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此，北大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压力非常大。至少，在他的手上“一个不能少”。
“早用无创通气”（即呼吸机）这是王广发提出的。很快被证实这个观点在治疗上确实效果明显，但是王广发说，现在任何结论都为时尚早。他承认自己有机会比较大量地接触了“SARS”病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对比经验。早用，可以避免切开气管的感染危险，更重要的是，临床表明，等到出现呼吸窘迫症，抢救起来就比较麻烦了。他把使用呼吸机的指征定在出现明显的低氧血征。
在激素的使用上，王广发主张“适时用，及时减”。根据他的经验，激素有一定的适应症、禁忌症。但是在对付“SARS”上不能因噎废食。他既反对干脆不用，也反对剂量过大。总之，他的原话是：“SARS”的治疗对于人类还没有到了说“是”或“不是”的时候。只是科学需要前仆后继。
在抗生素的使用上，王广发不主张一味的排斥。按照他的理论，不需要一来就上广谱抗生素，以及级别很高的抗生素。早期，可以针对“社会获得性感染”的病源，配合使用“左旋氧氟沙星”类药物。两周后，可以使用针对“医院获得性感染”的病源，投放“头孢”类药物。近日北京的疫情不断地传出控制、再控制的消息。但是，王广发他们的探索一刻没有放松。
呼吸支持技术在这次疫情中也是极为重要的。北大医院在这方面依然具有相当出色的人才。阙呈立，一位白净文雅的女大夫。她曾是加拿大魁北克省、世界著名的麦吉尔大学博士后，主攻业务是呼吸生理。作为呼吸机使用方面的专门人才，她最先请战支援北京佑安医院。当时“SARS”病人比较集中的医院。
一个月后，北京市要求上报“五四奖章”人选。临界40岁的王广发被认定是治疗“SARS”的一号人物。但是作为科室主任，只有他知道，论付出，论隐忍，应该把阙呈立推上去。关键时候他顾不得曾经的承诺，公开了一个秘密。
阙呈立到佑安医院的当天，正是她新婚的第二天。不敢想她和他是怎样熬过亲手把如胶似漆生生撕开的、甜蜜又痛楚的一夜。只听她的家人说两家的亲人们在知道明天一对新人即将分手的婚宴上，没有人能吃出饭菜的味道。过去我们只是在小说里看到过“刑场上的婚礼”，却没想到“离别的婚礼”竟发生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爱难，别更难。而一别就是几十天，这位内向的姑娘竟能把嘴唇咬得那么紧。
院长章友康听到有这样的事，当时“呼”地拍案而起，“这个婚礼我们办定了”。院长助理黄万忠最见不得老实人受屈，“婚礼的主持我来。”很快，医院管理层做出决定，事不能再迟疑，明天一定要把人换回来，无论如何不能让新娘子再上前线。
其实，在特大疫情面前，像阙呈立这样的紧俏人才，他们所有的明天都只属于病人。第二天，阙呈立还没踏进医院的门，她又作为卫生部督导组的专家，被派往内蒙疫区。直到记者写稿的时候她还没回北京。记者只是和她的母亲通了电话。对方的声音很柔弱，但是没有抱怨：“我支持她”。作为301总医院的老一代医务工作者，这位母亲对女儿有着充分的信任和全数的理解。
4月3日，北大医院出现第一例“SARS”病人。护士长柴洁（抗击非典，“首都劳动奖状奖章获得者”），平日在有着2800多员工的医院里，安静得像一滴水。但是，就在恐惧终于由耳闻变成现实的关键时刻，她用非常柔弱的声音说：“第一个夜班，我来。”
自此，这家医院无人言“不”。
综合作战，是北大医院这次遏制“SARS”的又一个显著的特点。除了前面所说的“三架马车”之外，他们还有内科、中医科以及心理卫生科等等多学科的联合应战能力。医院党委副书记、妇产科主任廖秦平说，这次许多病人的病毒血症都非常厉害，这说明随时可能出现心肌损害、肝脏病变或者肾功能衰竭……因此必须是各个器官功能的检测和保护性治疗一起上。
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徐小元（抗击非典，“首都劳动奖状奖章获得者”）认为，病人的生死全系医务人员平日的功力和素质。他的体会，对“SARS”病人，医生至少要做到“勤”。比如你经常出现在病人身边，会从心理上有很好的暗示治疗作用。为此对于危重病人，他们专门配备有ICU室，实施全天监护，那真是连眨眼睛都非常小心。
在北京胸科医院，北大医院的病床数占到124张，再加上院内收治床位69张。总之，发病高峰的紧急关头，他们承担的疾病份额相当于北京地区总量的十分之一。
一个多月来，经他们诊断、治疗的病人已达三百多例，死亡5例。其中早期急诊室猝死两人。病房死亡三人。三人中一名85岁老人；一名癌症手术后正在化疗的病人；还有一位68岁的老人，“SARS”已经痊愈，最终死于心脏病。由此，医院病房死亡率仅为1.0%。难怪，一些病情缓解的患者被通知转院时，都表现出很不情愿。要知道，信任和信心，对于经历过死亡考验的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视察期间，重点看了北大医院病区。他们认为：防护是一流的；治疗是世界一流的；病人情绪是稳定的。
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吕鹏说：北大医院的治疗是一流的，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是一流的，他们是“多国部队”的王牌军。
这是事实。他们是在向“最好”努力。“最好”被他们视为特殊的责任。
