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傍晚，张兆和最好的同学王华莲，如约来到了沈从文的住处。
彼时，这个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青年作家，为了表达得更详尽，将他痛苦的爱恋写在信上交给了王华莲：
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做。我只打算走到远处去，一面是她可以安静读书，一面是我免得苦恼。我还想当真去打一仗死了，省得纠葛永远不清。
……可是若果她能有机会把她意思弄明白一点，不要我爱她，就告诉我，要我爱她，也告诉我，使我好决定“在此”或“他去”。
等王华莲看完信，沈从文又问起许多与张兆和有关的细节，哪怕一点点触动，都能在他心底刮起飓风。备受煎熬的爱，让他在学生面前放弃了自尊，他说到种种因这无望的爱带来的纠结，说到伤心处，这个曾跟随部队转战数省、不惧死亡屠戮的男人，竟难掩真情，数次悲恸失声。
——“她到底对我有没有爱？她将来会需要我的爱不会？假使她现在不需要，而将来需要，我可以待她，待她五年。”
——“这个我不晓得，不过就我所晓得的，你若认真地问她，她会用小孩子的理智回答你，‘我不要’，因为问急了，她一时答不出来，就给你一个‘要’或‘不要’。讲到将来，将来总有些渺茫，也许是现在恨，而将来变为爱，也许是现在爱，而将来变为恨，那都是不可捉摸的，怎么能凭准呢？”
——“她既不爱我，为什么又不把我的信还我呢？我已经说明了，要解决这个纠纷，最好的办法是把我的信还我……”——说到这里竟痛哭起来——“她却总是沉默。这使我一直地纠缠下去，彼此都不便，也许是不好的事。”
——“……不过我要问一句，沈先生现在需要的乃是她的一句话，还是什么？”
——“我也晓得她现在不感到生活的痛苦，也许将来她会要我，我愿等她，等她老了，到卅岁。”（《从文家书》）
那晚，王华莲将她与沈从文的谈话内容写信告诉了张兆和。尽管是复述，仍然能读出彻骨的痛楚和煎熬。情到深处人孤独。彼时的沈从文，已爱到无我。他原只想得到一句“要不要他爱”的答复，却又怕她断然说出“不要”，便连这可怜的倾诉机会也将不能再有。他不敢设想那样的结局，也无法承受那样的痛苦。
于是他再次卑微地妥协，从最初下定决心要她一句答复，到只要她默许让他等待，他宁愿继续在折磨中等她十年，直到她青春已逝，直到愿意要他。
想想真是心酸，这个儒雅优秀的青年，为爱已卑贱若此，那个女孩该有多么狠心。大半年来，即便是一砣冰，也该被这深情融化了。她却不复一信，无动于衷，眼睁睁看着他为她形销骨立，失魂落魄。然而，她内心也并非波澜不兴，她在犹疑，这爱的存在。
7月4日，接到王华莲的信后，她在日记中写：
可是我是一个庸庸的女孩，我不懂得什么叫爱——那诗人小说家在书中低徊悱恻赞美着的爱！……我一直怀疑着这“爱”的存在，可是经了他们严厉的驳难（尤其是允）后，我又糊涂了，虽然她们所见到的爱的存在的理由，也正如我一样，只是片面的。
她犹疑着，却仍听从了王华莲的建议，7月8日，张兆和带着沈从文写给她的所有情书，坐车赶到上海，决定请胡适出面，将书信还给沈从文。
傍晚六点，胡适在极司非而路一个僻静小巷的家中接待了张兆和。待张兆和说明了来由，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胡适开始赞叹沈从文，说他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天才。又感触颇深地反复提起：“他崇拜密斯张倒真是崇拜到了极点。”
然而这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小女人却回答：“这样的人太多了，如果我一一去应付，那简直就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胡适稍作沉吟，又说：“沈先生他非常顽固地爱你。”
她回答得不假思索：“我非常顽固地不爱他。”
事后，胡适写信将此情此景告知沈从文：“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是的，你千万要挣扎——彼时，胡适的这番话，是多么体己的温暖。他明白沈从文在这无望之爱中苦苦挣扎的痛苦，也知道，沈从文的心，快被这女子揉碎了。他懂得这爱的神圣并为此感动，但他又觉得不值，一个并不理解也不懂得这神圣之爱的女子，不值得沈从文为她付出这么悲壮的深情。
回到苏州的家，张兆和依然是那个稚嫩懵懂的张家三小姐。夏夜，皓月当空，清冷的月辉泻满了她的闺房，她辗转难眠，想起那个因爱她而忧伤的人，便有许多复杂的情感纠结在心，于是与二姐允和彻夜长谈。这两位名门闺秀虽典雅婉致，对俗世情感的体验却都稚嫩青涩。兆和固执地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外在情感不过都是彼此利用；允和则反驳：必有一种情感，是不染俗念纯粹的爱。辩论的输赢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的心，渐渐在辩论中变得柔软明澈。
在上海，胡适曾建议张兆和：“最好是自己写封信给他，再把态度表明一下。”于是从上海归来后，张兆和听从胡适的建议，给沈从文写了第一封回信，态度很明确，要终止这情感的纠葛。在她看来，这纠葛之所以延长了这么久，也许正如沈先生自己强调的那样，基于她一直没有回信表明态度。
