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王晨
北京天坛医院即将迁址。
天坛医院因神经外科而得有盛名。
现今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医院诞生地的“错位缺陷”。它在经历“文革”乱世之后，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居然能让它迁建在了世界级文化遗产，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神坛之边。这一“进占”，即128亩地，而且“进占”时间竟达二十余年。“天坛”委屈了，天坛医院却也未必就舒坦。
问题是这么一种尴尬、错位的局面一直拖到今天。现在医院已经发展到上千张的床位，每天的患者以数千而计。这时候忽然有人回过神儿来，说要让它挪走。怎么退出？退到哪儿？从哪儿整这么大一块地儿？一边是文化遗产，一边是宝贵的医学资源，更有数以万计的患者又该怎么安抚……
这个要顾及方方面面的历史性的拆迁工程，主角自然是天坛医院院长。其中的劳神、周折可以想见。
客观
现任院长叫王晨。对于迁院他的态度很明确，“冠冕堂皇地说，迁院符合北京疏散中心城区功能的规划精神，符合北京发展南城的行动纲领，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布局，捎带着也保护了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其实除了这些面上的话，站在他的位置上“最最重要的原因是天坛医院自身发展遇到了瓶颈，必须得搬”。
王晨到天坛医院才两年多的时间，之前对于这家医院他说“一无所知”。初到时的第一感觉“这么大的名气，这么次的空间和硬件条件，出乎想象……”
王晨到天坛之前在北京同仁医院任党委书记，有意无意间他总要把两家医院比对。从占地面积讲，天坛比同仁大约近百亩，但是同仁的几十亩地上倒有二十多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而天坛的建筑面积还不足十万平方米。“你说，这么巨大的反差！怎么回事？”
局外人确实很难搞明白。天坛医院的房子干嘛不往高了盖呢？王晨道破天机，“不行呀，医院里盖个小棚子都得请示国家文物局。医院最高的建筑不能超过18米，因为祈年殿的顶尖是18米……”敢情有这么一招限制。
作为这么一家医院的当家人他能不烦吗。医院的运行设计原本是有它特殊的内在规则和途径的，可现在倒好，医院地处天坛的内、外坛墙之间，满哪儿的都是挂着红牌的古树，属于一级文物……看得出，即使这回政府不提出迁址，王晨在任期内也不可能再这么备受制约的让医院继续凑合下去。
王晨，北京长大的孩子，说话调门不高，但废话很少；心理很松弛，却言辞蛮有分量。
其实在他去天坛之前，医院已经有了一个迁院的计划。老方案迁址大兴区。大兴的事儿几乎都快成了，却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事儿不好说，大兴换了个区长，天坛换了个院长”。王晨把这说成是“阴错阳差”。
大兴前任区长本来答应除了给医院90亩地之外再追加40亩。如果不是换了区长，这事可能就成了。然而新区长上任后决定，就90亩地，一点多的没有，你要来就全院整体搬迁，否则不好谈。对方态度的逆转，显然对天坛医院来讲，情势严峻了。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老院长卸任，王晨接班。
一时间大兴区和天坛医院形成两军对峙局面。两个当家人，其中必少不了博弈和冲突。
好在王晨做事历来心细又遵从客观。他盘算现今医院有1000张床位，用发展的眼光看，再从教学医院的需要出发，将来90亩地绝对是紧了。如果整体迁建，必须增加面积，他态度不急不火，据理力争。好在大兴方面也能以事实为重，新区长随即退让，决定为医院再增加几百亩的新地。双方突起的僵持局面再现缓解，只是新增的这块地相当偏远，在大兴的最南边，紧挨着永定河，已近河北地界。
王晨做事总是要做实了它，行还是不行，要到现场看个究竟。那天他驱车赶往实地，一下车，第一份见面礼把他镇住了。那不是别的，是密集的蚊子赠给他的满身大包。他这人幽默，细细地数了数，九个。“回去！这地儿太荒凉，又太远了。”事后他跟别人说，“那儿做医院根本不现实。至少在我手上不能做这事，那是把医院毁了”。