医院党办主任孙扬说，对我们来说责任有二：一是作为医护人员，神圣的职业责任；一是作为“国家队”，我们不能推卸，我们没有理由说“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次一次地提出——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严格地说，这是冲着我们发出最急切，最神圣的号令。
挺过最艰难的时刻
进入4月中旬，北京的“SARS”开始疯狂，像是潘多拉魔盒突然被打开，一种高传染性、高死亡性的灾难从天而降。隔离，成为特定时期头等的大事。而北京那会儿大规模的隔离设施还不知道在哪里。最危急的时刻，医护人员没有退路，只能是把传染源留给自己。
最初阶段，北大医院收留的“SARS”病人多达百例。这是几乎没有隔离防护的最危险时刻，也是最悲壮的时刻。那些日子可以说医务人员时时面对的不是偶尔的冷枪，而是突突发射的榴弹炮。量，改变了一切。
当务之急必须尽快解决隔离病房，而且是战地自行解决。北大医院当时最快的能够自救的办法是将一栋已经报废的旧楼，重新接通水、电，然后加设空气负压装置和氧气管道。这种简易的隔离病房从设计到施工，后勤人员被逼上了建筑现场。
这是极特殊的工程，时间当以小时计算。因为时间拖不起，每一分钟的拖延，都意味着将有一拨无辜的人成为病毒吞噬的对象。但是，人的意志力终究不是神话。当七十多个小时的连轴转之后，终于有人倒在了水泥地上，而且全然不顾地扯起呼噜来。
4月13日，医院自行改建的临时隔离病房34张床位开出来了，而当时需要入住的病人超过50个。怎么办？椅子搭椅子。只要能够尽量收拢感染源，这种简易的床位一直搭到隔离区门口。整个病房就像一个快要撑破的纸盒子。那情景让人联想到泰坦尼克号下沉时的惨烈瞬间，因为小小的救生艇实在无法承载突发灾难的巨大负荷。但是，盒子不能破！泰坦尼克的悲剧不能重演！
那边，新增病人还在不断地往外冒，每天以十六七人的数量增加。这时候医院不得已只得又把急诊科也辟成临时病房，再开出35张床同样是应接不及。结果是几天的工夫，院子里，大厅里，走廊里；平车上躺着，椅子上坐着，甚至还有提溜着药瓶满院子乱窜的……整座医院笼罩在“SARS”阴霾的威胁里。
这时候医院的管理者们必须用他们的脊梁扛起突然崩塌的屋顶。病人一个不能往外推；医护人员一个不能倒下。仿佛所有的“不能”无限扩张地挤压在一个容器罐里，惟一的出路必须尽快地寻找出口，否则容器罐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危险。那是难以量化的压力。
时任院长章友康感觉到血管突突地膨胀：“我们是居民集中区，皇城根下，毗邻北京四中，又紧挨着中南海……如果有病人流散出去，那将是历史的罪人。”
院党委书记廖秦平也是气促心急：“累，我们不怕；病人重，我们不怕。但是，‘SARS’的恶性传染力和杀伤力，决定了我们必须最大程度地保护好健康人群。”她说，就是把我们全院几千颗心，揉碎了，掰开了，也想不出办法呀。“医院再不封，我们就得疯。”
终于，医务处程苏华主任向外发出红色求救信号——北大医院告急。而一天，两天，三天……求救没有回应。外面，北京大规模的收治场所正在抢建中。这里，病人只有导入，没有输出。求救的声音从一个变成十个，百个，千个……整个医院上上下下所有的员工一致向外求救。电话机、传真机、手机不间断地拨。当时，听话的那一边应该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送话器里都是颤抖的，抽泣的声音。
李六亿的“标准预防”立即变得苍白无力。因为如果连最基本的隔离病房都解决不了，一切都是废话。
时间到了4月23日，大家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3名医护人员一起感染。这是在非正常防疫情况下的院内感染。它是一个恐怖的信号，是向所有的院内人员发出的献身信号。这时候在医院工作的每一个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残酷已经在撕扯自己的衣服。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刻，在残酷的献身信号向每一个人逼近的时刻，北大医院竟有1800人主动请缨，到最危险的岗位工作。这该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数字。
李六亿多少次在电话里听到儿子在说“想妈妈”，她没有掉泪。因为妈妈做的是有意义的事，做的是对得起儿子的事。但是那一天，她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鬼使神差地把求救的电话拨到了卫生部。当她听着对方“喂，喂”时，她原本准备好的有很多话要说，却不争气呀，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终于，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小汤山等大规模的收治“SARS”的专科医院奇迹般的快速建成。4月24日，在付出沉重代价的第二天，北大医院出口疏通。程苏华主任说，从下午开始转移病人，一直转到次日凌晨四点多。终于，转出病人80多名。
北大医院经受住了“SARS”的考验。
……
危难已经是昨天。在特殊的日子里，他们还默默地收治了由北京地坛传染病医院转出的艾滋病、流行性脑膜炎等传染性疾病病人；接纳了被临时指定为“SARS”医院的兄弟医疗单位原有的透析病人；他们的妇科、产科手术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止；他们的日门诊量仍在上千人次……5月10日，他们开始恢复肾脏移植手术；12日，器官移植手术开始启动……
平日无虚夸，遇难敢承担！北大医院，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