谁也不知道，接到这封回信的沈从文，彼时心底的潮水会怎样澎湃。然而多年后，当故事的主角都已老去，允和的一段回忆透露了一丝信息，苍凉得让人想流泪。
那是1969年初冬，67岁高龄的沈从文即将下放湖北“五七干校”，临走前他在杂乱的屋子整理书报杂物，二姐允和去看他。当时，张兆和已提前下放，他一个人生活。
屋子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我问他：“沈二哥，为什么这样乱？”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他站在床边，我也找不到一张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边。我说：“下放？！我能帮忙？”沈二哥摇摇头。既帮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指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
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接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张允和《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事隔多年，偶然翻到她的第一封回信，他依然像初恋的情人，又快乐又忧伤，这历久弥新的情感多么坚韧而温柔。往事纷纷于眼前，当年的深情，当年至死不渝的坚贞和苦苦等候，是一朵最圣洁的情花，美丽得让人心碎。
据王华莲说，收到张兆和回信的沈从文，曾伤感地哭了好久。他懂得了她的拒绝，但也明白，相对于她大半年来的沉默，这已是破冰之举。他深爱着这个小女人，他尊重她的顽固，但他的心，即便被她伤得再重一些，也绝不会停止爱她。
拒绝他时，兆和小姐在信中虽然说：“一个有伟大前程的人，是不值得为一个不明白爱的蒙昧女子牺牲什么的”，但不管值不值得，沈从文的信，仍一如既往寄到她的手中。他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减分毫地爱她，只是这爱多了不由分说的坚决。“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生命一样长久的。”他如此明确地告诉她，只要一息尚存，不论天涯海角，他爱她的心将至死方休。
只要是爱你，应当牺牲的我总不辞，若是我发现我死去也是爱你，我用不着劝驾就死去了。或者你现在对这点只能感到男子的愚蠢可悯，但你到另一时，爱了谁，你就明白你也需要男子的蠢处，而且自己也不免去做那“不值得牺牲”的牺牲了。
每次见到你，我心上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此中得到是一种痛苦，却也极珍视这痛苦来源。我所谓“顽固”，也就是这无法解脱的宿命的黏恋。（《从文家书》）
虽然等到了她的答复，却是最不希望的结局。此时，三位知情人分别向沈从文提出了不同建议：胡适叫他继续等待，王华莲让他安心教书，徐志摩却劝他“受不了苦恼时，走了也好。”他觉得自己受不了，所以他选择了徐志摩的建议。于是他一面给他心爱的小女人写信，指引她人生向上的计划，一面准备带着这份爱，长久地离开。
我留到这里，在我眼中如虹如日的你，使我无从禁止自己倾心是当然的。我害怕我的不能节制的唠叨，以及别人的蜚语，会损害你的心境和平，所以我的离开这里，也仍然是我爱你，极力求这爱成为善意的设计。（《从文家书》）
1930年9月，在胡适与徐志摩的帮助下，带着满怀失恋的惆怅，沈从文离开了上海中国公学，辗转来到武汉大学当了一名助教。
失意、悲苦、忧愁，以及没有回报的思念，折磨着初到武汉的沈从文。他极度地不适应，一边流鼻血一边坚持工作，并且，心境的恶劣使他与陌生的环境难以相融。这年底，他给远在美国的友人王际真写信时说：
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所以很容易生气，多疑，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殴自己。
因为在上海我爱了一个女人，一个穿布衣、黑脸、平常的女人，但没有办好，我觉得生存没有味道。……今年来，把文章也放下了。到任何地方总似乎不合适，总挤不进别人那种从容里面去，因此每个日子只增加一种悲痛。（1931年给王际真的信）
然而，他此时并不知道，也许是上苍怜悯，这段无望之爱已开始绝地逢生。
新学期开学，上海中国公学一如往昔。只是，视线里少了那个深爱她的人，讲台上再也见不到那个为她痴迷伤感的儒雅青年，隐隐的失落如麦田收割后的浅草，在张兆和心底袅袅地生长。
一个女子的心，被爱意包围时，她不觉得这是一种珍贵的拥有，当有一天这一切忽然变成空白，她才会慢慢成熟，才把丢失的曾经重新定义。她开始从头梳理这一段感情，细细地回味，试着体察他的心，也渐渐将他的鼓励与关怀当作了温暖。
这懵懂的小女人，此时，她初恋的情怀似三月新柳，在春风的拥吻下，慢慢苏醒。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我应当为自己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