琥珀是中生代白垩纪至新生代第三纪松柏科植物的树脂经地质作用后形成的一种有机化合物的混合物。从很早的时候起，人类就开始利用琥珀制作装饰品或药用，至今不衰。我们这里讨论的，主要是作为装饰品的琥珀。
左思《三都赋？蜀都赋》：（蜀都）“于前则跨蹑犍牂，枕倚交趾。经途所亘，五千余里。……其间则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其中的“虎珀”、“江珠”皆指琥珀而言，这里特别提出琥珀，显然是把其作为一种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珍异之物。那么，汉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琥珀是否已经得到认识和利用，左思所赋之琥珀，系外来还是自产？如果是外来珍异，其传入的时代和途径如何？琥珀制品的发现透露了怎样的历史信息？这些问题前人时贤很少涉及，迄今尚无定论。
本章拟首先叙述琥珀的一般情况及我国古文献记载中的琥珀，以考察国人何时开始认识琥珀，并估量汉晋时期琥珀系外来输入的可能性；然后梳理西南地区琥珀制品的发现情况，根据出土单位的等级、年代以及出土地的分布，提出汉晋时期西南地区出土的琥珀，由境外输入的可能性很大，具体的传播途径应有北方陆路和南方海路两条，而以后者为主；为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西南地区输入琥珀的背景，本章将在第三部分叙述全国范围内琥珀制品的发现情况，主要考察其流行时代和传入途径，以与前两部分的研究相互印证，并进一步提出，汉晋时期很有可能是进口琥珀原料，在境内进行再加工；最后就两类特殊形制的琥珀制品——“辟邪形珠”和“壶形珠”与外来文化的可能联系进行阐述。
一世界范围内及我国早期文献中的琥珀
英文中的“琥珀”（Amber）一词，源于拉丁语中的“Ambar”，系指巨头鲸的蜡质分泌物，而世界最大的琥珀产地波罗的海一带出产的琥珀，专门命名为“Succinite”，则源于拉丁语“Succinum”，意为“橡胶”或“渗出液”（詹长法、周萍：《琥珀的历史及保护》，中国文物研究所编《文物科技研究》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在世界范围内，琥珀的主要产地集中于欧洲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如瑞典、德国、波兰、乌克兰等，此外意大利、中国、缅甸以及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多米尼加等国也出产琥珀。欧洲的琥珀利用很早，大约从1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了（Louis Sherr Dubin， the History of Beads，from 30000B.C.to the Present， pp. 391-392， Thames and Hudson， 1987.），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逐渐形成著名的欧洲史前“琥珀之路”（the Amber Routes），其西线从波罗的海沿岸，经过下易北河和下莱茵河地区，直达希腊著名港口马西利亚；其东部的一条重要路线沿维斯杜拉河而行，经基辅向南至黑海，在这里与通向近东、中亚、东亚和印度的陆上交通线相连（瓦尔特？劳尼格：《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东部沿岸历久不衰的琥珀贸易》，《信使》1984年8期。）。
琥珀依矿源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海珀（Sea Amber），系沉积于海床或附着在海岸岩壁上的琥珀原矿被海水不断冲刷而汇入海中，有时被冲上海滩，为人所得，由于其常与海草纠结，采集者亦可用渔网采捞，波罗的海沿岸出产的琥珀属于此类；二是矿珀（Pit Amber），直接自地矿中采获，我国出产的琥珀，属于此类；三是湖珀（Lake Amber），系山谷中的琥珀原矿被雨水冲刷，随溪流进入下游的湖泊而成，此类琥珀数量很少。
不同地区、不同成因的琥珀，在品质和外观上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大体来讲，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所产琥珀，呈淡黄色；意大利西西里岛所产琥珀，为红色或橙黄色，色泽较暗；罗马尼亚所产琥珀，含有硫成分；缅甸所产琥珀，色泽血红，号称“血珀”，最为名贵；我国西南尤其是云南永平、保山、丽江一带所产琥珀，色微褐黄至暗褐（郭守国、王以群主编：《宝玉石学》，页217，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我国东北抚顺煤田等所产琥珀，颜色多为带黄色色调的白色、不同深浅的橙黄色、黄色及深黄色到深褐色，此外尚有少量白、黄、褐相间的条纹状花琥珀及黑琥珀（王徽枢：《辽宁抚顺煤田琥珀的矿物学特征》，《国外非金属矿与宝石》1990年5期。）。这些仅是概略而言，由于地质作用的复杂性，加上琥珀属于有机质，长期埋藏于地下一般会导致颜色变暗，表面形成变质，另外考古报告中往往没有交代色泽等情况，因此根据现存色泽来判断考古出土品的产地，在目前是难以做到的。比较可靠的方法是采用科技手段进行成分分析，但这项工作我国目前基本没有开展（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考古学者就曾提出由化学分析来鉴定琥珀来源的设想，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页166，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遗憾的是，这个设想至今没有付诸实现，我们目前所见对中国出土琥珀制品进行成分鉴定的唯一例子，是国外学者对辽墓出土琥珀与波罗的海琥珀成分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两者基本一致，说明晚至辽代，中国依然从波罗的海沿岸进口琥珀。