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气势看，培训学院的工作还远没有收场的意思，他们下一个创意是“创新科普男性健康工程”。郭应禄院士说的创意总是随着社会的需要、人的需要在不断萌生。“社会上男科中心太滥”。为此，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建立一个标准的男科中心，使男科疾患可以得到科学的治疗。他的目标意义：让老百姓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男科。
与此同时，他们教育的对象群将继续扩大，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瞄准到那些难以阻挡的、日见庞大的民营医院。郭应禄院士认为，尽快地让那里的从业人员掌握男科知识、泌尿外科知识已是当务之急。最终把大家引导走上正道，确实不失为一件好事。
就是这样，“北大医院”已经习惯了扛起大旗走在前面。
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人性化时代，“无痛”随即成为医学必须关注的名词。据悉，目前世界发达国家80%以上的产妇，“是在平静而无痛的状态下，享受得子的欢乐”。相比之下，中国的产妇确实相当可怜！由于种种诉说不清的原因，我国的产妇迄今只有1%的人可以享受到无痛分娩。为了躲避疼痛，剖腹产在中国的产房悄然蔓延。只有医家明白，那是有违人类本能的错误做法，那是有愧于子孙后代的无知行为。然而，这种不容乐观的生产方式似乎惟独只是令“北大医院”的大夫们脸红，甚至无颜面对。
于是，2001年8月到2004年3月间，“北大医院”妇产科累计实施无痛分娩技术达到2000例。这个数字尽管小得让人心痛，但是它终归占到全国无痛分娩总数5000例的40%。他们近乎扛起了让中国产妇远离疼痛的半壁江山。
妇科肿瘤专家廖秦平教授说到此颇有感触：科学需要担当。据说，这2000例的背后暗含着经济收入的折损和医护们精力的加倍付出。可以说，无痛分娩更多的不是技术，是情愫。这位在妇产医学上很有造诣的年轻学者说：“消除疼痛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大事情，漠视，是不对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做事情总要有一个领跑的，‘北大医院’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责任；如果因为暂时的经济问题，把很有广阔前景的事放下不做，那不是科学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人民需要，我们的妇女姐妹们需要……”
追求一个“精”字
与大视角、大动作、大担当相对应的是这所医院精致的细部。
胡传揆教授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第一代皮肤性病学人。50年代初，他受新中国领导人的嘱托，作为建国初期“驱徼梅毒”的组织者和技术指导者，足迹远至新疆、内蒙，历时数年。终于有了1964年，中国政府郑重地向世界宣布：我们基本消灭了性病。
吴阶平院士的“一侧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的概念，曾经引发世界范围的关注。之后，使无论中外还是男女，无法计数的肾结核病患者因此摆脱了厄运。
王叔咸教授有关中国临床的“肾炎分型学说”一经问世，国内肾病学科便走出了肾炎定论的误区。血尿、蛋白尿终于有了严格的细分。“专病专治”犹如一束科学的阳光很快地驱散了尘埃迷雾。之后，我们这个肾病大国，数以万计的肾病患者走出了混沌迷乱的痛苦年代。
1968年，北京礼花厂工人王世芬遭遇意外工伤事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大面积烧伤达98%、重度烧伤面积达38%、并且伴有呼吸道严重灼伤的病例尚没有成功救治的先例。工人兄弟的生命牵动了周恩来总理，也牵动了全国人民。“北大医院”受国家之命，承民众之托，最终没有辜负众望，他们保全了这位工人的性命，并且为他赢得了生活能力。这次抢救的成功因此载入医学史册。王世芬至今仍然健在。
王光超教授是我国第二代皮肤性病学家。在他担任科室主任的30年间，先后建立了皮肤真菌实验室、皮肤病理实验室、皮肤免疫实验室，并完成了皮肤病专科、专病的分组，创建了完整的皮肤病临床与研究的框架体系。
麻醉学家谢荣教授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对普鲁卡因麻醉技术便做出重大改进，使局部麻醉达到全麻的效果。之后，这项技术用于抗美援朝战争中，救治了大批志愿军伤员。几天前，现任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的黄宇光教授谈到中国麻醉学的发展里程时，尊称谢荣教授为中国麻醉第一人。
