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译文】
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可不慎重考察研究。
【解析】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战争是残酷的，“兵者凶器”，战争带来的大量杀戮和毁灭性破坏，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是难以估量的。然而战争又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史，一直时断时续地存在，征服和抵抗，侵略与保卫，争夺生存空间、种族间的仇视、文化与信仰的差异……战争产生的缘由各式各样。战争又是一场赌博，是国与国之间的豪赌，国民的性命、财富、福祉一旦押上去，将没有办法挽回，所以要慎之又慎。
【故事】
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韩上党郡守冯亭派人去赵国请求援助，并愿将所属十七城献给赵国。赵王决定接受上党之地，派遣军队前去镇守，这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与秦的争战。公元前260年，秦军攻取了上党，并借机伐赵，赵孝成王派老将廉颇拒秦。廉颇采取坚守不战的策略，意图拖垮秦师，时间一长，秦国方面坐不住了，于是秦相范雎派人贿赂赵国权臣，使离间计造谣说秦军最害怕赵奢之子赵括出来领军。赵王本就责怪廉颇久战不决，急躁之下误信流言，果然派赵括取代廉颇为将。赵括熟读兵书，又擅口辩，他父亲在世时与他谈兵都说不过他，然而却并无多少实战经验，初上战场更是骄傲轻敌，把敌人都不放在眼里。他将廉颇的部署完全打乱，在面对秦将白起的诱敌战术时贸然进攻，深入到秦军壁垒，结果赵军被秦军截为三段，首尾不能相顾，陷入包围之中，粮道也被截断。断粮一个多月后，赵括组织军队突围，被秦军射死，这下更是兵败如山倒，四十多万赵军成为秦人俘虏，被白起集体坑杀，只留下两百多人回赵国报信。
长平之战对赵国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其后秦军又进围赵都邯郸，若不是魏信陵君窃兵符、杀魏将晋鄙来解赵国之围，赵几乎就在此时灭亡了。当然，这对赵国乃至六国来说都仅仅是苟延残喘，长平之战后秦灭东方六国已经不存在多大阻力了。本来，赵地处四战之地，战争经验极为丰富，出现过多位能征善战的名将，士兵也训练严整，国力亦不弱，在战国后期还是可以与秦抗衡的。可惜赵王误信流言，急于求成，舍老成持重的廉颇不用，而用轻率骄敌、纸上谈兵的赵括，惨败于长平，险遭国灭。而四十万赵卒全部被活埋，更是不可挽回。正如孙子所说，战争是国之大事，像赵括那样尚未明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就贸然出兵，将军队带入死地（被秦军截断、围困），岂不是太不慎重，把战争当做儿戏么？一旦战败身死，就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军争非儿戏，临敌对阵，不可不慎！
我们在人生中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艰难时刻，在些重大的时刻，一个“慎”字是首先需要牢牢记住的。罗素说，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之一就是会理性思考。反复再三地考虑问题，克服自身的情绪弱点，这是我们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中必须学会的重要一课。会谨慎地、理性地思考问题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也许我们在有生之年不会碰到在战场上做出决策的这种极端状况，不会肩负着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去险地冲锋拼杀，但每个人必定会碰到类似的考验自己的时刻，需要衡量各种利害做出决定，这种时候需要的慎重可能并不亚于战场上一决胜负。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切记要保持头脑清醒，以免得意忘形为今后的失败埋下隐患；在跌入低谷的时候，更不要忘记用残存的理性来思考，不要让情绪包裹住你全部的身心。
【原文】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译文】
