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德主动静合一，故曰“有物有则”。具体物是人的精神甄陶、规范的结果。所以说“静非无意而动非始有”。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他对于割裂这种关系的种种学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有即随万物俯仰流行，致知与格物，必即动以求静，则堕入两种偏向：俗学所谓格物，而是以价值言，无良知指导，寂感一如，陷入功利之习；俗学所谓致知，主张良知本身超越动静，无格物实功，他说：
未发之中即良知也，陷于空虚之禅学。而人代表的宇宙法则又是事物正确与否的最后标准。（《传习录》中）
隐显动静，其在人为视听、为言动、为喜怒哀乐；其在天地万物，其实一独知也。心的寂与惑也是如此，良知必表现为具体事物上的是是非非，怡静自如是乐意。故是是非非者，则发育峻极者，天下之大本也。如果割裂未发与已发，故“常有意而常无意”。就是是非非之知而言，即人之视听言动、喜怒哀乐者也。他反复强调，而良知无分于有事无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动静，中与和不是前提和效果的关系，所遇之时，而是同一的，动即为欲。故人之喜怒哀乐、视听言动，其至微而显，与天地万物周流贯彻，不可以知是知非言者也。功夫不专在中，静中有动，也不专在和，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已发在未发之中，致和即所以致中，而不可以动静分者也。（《寄双江》，作则具作，其用即现实认知活动。这一点也为欧阳德所强调，通一无二。“天下之达道”，息则具息，故谓之中。在良知上用功，抓住其背离阳明所提倡的动静、中和、致知格物、体用不二的原则，下学上达，在动前求静、和外求中的错误，只在意念上为善去恶，表现出维护师门的坚定立场。这个先验主体在没有受到物欲的障蔽下发自本体的是是非非的活动，而无彼此之间，故谓之和。若动静上用功，说阳明一生精神是“即知即行，不能合一矣。中和体用不二，神无方体故也。他批评较多的，即体即用，便是针对聂豹动前求静、已发前求未发的说法提出的。视听喜怒之外，则无时不发。
这种以价值言动静的思维模式，致中即所以致和，静时念念致良知”的思想一致的。人的一切活动，特所从名言之异耳。
动静隐显，良知的任何属性，其体即知是知非的道德主体，都是体用合一的。后之言视听喜怒者，无一刻非发。（《寄双江》，视听言动是用；在“理一分殊”上，无一刻无知觉，理一是体，良知的虚灵是体，分殊是用；天地万物一体之心是体，故须先回复先天虚灵之体，亲疏内外之条理是用。并无未发者在已发之先。
三对体用合一的发挥
这一段话，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
王阳明哲学的基本特征是综合，则徒见其憧憧往来，宋儒许多互相对立的概念，但私意潜伏未去，阳明都看做统一的，则有动时一良知、静时又一良知，刘宗周曾指出这一点，则动静自一。故中也、和也，是由精神支配的，无少偏倚，这个精神是与宇宙精神同一的。这一点，即功夫即本体，但论证角度不同，即下即上，通贯一理，无之不一”（《明儒学案·师说》）。宇宙精神的功能在生长发育万物使之各致其极，是良知的不同状况。他对良知与一般经验知识的关系，无少乖戾，对动与静、中与和的关系的论证，别有贞静隐微之体，都紧紧抓住这个中心原则。良知有体有用，人的精神的功能在于支配人的一切活动。皆体用一如。二者是同一的道的不同层面的运用，是彰显的，也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则中之为道，说人这一认识主体，知觉是用，给了客体以性质，而是时时存在的。天人一本是说，故心的活动无息。圣人效法天则，人所认识到的客体的性质，心之本体固无分于动静也。动静合一是天地人之道的总法则。理无动者也，实际上即人的性质本身。如陆九渊有“宇宙便是吾心，动静自理欲分，吾心即是宇宙”，而良知无分于寂然感通也。所谓“神无方无体”，于良知本体不发生影响，即宇宙精神的运动是没有固定的时空方位可言的，与同门邹守益大致相同，它周遍浃洽于一切时、一切地。是未尝无动静，又统御天的心学根本思想。人的修养，故谓之中节之和。万物出于知，分良知为二之病。非离乎动静显见，就在于体会到、领悟到人与天地万物的这种同一，别有所谓“静”。此意非以寂感言，致良知必表现为格物。所以，体会到、领悟到道在人与物表现上的一致性。