我国著名的内科学家张树基教授被誉为“抢救大王”。在“北大医院”几乎已经是一种常规和惯例，张树基教授总是出现在生死临界的最后时分，他面对的往往是准备撒手、生气耗尽的危重病人。于是，病人说，他有回天之术。那些接触过他的人必是深深记牢那个刻骨铭心的一刻，每每因为他的出现，即将熄灭的火苗便又重新复燃。内行说，他达到了一种境界。因为危重病人往往是多器官受累，传导性衰退。因此，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没有全面的基础知识，没有精当娴熟的基本功，那是全无招架之力的。他自己说，抢救病人是医生的天职。他对抢救医学的理解：一个普通病人的生死，对于社会来说看不出什么影响，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那几乎是无法回避的悲剧。
中国的小儿神经学科起源于“北大医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吴希如教授完成了有关“苯酮尿症”机制研究的课题。这种以呆傻、抽风为典型症状的遗传疾病在中国儿童中发病率相当高，而发病机理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并不多见。2003年，吴希如课题组的“小儿失神癫痫与T型钙离子通道的关系”论文，在《美国神经年鉴》登载。此项成果为寻找癫痫病共同的基因提供了重要线索。她说，那一天我们未必能等到，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为这个方向做准备。2002年9月，第九届国际暨第七届亚大小儿神经联合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小儿神经领域最高级别的会议，而大会组委会主席就是吴希如教授。
第三代皮肤性病学人朱学骏教授正在担当起学科发展的重任，目前他们正在完成“由经典皮肤学科向现代皮肤学科的转化”。2004年，这个具有良好基础的学科全年发表在SCI的文章，影响因子达到40。他们的“副肿瘤性天疱疮发病机理研究”获得重大突破。“肿瘤可以产生抗体导致皮肤病”的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前瞻性的贡献。这项研究以论著形式发表在2004年世界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上。根据“肿瘤产生抗体”的理论，他们大胆修正了肿瘤手术沿袭至今的操作规程，仿佛为所有的后来者打开了一扇通向光明的大门。首先他们提出阻断周围血管的理论，以此避免瘤体里面大量抗体向外释放。其次他们提出中和的概念，在摘取肿瘤的同时，进行大剂量免疫球蛋白的注射，以此达到对致病抗体的抵消作用。这种理论体系的终极目标：降低肿瘤抗体对其它器官的损伤。后经临床证实，副肿瘤性天疱疮的死亡率从70%下降到了30%，其结果，一个庞大的无力抗争的群体，重新获得生命较量的机会。
曾经被肾脏病学界判定为不治之症的“原发性小血管炎”，临床死亡率高达80%，是一种对人类健康危害极大的疾病。1995年我国对这个病已经基本“征服”，这项研究同样是从“北大医院”起步的。
时任院长、肾脏病学家章友康教授参与了这方面的研究。在此之前，对于这种来势凶猛的疾病，临床上几乎无力招架，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性命。往往病人被抬到医院时已是高烧、咳血、肾功能衰竭，出来的片子非常可怕，整个肺部像充塞着大团的棉花。章友康教授说，当人类将它的临床发现，诊断技术以及治疗方法都一一揭开之后，看似疯狂的病魔，须臾间便束手就擒。在“北大医院”，“原发性小血管炎”已经在医生的掌控之中，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需一个晚上的工夫，他们可以让病人肺部大团的阴影神奇般的全部消失。紧随其后的是皮疹、烦躁、高烧等等各种症状节节败退。几天之后，病人血色素会缓缓上来，生命体征前后简直判若两人。抬着进来，健康地走出去，在这个病种的治疗上说“起死回生”，一点也不过分。
继往开来，“北大医院”英雄辈出。
时任医院胸外科主任的李简教授，1992年主刀至今，潜心钻研微切口开胸手术已近2000例。从微小的切口进入，将必须切除的东西干净利索地装在袋子里拎出来，不见兴师动众，如同悄悄地进行了一次胸腔内封闭式的大扫除。他有办法将血管与周围结蒂组织精巧地分离开来，然后，将脂肪、淋巴、神经等有牵连的东西一概清除。如此，一场手术下来，仅仅是淡淡地洇湿几块纱布。难怪，即使是专业人士也是难解其中滋味。年轻人的微笑带着特有的征服感，他使“微创”技术的应对范围大幅度地拓展了，适应症由原来的20%扩大到90%。另外，他在肿瘤的清扫以及（支）气管、食管的吻合技术上创造了奇迹。他的肿瘤术后病人几乎告别了放化疗，且无须为手术后出现“瘘”提心吊胆。在他的眼里，凶险的开胸手术如同切阑尾一样——“一点没有恐惧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