其实有些特质是天生的。王晨说到1990年，他做医生的第九个年头的一件事，那时他可能还不到30岁。
当时同仁医院的医务处老主任借调他去帮忙。最初的任务是让他查对两百份角膜移植的病历，目的是搞质量控制，掌握一下医院角膜移植的病例中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有多少失败的；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当时的医务处主管领导把意图给他交代得很清楚，一边是医生们总是把自己的手术说的怎么怎么好，一边是患者的实际效果并非如其所说。于是医院方希望王晨对所有的病例进行统计和分析，然后写出客观、详实的报告。
年轻的王晨做得很实，也做得很客观。应该说行事的风格与今天为医院选址极其类似。领命之后他把两百个病例一一做了对照分析，张大夫组如何如何，李大夫组如何如何，最后写出调查报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现在谈到此事仍有余悸，“那些都是非常大的大大夫，我只是个小小医生，但我对医务处领导必须绝对负责，对交给我的任务必须绝对负责。”就这么绝对的一个人。
当然这件事也便成为了他从临床医生转到医疗管理的第一个职业拐点。
机缘
2008年11月13日，王晨说这个日子他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他还在国外。北京市卫生局一位已经退休了的老处长，突然给他打来电话，说王晨呀，有人想见你。
回国后王晨立马找到老处长，啥事呀？老人说，丰台区区长给丰台卫生局布置了一个任务，让他们无论如何要和天坛医院的院长联系上。原来，丰台区听说天坛医院迁址一事遭遇不顺，于是有意请天坛医院搬迁到他们地界去。听到这话，王晨觉得，原本有心投石问路，却不成想正中下怀。他说，老处长您搭这桥搭得太好了，真是不瞒您说，我还正想找丰台呢。要知道，那会儿他正是骑虎难下。一方面不能就和大兴那个面积，一方面还要顶住来自内部的压力。“哎呀，难呀”。
王晨觉得丰台区区委领导非常有眼光。人家听说大兴和天坛的这事儿黄了以后，最早向医院方伸出橄榄枝。真可谓情投意合，两家就这么接上头了。双方接触了几次，谈得特别投合。王晨对他们给的地块儿非常满意。422亩地。之前大兴把他们放在五环以外，现在丰台把他们放在花乡桥，四环边上，紧挨着首都经贸大学。两下没法比。
这里边非常曲折，好多好多故事。市委组织部领导也出面给搭了线。“怎么说呢，有些时刻特别神秘，特别蹊跷，有点像谍战大片似的。”王晨连他自己都说不清这之中的种种巧合。
“人生就这么几个点，最终决定你能走多远”。王晨相信机遇。
初中升高中的那年，他刚好赶上恢复考试升学。当时一个学校五个初中班只招收一个高中班，所谓的“五进一”。那年月还讲政治条件，因为王晨的父母属于倒霉的“走资派”，这就决定他连报考高中的资格也没有。就在命运攸关的一瞬间，他的父母竟然奇迹般地被“解放”了。大概那是1972年。因为父母“解放”的正是时候，决定了他有了“五进一”的机会。入围高中，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点。现如今丰台区的绝路相逢让他觉得如似当年。
后来国家恢复高考，对他来说又是一个重要的点。那会儿人们的思想比较混乱，对于人生的设计、职业的定位几乎是空白。他选择了高考，选择了学医。事后他说，这些选择并非刻意，自己也并非医学家世使然，全因那会儿听凭家人做主。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高考作文的题目竟是出在了他的心坎上——“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他刷刷刷一气呵成，得了89.5分，成为当时东城区的一篇范文。
就这么一路顺风顺水地到了同仁医院，他就业又赶上了点儿。“文革”十年医院压根没见着正规的大学生，真是十年等一回，终于盼来这么一拨“宝贝”。于是教授和师长们对他们倍加重用，细心栽培。王晨能感觉到“他们刻意地在我们身上复制着他们很多很多的期许和理想。”换句话说他们这拨人是在师长们的心血中泡大的。这使得他经历了非常宝贵，也非常正规，又非常难得的住院医师培训。
王晨承认自己一路走过来相当顺溜。从住院医到主治医再到高级职称，基本没耽误过。1990年他入党。
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