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正是西歐走出黑暗牢籠，科技和文化思想迅速發展的時期，但中國的絕大多數知識精英被閉關鎖國政策和文字獄逼進了封建理學和故紙堆中，閉目塞聽，對外界一無所知。阮葵生讀到了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被深藏于秘閣之中的科技書籍，是當時極少數睜眼看世界的人之一，《茶餘客話》體現了多方面的先進的科技思想。如天地道里日月晷景記載已清楚地表明，阮葵生熟悉中、西天文、曆法、地理，已接受了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相信地球繞着太陽轉，知道地球上共有四大洲，中國及四夷均在亞細亞洲，中國之外還有眾多國家，特別是俄羅斯幅員比中國還遼闊，“東界朝鮮，南界中國，東西長二萬餘里”（《俄羅斯》）。當時種牛痘預防傳染病的技術已傳進中國，阮葵生對此作了記載：
雍正三年四月八日諭：“看來滿洲、蒙古等艱於子息者，大都為出痘所殤，此亦無力種痘之故耳。新滿洲、蒙古侍衛官員等有未經出痘之子弟，欲行種痘者着著告之太醫院，交劉聲芳看好時候，派種痘之醫生，令其診視。若種痘科醫生不敷用，著奏請添取。”今南方種痘者，每年來京，頗奏效（《種痘》）。
這些知識今天已不算什麽，但在當時卻是最先進的，可見阮葵生不是那種抱殘守缺的腐儒。
清朝以程朱理學立國，以鉗制人們的思想。有一些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借着理學名義行不義之事，品行惡劣，阮葵生對他們深惡痛絕，如《失節之臣談理學》、《講道學先有節義》、《理學敗類》、《假道學假名士》、《儒者空言無實際》等等抨擊了當時的一些所謂理學家的醜惡行徑。理學中對待婦女有一些近乎野蠻殘酷的要求，如理學家反對女子再嫁，鼓吹守節，對於守節、殉夫的女子，清朝秉承了這種殘暴的理念，從朝廷到地方官府都十分重視，常常舉行隆重的表彰儀式，並為她們樹立貞節牌坊，把她們的事蹟載入地方志中，這種行為實際上是斷送了無數婦女的幸福乃至生命。阮葵生對此予以抨擊：
宋儒謂“失節事大，餓死事小”，噫！古今來多少名公卿賢大夫，尚多愧此言，乃責之煢煢少婦耶？是惟有任其自為之。若女子未出嫁而守貞奔吊，則斷宜禁止。故國家不設旌典，其發乎情而不能自已者，斯聽之，可耳（《再嫁》）。
明確指出應該尊重婦女意願，婦女可以再嫁，不必守什麽貞節，國家不應該鼓勵這種行徑。他對婦女的不公平待遇充滿同情：
《五雅》及《本草》所載草木鳥獸，多有數名，未有無名者。婦人亦人也，而草木鳥獸之不若耶？（《婦人無名》）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婦女被視為男人的附屬品，受壓迫欺侮，一直沒有被當人看待，所以連名字都沒有，而花草樹木都有名稱，在這一點上還不如植物。阮葵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種不合理現象，對婦女的遭遇深表同情，體現了他的進步的婦女觀。《茶餘客話》體現的進步思想還體現在它輯錄了大量的實例，說明迷信不可信，鬼神不足懼，宗教不可靠的道理：
世言見兩頭蛇必死。癸亥秋，予在湖南澧州，見小蛇，色微赤，長七寸許，尾端有首，兩首並行。時予方登廁，遍呼同人聚觀，杭州陸敬存以煙筒熨殺之，觀者數十人皆無恙（《兩頭蛇》）。
吾鄉城隍廟兩廊塑皂隸像數十，數年前忽夜出作祟，鄰女有被蠱至死者，愚民祭禱，日數百人，逾年不止。後有老成人數輩糾合鄉人持杖擊碎塑像，焚軀投之運河，從此寂然，人心始安（《鬼神塑像》）。