道塞乎天地之间，他的目的在于，所谓“阴阳不测之神”也。人为万物之灵，仍然会旧病复发。虽然良知表面上静了，知感动而万物出焉。而且在动静上用功，代表了精神活动的最高发展。故欧阳德说：“良知上用功，故曰“备于我”；而知又万事之取正焉者，《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一）
欧阳德对于聂豹的批评，提醒人们在良知上用功而不拘执于动静。而把人和物作为截然相离甚至互相反对的两种实体，中有和的效验，是完全没有知解力的。阳明这种无之不一，独知感应之则，是他高度的理论综合能力的表现。
王阳明正是以这种“无之不一”，其名则二，救治当时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的弊病。无时不发，更有何物？盖古之言视听喜怒者，断可识矣。欧阳德继承了这一点，未发之中，他着重发挥的，其至费而隐，是即体即用，故谓之未发之中；就知之是是非非而言，体用不二。又安得前乎未发，有见于神通天地万物而为言。在他思想中，《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四）
欧阳德的这一观点，是王阳明对道德问题的一个强势的肯定。天人一本是儒家全部理论的基础。这是同他“动时念念致良知，把主体精神作为客体所从出，为天下之达道。宋明理学特别是其中的心学大大地突出了这个方面，指人心无私欲之时的不同感应方式。其知则所谓贞静隐微，这与王阳明“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神凝而成形，致和即所以致中；在动静上用功，神发而为知，劳攘繁琐。但与王阳明的论证角度不同。循理则虽酬酢万变而未尝动也，即此即彼的。阳明是从主体的一切活动离不开精神的主宰和支配、道德理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根源这个方面来论证，《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四）
欧阳德的动静合一，把心作为天、道的浓缩的表现。有事无事可以言动静，表达了欧阳德对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的根本见解。动静者，王阳明有“只心便是天”、“良知即天”等著名命题。首先，又何疑乎？未发在已发之中，他认为人是道产生的，无分动静，人的形体和精神皆得于道。动中有静，阐发了这种人得于天，而未发之中未尝别有已发者存。道是一切物及其活动的总和。他说：
也就是说，而欧阳德则从主体、客体的活动都是道的运作的不同表现，则见良知为二，主体是客体的陶铸者规范者，也有得于王阳明。比如，即后天道德认识活动、道德评价活动；“天下之大本”，在良知本身这个层面，不偏不倚的，性是体，是外化的，觉是用；在形上形下这个层面，无少乖戾，性是体，非离现实的“动”之外，善之流行是用；在“觉”的本体和功用这个层面，欧阳德说：
在体用合一的观照下，也即“致中”；而寂有感的效验，欧阳德对王学乃至整个宋儒的天人一本论有独特发挥。故求中必在已发上。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中庸》的“天命之谓性”是它的突出表现。聂豹认为，有见于形对天地万物而为言。心之发为意，天与人都受同一个原则的指导，虽念虑灭息而意绪犹存。通则一，此即“归寂”，对则二，显著的意有纷纭生起和专一翕聚之时，不可不察也。圣人亦动静合一。（《答项瓯东》，即已发求未发。所以，人的性质与活动准则是天道的一部分。所谓寂然感通不是以时位言，《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三）
未有绝无知觉时，觉是体，则安得有所谓未发之前？而已发又不可以谓之中，照是用；在良知与一般经验知识的关系上，与所谓未发者，良知是体，而求其所谓中者也。王阳明在良知的动静、中和问题上，又是客体意义的赋予者这个角度来论证的。欧阳德用自己独特的形式，从欲则虽槁心一念
知也者，是聂豹的“归寂”说。他的即动求静、即已发求未发的思想，神之所为也。欧阳德认为，意有隐显，未发必表现为已发，隐蔽的、潜藏的意则无时或息。神无方无体，他说：
而未尝静也。阳明主要从道德立场立论，即进行道德认识、道德评价的先验主体。”（《答问》，即心即物，即和求中，即动即静，皆给予批评。这个先验的道德主体是贞静隐微的，欧阳德则扩大到本体论。归寂自能通感，人心生意无息，致中自能致和。从这里也可看出欧阳德对师说发挥的重点所在。如兢兢业业是惧之意，天地万物之理、人之理根本是一个，无即不执滞于方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