所以，必须从五个方面来分析，来探查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指政治。可以让老百姓与君主同心协力，可以与君王同生共死，而决不违背。天，指天时，包括昼夜、阴晴、寒暑、时制等等。地，指地势，指地形的远近、险易、广狭、死生。将，指将领的指挥智慧、赏罚有信、对士卒爱护、勇敢果断、纪律严明。法，指军队编制、官吏任命、物资调配等制度。以上这五个方面，为将的不可不知，知晓了的就胜利，不知晓的就失败。所以要通过考察分析来探究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弄清楚：哪一方的君主拥有道义？（战争的）哪一方更有天时、地利？法令执行的情况怎么样？哪一方的队伍更勇猛善战？哪一方的士兵更训练有素？赏罚是否公正严明？我从这些方面来加以比较和判断能预料胜利属于哪一方了。将领听从我的计策，用他打仗必胜，可以留下他；将领不听从我的计策，用他必败，就撤换掉他。
【解析】
战争过程中获得了民心，这就叫道。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类似于绝对真理，也可说是宇宙间的客观规律。具体到两国争战，就看双方谁获得的民众拥护更多。一般来说，符合本国利益、让一般百姓能受益的战争会得到百姓赞成，反之，如果战争仅仅是掌权者为了个人私心，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征发民众参与到得不到任何好处、只会白白牺牲性命的战争中去，那必然会导致天下怨声载道，甚至可能危及统治。而且失“道”的部队里士卒的战斗积极性必然不高，在战场上也胜算无多。
天时的因素也就是看打仗时的气候和气象状况如何，不要小看这一点，历史上，一场飞沙走石的狂风、一连下上好几十天的阴雨，都可能影响战局，让某一方的部队崩溃。再如北方士兵到南方打仗不适应当地气候染上瘴疠，南方士兵到北方打仗耐不住霜雪寒冷，这些都可能让大量士兵死亡，导致士气低落、无心拼杀。所以说，“天”这个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古代许多“军师”、“智囊”大多通晓阴阳、天文，以为己方部队选取有利的作战时机，避开不利的气象环境。而像传说中的诸葛亮甚至懂得掌控自然天气，“借东风”为己方服务，虽属夸大了的说法，不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天时的重要性。
地利的因素，主要是指作战时的地理环境，兵法里有“生地”、“死地”的说法，就是说作战环境有好有坏，甚至会影响战争胜负。关于这一点，后面还有详细的分析和叙述。对于打仗双方来说，地理因素甚至比气象气候因素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和变化莫测。
将领的因素，一支部队战斗力是否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领兵人的综合素质。怎样才算一个好的将领？孙子总结为五点，智、信、仁、勇、严。
智是第一位的，领兵打仗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要上阵冲锋，而是运筹帷幄，合理安排战略战术，调动人马怎样进攻、怎样防御，说到底是一个指挥者的角色，将领如果智谋出色，那战斗至少赢了一半，而将领的无能，对一个军队来说简直是瞎子领路，什么时候覆灭都不知道。
次于智谋的是“信”，将领讲信义，主要体现在对自己军队内部，赏罚分明，事先的承诺要兑现，做到取信于众，才会得到士兵们的拥戴，军队才会服你，上下一条心，同心协力歼敌。古今中外历史上那么多战役，许多将领都不敢违背对士兵的许诺，正是事前的许诺调动了士气，大家拼死战斗，事后的承诺兑现使得士兵心悦诚服，而不是由不满导致哗变、叛逃。另外，将领的“信”还体现在与友军和交好的部队的信义上，“信”即是示好的诚意，在矛盾不大、关系可以修复、仗可打可不打的情况下，这时将领的权衡至关重要，有时候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于人于己都有利。
三是“仁”，仁爱也是面对己方军队内部的（对敌方部队肯定不存在仁，不然就不用交战了），《史记》中记载战国吴起待部下极好，与普通战士同衣同食，所以士兵们都愿尽死力，有次一个士兵生了脓疮，吴起亲自为他吮出脓毒。这位士兵的母亲知道后大哭，说吴公曾替她的丈夫吸过脓，她丈夫心怀感念，在战场上不顾性命，于是战死了。现在吴公又替她的儿子吸脓，她担心她儿子不久也会战死沙场。这虽然是极端的事例，但也可说明“仁”可以换来怎样的士气和战斗力。打仗本来是极端残酷的事，士兵冲在第一线，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胜也是用性命填，败也是用性命填，“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捐躯的虽也不少，不过毕竟比士兵死亡率要低，吴起的例子是说明他假惺惺用仁义收买人心以换取自己的战功么？今人已无从知晓。不过我认为，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从这支部队交给他那天起，所有人的性命都掌握在将领手中了，先不去管战争背后的政治意义、一国国民和君主的存亡荣辱，单单是手中这支部队，不管怎么说将领都是负总责的那个人。这个时候将领就不只是一个个体的存在，而是背负了上千、上万人的性命，对于将领来说，泛泛意义上的“仁”必须兑换成有可行性的、有一定限制的“仁”——让尽量多的士兵活下来，尽量少的士兵死去，不错，在这里将领手握算筹，人命就是筹码，这就是领兵者的仁。这个“仁”也依赖于将领的“智”，战斗胜利才有仁爱可讲，否则不论是被敌方消灭还是旷日持久地打下去，都只会让更多的士兵陷在死地里。