《兩頭蛇》以他自己在湖南的一次親身經歷，戳穿了“見兩頭蛇必死”的謊言；《鬼神塑像》以家鄉有識之士把神像拆除並扔進運河中而後百姓得以安寧一事，告訴人們不要崇拜鬼神，相信鬼神反而有禍害。《茶餘客話》輯錄了許多不信佛或者信佛而無好報的故事，如《蘇軾不溺於佛》、《明祖最惡僧尼》、《海陵王抑僧徒》、《佛徒作惡》、《佛經虛妄》、《王士禎謂佛不可信》等典型事例很有說服力，其中最典型的是《梁武徽宗》：
自古帝王崇釋教者，以梁武帝為最，崇道教者以宋徽宗為最，然皆不以令終。
則以歷史上兩個最迷信宗教而最終落得可恥下場的皇帝為例證明宗教靠不住。阮癸生對長期以來盛行不衰的以生辰八字定命運的宿命論思想進行了理論上的辯駁，並以典型的歷史名人事例加以佐證，從而有力地揭示了這種迷信思想的荒謬性：
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天下恒河沙數何止於此？富貴貧賤壽夭，勢不能同，即以上四刻下四刻論，亦止一百三萬六千盡之，天下之人何止千萬？亦不能不同。且以薄海之遙，民物之眾，等差之分，謂一日止生十二種人，或二十四種人，豈不厚誣？（《人命八字》）
高叔嗣，嘉靖中生，與偽漢陳友諒八字干支悉同，年三十七卒，亦與友諒同。明英宗八字與布衣沈周、知縣盧鍾皆相同。沈繼山思孝，少司馬，浙人，鄧定宇以贊，八字皆相同。鄧以辛未會元鼎甲，官少宰，後沈一科。沈以戊辰年至左都，後鄧十年卒，皆無子（《八字干支相同》）。
這種前所未有的理性思考最具說服力，對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著重要的啓蒙作用。三
阮葵生出生於顯赫的科舉世家，自己也是通過科舉之路走進官場的。他的曾祖阮晉是田園詩人，曾與著名學者閻若璩一起被大吏推薦參加博學鴻辭科考試；祖父阮應韶是監生；伯祖父阮應商是進士，任戶部郎中，以直言敢諫多次受到康熙帝的稱讚；父親阮學浩和叔父阮學濬都是進士，而且同在翰林院任編修，同被派至地方擔任大權在握的鄉試主考官，人稱“淮南二阮”；弟弟阮芝生二十四歲中進士，任內閣中書、縣令等職，善詩文，與阮癸生一起被當時人譽為“眉山兄弟”。阮氏祠堂的門上寫着的對聯“一門三進士，七世兩鄉賢”，反映的就是阮氏處於鼎盛時期的狀況。
然而，阮葵生在《茶餘客話》中對科舉制度的批判是不遺餘力的。他揭露了科舉制度對學術的危害，對人才的摧殘，從《八股文壞文風文運》、《八股惡習》、《時文名士學殖淺陋》、《代他人說話》、《選刻八法之流毒》等條目的名稱就可以看出他對八股文的危害有著多麽深刻的認識。如《閻若璩論明學術之壞》，借清代淮安著名學者閻若璩之口指出：
潛邱嘗發憤歎息，謂明三百年學問文章不能遠追漢、唐及宋、元者，其故有三：一壞於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取士，盡廢注疏，其失也陋；再壞于李夢陽倡復古學，而不原本六藝，其失也俗；三壞于王守仁講致良知之學，而至以讀書為禁，其失也虛。
科舉制度是造成明代三百年學術荒敗的罪魁禍首，這是借古諷今，實際上是針對清朝而言的，因為清朝正繼承了明朝的衣缽以八股取士。再如《制義八大箱》：
任香谷先生常言其鄉一老宿芮先生者，專心制義，講論甚精，自總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褒譏得失，穰穰滿家。至國初，年老不復應舉，乃舉生平所評陟之文分為八大箱，按卦名排次。其乾字箱，則王、唐正宗也；坤字箱，則歸、胡大家，降而瞿、薛、湯、楊以及隆、嘉諸名家連次及之，金、陳、章、羅諸變體又次及之。其坎離二箱，則小醇大疵，褒貶相伴；艮兑二箱皆歷來傳誦之行卷社稿，及每科大小試獲雋之文——所深惡而醜詆之者也。書成後，自謂不朽盛業，將傳之其人，舉以示客，無一閱終卷者。數年後，並無一人過問。一日有後生叩門請業，願假其書，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後生點檢竟日，乃獨假其艮兌二箱而去，先生太息流涕累日。香谷先生猶及見其人。
