弘扬儒学。儒学的力量在于能够唤起并巩固人们的血缘亲族观念，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两汉时代虽然相对殷周奴隶社会来说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封建朝代，但其精神文化却依然不脱殷周时代的宗法观念体系。汉代以孝治天下是素为人知的。它吸取了秦朝蔑弃礼义而亡的教训，重新祭起了儒学的旗帜。所不同的是两汉统治者通过董仲舒、班固等人的理论构造工作，将这一套伦理体系与秦汉间盛行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学说融合起来，形成特有的宇宙与伦理图式。但其核心并不在于说明天道，而在于论证人性中的血亲观念对于加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性。
一、贾谊与汉文帝之对话
在这种情形之下，秦代与士人拒绝对话的情况得到改善，而士人也自觉地应对帝王，开始形成一种氛围。在这一过程之中，贾谊可谓首开风气。
西汉初年，统治者休养生息，无暇制礼作乐、恢复儒学、培养士人，文化建设的滞后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贾谊看到了这一点，以前瞻性的眼光，尝试与汉文帝进行儒学方面的对话，意欲通过与君王的对话，使儒学思想得以重建，并影响到文艺观念的重构。士人的作用在于能够以通透的目光对精神世界与朝政建设提出高屋建瓴的意见。贾谊在这一点上，可谓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忧患精神。《汉书》本传记载：“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贾谊以年少天才的身份受到皇帝重视，首先是因为他的文采与学问，其次在于他的善于奏对。通过奏对，贾谊得到皇帝的重用。西汉时期，因为对策或者奏对而平步青云的士人不在少数，贾谊可谓首开风气。这些士人有的博通学术、擅长儒学，有的兼通各学，大都能够将学术与时事结合起来，而其途径则是对话，舍此而别无选择。然而，这种对话途径受制于各种因素，不仅是帝王的理解与接受，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汉书》本传记载：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
这段记载发人深省。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尽管进入官僚阶层，但是由于所持之理想往往与一些既得利益者相左，曲高和寡乃是经常之事。屈原的悲剧就足以说明这一切，他的悲剧遭遇往往成了后世士人与官僚的共同遭遇。两汉时代屈原成为士人的精神偶像不是偶然的。这种对话途径的开塞，是当时政治的风向标。政治较为清明时，往往可以开通，而政治不明时则紧闭。贾谊时代，许多朝廷老臣还当道任权，左右政治，他们当然不会容忍贾谊这样年少得志的新锐。再加上与汉高祖刘邦当年一起起兵的乡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无从认识儒学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所以贾谊在当时的受挫也是必然的。
就汉文帝本人来说，他属于西汉皇帝中较为开明的帝王，还是愿意与士人对话的，而贾谊也确实为官员队伍中的俊彦。因此，虽然贾谊被派到了长沙任太傅，受到冷遇，但是文帝并没有忘记他，时常向他求教，对于鬼神事也感兴趣。唐人李商隐尝叹“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但是事实也并不尽然。《汉书》本传上记载：“至夜半，文帝前席。即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数问以得失。”可见文帝还是能够虚心求教的，自愧才不如贾谊而能用他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也爱其才，经常以事问之，而贾谊也时时对之。面对当时边患严重、政治不稳制度疏阔等弊病，贾谊并不气馁，而是认真思考，继续奏对，写出了被称为西汉鸿文的《治安策》。应当说，没有汉文帝与士人对话渠道的开拓，也就无从产生《治安策》这样的鸿文。秦始皇麾下也有许多策士类人物，但是在焚书坑儒迫害下大多都灰飞烟灭，一些人如叔孙通后来成为刘邦治下的重要人物，就说明了这一点。《汉书·贾谊传》记载：
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这里要指出的是这样两点：第一，从贾谊上书的背景来说，西汉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外表安定，其实危机四伏，因此，贾谊以传统的士人的忧患意识，向皇帝上书，直陈事情的严重性，而且表白了自己痛苦万端、流涕太息的心境。话说得多么激烈，多么直率，但反过头来也说明文帝是一位仁厚的帝王，与景帝和武帝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二，当时士人与帝王的对话，得益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臣下的直率、不避斧钺，另一方面是帝王应有宽容的襟怀与虚心纳谏的度量。贾谊公开向皇帝提出要虚心纳谏、广开言路，越是在危机四伏的时候就越是要听取臣下的话语。这样就使对话成为士人的自觉意识，进而变成向帝王上书的自觉行为。贾
谊的这篇《治安策》，其重要性与远瞻性在于没有就事论事，如同东汉后期的君臣对话大多围绕着具体问题而展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高屋建瓴，气势不凡。（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贾谊的《治安策》。他评点《新唐书·马周传》说：（马周给唐太宗上的疏文），“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可见，在他看来马周的疏文与贾谊的《治安策》都是极具历史长远眼光的策文。）所谓西汉鸿文，大多是由这种充实而远瞻的气度与眼光所造成的。贾谊指出：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