参见Cult W. Beck and Edith C.Stout，Amber from Liaoning Province and Liao Amber Artifacts，收入埃玛？邦克（Emma C.Bunker）等《金翠流芳——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饰物》，页167-168，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9年，本文转引自许晓东《辽代的琥珀工艺》，《北方文物》2003年4期。），今后我们应加强相应的工作，庶几可获更多的信息。
在我国古文献中，“琥珀”一名最早见于汉初陆贾的《新语？道基》，其中有“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之句，将琥珀与其他珍宝视为具有灵性之物。在汉晋时期的其他文献中，琥珀多称为“虎魄”，《汉书》卷九六言罽宾出“封牛……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后汉书？西域传》言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珊瑚、虎魄、琉璃、……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后汉书？西南夷传》言哀牢出“铜、钱、铅、锡、金、银、光珠、虎魄、……”《华阳国志》记载“张骞特以蒙险远，为孝武开缘边之地，宾沙越之国，致大宛之马，入南海之象，而车渠、玛瑙、珊瑚……玳瑁、虎魄、水晶、……殊方奇玩，盈于市朝”，《三国志》则称为“虎珀”，较晚的《隋书》又称为“兽魄”。
琥珀之名的由来，今不可确考。章鸿钊先生根据“琥珀”与英文amber、希腊语harpax的对音，提出了琥珀之得名与古代中外交通存在关系的可能性（章鸿钊：《石雅？宝石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但似尚缺乏旁证。“虎魄”、“虎珀”与琥珀当为同音异写，而“兽魄”则显然是“虎魄”的转义了。此三名均指琥珀，当无异议。
《山海经》记载，出于鹊山之首招摇之山的一条河流，“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袁珂：《山海经校注》，页1，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关于“育沛”，原文记载简略，郭璞注曰“未详”，章鸿钊先生仅根据对音，即认为“育沛即琥珀无疑”（章鸿钊：《石雅？宝石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虽然章先生以后，“育沛”即琥珀的意见几成定论，影响颇为巨大，但我们对此存保留意见。另外，王充《论衡？乱龙》云，“顿牟摄芥，磁石引针，皆以其真是，不假他类”，琥珀经过摩擦产生静电后，的确可以吸起芥子之类的细物，但是否“顿牟”一定就是琥珀，历来有所争议。刘盼遂《论衡集解》于句下注：“王筠《菉友臆说》云：‘顿牟岂虎魄之异名邪？抑别自一物邪？是顿牟之为物，宜存区盖。’”（刘盼遂：《论衡集解》，页327，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即提出此问题。李石《续博物志》卷九引《本草经》：“磁石引针，琥珀拾芥”，将顿牟当做琥珀，“琥珀拾芥”一语，甚至成为一个成语。但亦有不同意见，如黄晖先生校释此句时引《春秋考异邮》：“承石取铁，瑇瑁吸”，认为顿牟为玳瑁（黄晖：《论衡校释》卷十六，页695，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有学者在考释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二号汉墓出土衣物疏上的“顿牟簪”时认为，玳瑁与顿牟读音相近，将“顿牟簪”释为“玳瑁簪”，更为可信（马怡：《尹湾汉墓遣策札记》，《简帛研究（2002-200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我们同意这种意见。查发掘报告，尹湾汉墓确出土有两件玳瑁簪实物，未见琥珀制品（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8期。），这也证明汉代所谓顿牟，极有可能就是玳瑁，而非琥珀。
琥珀还有一些别名，如“江珠”、“遗玉”等。晋张华《博物志》卷四引《神仙传》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化为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而无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无茯苓。或云烧蜂巢所作。未详此二说。”《山海经？海外北经》：“平丘在三桑东，爰有遗玉……”袁珂先生注曰：“郭璞云：‘遗玉，玉石。’郝懿行云：‘吴氏（任臣）云，遗玉即瑿玉，琥珀千年为瑿。……’吴氏之说，据《本草》旧注，未审是否……”但现在一般都把遗玉作为琥珀之别名。