記述了一個鑽研八股文六十年最終一事無成的八股迷的故事，塑造了儒林中一個深受科舉制毒害而至死執迷不悟的悲劇形象。《茶餘客話》還記載了歷史第一個發出廢除科舉之聲的人的事蹟：
康熙戊辰科，仁和淩紹雯少習清書，殿試對策用清漢和璧體書，置二甲末。雍正庚戌，貢生宋長城對策，有請廢科目之議，置三甲末，停其選用。此乃元人所謂過橋拆橋者耶？（《請廢科目議》）
作為思想先驅者，宋長城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阮葵生父親曾任湖南學政，阮葵生隨父入湘三年，曾耳聞目睹科舉考試中的醜惡現象：
童生未經府考，冊內無名，徑取入學，一也；考試童生，額外多取，分撥別學，二也；彌縫號簿，坐號紅簿，留署不發，以便查對賄賣，三也；考完遲發紅案，徇私通賄，移下作上，四也；預開六等草單，嚇詐富厚生員，希得保等銀兩，五也；將文童充作武童入學，旋復夤緣改為文生，及將倡優奴隸取為武生，六也；不到考棚，調赴別府考試，及將告病生員扛抬驗病，七也；縱容教官，私通線索，效勢分潤，名曰作興，八也；曲聽情面，廣通私書，屈抑孤寒，及親友隨處討情抽豐，九也；開報學冊，將額外濫取之童生，未經科歲兩考，預附三等，其姓名不入新案，造衣頂項下，以趙甲頂錢乙，混作實在之數，朦朧報部，十也（《學政之弊》）。
這十大弊端較全面地概括了在金錢、權勢進攻下科舉考試中存在的種種內部交易，揭露了科舉制度的虛假性。《茶餘客話》對當時的吏治腐敗也有所披露。如《外任旗員》引用雍正帝的諭旨指出當時官員外任常常受到朝廷一些衙門的勒索，一些官員常借婚喪嫁娶之際撈取錢財。再如：
天台侯元經嘉翻，才士也，于經史不甚博，辭賦特敏瞻，屢躓場屋。年五十，官縣丞，解餉至戶部，莞庫之吏有所需，不即予文書，侯末僚而貧，大窘。時梁薌林先生為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謂某尚書祭文，諸君謙讓不作，盍以囑之，即傳至戶部後堂，授筆劄，不移晷成駢體，極壯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堂官祭文，諸曹司尚需一首”，亦以相囑，侯磨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此何足盡夷門才，而一時堂上下嘖嘖稱訝，指喝不已。彼莞庫者已袖文書，俟侯出而付之，明日束裝行矣。鎮江黃太守永年，試童子，邀夷門至署閱卷。一夕，夷門自持燭入廁，久不出，家人怪之，啓戶，則已墮廁中死矣。文人遭此，不可解也（《侯元經》）。
一個才華滿腹命運坎坷的地方小官因不諳官場陋習，不知行賄之道，向戶部上交銀餉之後竟得不到回復公文，無法回去交差，幾乎陷入絕望之中。這樣的事就發生在皇帝眼皮底下，當時官場之黑暗可見一斑。
总之，《茶餘客話》說古道今，內容豐富，隨手記錄，不拘形式，敍事簡明扼要，議論點到為止，褒賢貶愚，贊廉刺貪，愛恨分明，或質樸自然，或妙趣橫生，是古代筆記體著作中的名品。
注釋：
［1］同治刻本《山陽縣誌·阮葵生傳》。
［2］常循《安甫司寇六十壽序》，乾隆勺湖草堂刻本《山陽阮氏家譜》。
［3］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3页。
［4］阮葵生《阮葵生集》，王澤強點校，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
［5］王錫琪《光緒刻本茶餘客話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