关于琥珀的成因，我国民间素有“虎死，精魄入地化为石”的说法，这大概是因名生义，不足为凭。三国时期魏人张揖所撰《广雅》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时如桃胶，凝坚乃成。”其中尚颇多附会谬误，表明对此问题当时还没有正确的认识。上引晋张华《博物志》引葛洪《神仙传》“松柏脂入地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化为琥珀”的说法，就又进了一步，指出琥珀是由松柏脂化成。到南北朝齐梁时期的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则明确说“琥珀，旧说松脂沦入地千年所化”，就大体接近事实了。尽管后世仍有一些错误的看法，如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有“龙血入地为琥珀”之说，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仍然采信“虎死，精魄入地化为石”的传说，但我们可以认为，大致在南北朝时期，古人对琥珀已经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修正的过程。
关于琥珀的产地，《汉书》言罽宾出琥珀，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的《后汉书》则言大秦出琥珀之外，提到哀牢亦出琥珀（具见前引文）。这些记载表明，虽然我国有琥珀的矿藏，但在汉晋时期，可能尚不为时人所知，没有成为大规模开采、使用的对象，琥珀还是进口的奢侈品，属于外国珍异的范畴，价格极巨。据《南史》记载，齐废帝东昏侯为其妃子潘氏置办“服御”，其中有“虎珀钏一只，直百七十万”，就说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从古籍文献对于琥珀的记载来看，琥珀大致在汉初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但直到南北朝时期，人们才逐渐对其成因、产地等问题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虽然我国是琥珀的产地，但极有可能，在两汉至魏晋时期，琥珀主要是进口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境内偶然发现并制作琥珀制品的可能性。这对我们认识中国境内考古出土汉晋时期的琥珀制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西南地区出土的琥珀制品
西南地区考古出土的琥珀制品，主要为珠饰，中有穿孔，原应作为串饰的组成部分，另有少量的其他小件器物，如佩饰、印章、耳坠等。珠饰从形制上看，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圆形，这是最常见的；其他几何形，如半圆、扁圆、椭圆形等，数量较少；动物形象以及壶形等，有相当数量，最具特色，可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这些琥珀珠饰，一般体形不大，从公布出来的数据，一般长径不超过3厘米，多在1-2.5厘米之间。以下我们分地区介绍西南地区琥珀制品的出土情况。
（一）四川
广汉三星堆1号坑出土坠饰，一端残缺，略呈心形，两面阴刻纹饰，一面为蝉背纹，另一面为蝉腹纹，上端有一凹槽，凹槽中有一圆穿上下贯通，高5.1厘米、残宽3.8厘米、厚1.2厘米，是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考古出土年代最早的琥珀制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页11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茂汶城关战国后期至汉武帝以前石棺葬出土的珠饰，磨制成扁圆形，直径0.3-0.9厘米（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管所：《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四川地区汉墓中出土的琥珀制品数量有所增加，年代集中在东汉，如宜宾山谷祠M3东汉晚期墓出土的珠饰，褐色，椭圆形，有小圆穿孔（四川省博物馆、宜宾市文管所：《宜宾市山谷祠汉代崖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晚期崖墓出土饰件1件，长1.9厘米、宽0.9厘米、高2厘米，另有狮形珠饰1件，原报告描述为：“似为植物胶脂凝固后雕刻而成，极易破碎”，应为琥珀，其头、五官、身体均为粗线条刻成，卧姿，腰部有一小孔，长3.1厘米、高2.2厘米（绵阳博物馆（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3期。）。西昌经久周屯村M4出土扣饰1件，形如蝉，两翅有穿孔，年代为东汉（凉山州博物馆：《四川凉山西昌发现东汉、蜀汉墓》，《考古》1990年5期。）。此外，达县市区东汉早期墓（任超俗：《东汉时期的戒指在达县市出土》，《四川文物》1992年2期。）、彰明县（今江油）佛儿崖M5东汉墓（石光明、沈仲常、张彦煌：《四川彰明县佛儿崖墓葬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6期。）等均出土有琥珀珠，但报告较为简略，具体情况不明。汉以后，六朝墓葬中琥珀制品亦时有所见，如昭化宝轮院M4出土酱红色珠、M6出土黑色方形坠、M7黑色狮形珠饰（张彦煌、龚廷万：《四川昭化宝轮院屋基坡崖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8年7期。）、彰明县常山村M12出土珠子等（石光明、沈仲常、张彦煌：《四川彰明县常山村崖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5期。）。
（二）云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