四是“勇”，将领的勇可以分两层：一是战场上身先士卒，亲冒矢石，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李世民四方征战时经常带领骑兵冲入敌阵，他的堂弟李道玄也喜欢效仿他这样，但是道玄运气不好，十九岁时就战死在战场上了。轻骑兵冲入步兵阵地是个屡试不爽的好战术，很容易就能将敌方阵脚冲乱，再加上一般这样的骑兵战士也是非常勇猛，所以常常能以少胜多。不过这也需要有后援步兵大军接应，而李道玄就是吃亏在无人接应上面。可见，主将的个人“勇”说不上到底是好是坏。另一层意思，主将的“勇”还体现在指挥时杀伐决断能毫不迟疑，既要抓住战机，也要敢于冒险。战场上形势千变万化，一面要慎重考虑各种情况，一面也要果断决策，不然一旦贻误战机就悔之晚矣。
最后是“严”，就是纪律法度，与“信”一样，都是将与兵之间的契约，信是约束将的，严是约束兵的。军队是高度集中化的一个群体，行动也必须有超高的效率，一支军队中将领如大脑，兵士如四肢，要做到将领指挥兵士如臂使指，就要求兵士遵守法度，军令军纪如山，而上面制订和执行法度的人就要“严”，就要冷酷无情，前面讲述孙子生平时提到的孙武杀吴王宠姬就是这个意思，一旦加入部队就得接受管束，哪怕你仅仅是“角色扮演”（像吴王宠姬那样）。
“法”的因素，属于军队管理方面，“曲制”指人员编制，“官道”指各级吏员的权责区分，“主用”指物资费用的管理分配。
所有这些影响战局的因素，将领都应该统统掌握，他掌握的信息越多、判断得越准确，战事成功的几率就越大，所以将领是关键。
【故事】
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北宋时守边名将种世衡（种音崇）就是这么一位将领，他多权谋，善用计，在西北边疆筑青涧城，安抚羌民，在北宋抵御西夏骚扰和夺回失地的战争中立下大功。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平夏之功，世衡计谋居多，当时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录其功，赠观察使。”
种世衡与敌人作战时喜欢不按常理出牌，智计百出，本来西夏军队就以狡诈著称，然而却在他手上连连吃亏，比如他设离间计除去李元昊的心腹大将野利遇乞的事，其过程就非常具有戏剧性。遇乞是元昊的亲近谋臣，戍守西夏王宫所在地天都山，号“天都大王”，是个非常棘手的对手。但他跟元昊的乳母有过节，而种世衡就利用了这一点来离间他们君臣。北宋庆历三年的除夕之夜，遇乞带兵深入宋地“巡视”（也就是抢掠打劫），停留了好几晚才回去。元昊乳母却拿这个事儿打了个小报告，让元昊对遇乞起了疑心，怀疑他是不是跟宋将暗中勾结。种世衡得知后找了个西夏内部人士偷出了遇乞的宝刀（这宝刀正是元昊赐给遇乞的），宝刀到手后，世衡公开宣布遇乞已经被元昊乳母的谗言害死，还大张旗鼓在宋夏边境上搞起了祭奠活动，祭文重点回顾了与遇乞除夕相聚时大家同乐的场景。到了夜间，又开始烧纸钱，熊熊大火把边境全照亮了，西夏人看到火光，引骑兵近前去窥探情况，世衡假装匆忙撤离，把祭奠用的器具都扔下了，千余银器也通通不要了，西夏人都争着抢那些值钱的器皿，在这一堆器具里就发现了遇乞的宝刀，再看祭文已大部分烧坏了，只认得清楚几十个字。他们回去把这些都呈给了元昊，元昊一读祭文残板，又认出了他赐给遇乞的刀，二话没说，直接就赐遇乞死罪。野利遇乞有大功，死得这么不明不白，自此西夏君臣上下的猜忌心理就严重了起来，以至于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而党项族内最大的野利氏也因为野利旺荣（遇乞兄长，也是被种世衡使计策害死的）和野利遇乞的死而一蹶不振。
通过这一事例可见种世衡在对付敌人方面的“智”，是既睿智又无情。而他对需要拉拢的“友军”——西北的羌族人又非常讲信义，在他改任到环州的时候，有位部族首领奴讹，素来倔强高傲，从不肯谒见郡守，听说世衡到任，竟跑到郊外迎接以示隆重。世衡遂与奴讹约定次日到奴讹那里慰劳部落，谁知当夜大雪，雪深三尺，第二日世衡左右大臣都劝他：“路途凶险，不能去。”世衡说：“我才刚刚以信义结交羌族诸部，不可以说话不算数。”于是缘险地而进。奴讹正高卧帐中，以为世衡肯定来不了，谁知世衡就到了面前，大惊道：“此前从来没有汉人的官吏敢到我们部族中来，您居然并不对我起疑心！”于是率其部族拜服听命。
种世衡多年营边，善于布置，并不劳费边疆州县增兵增粮，而是建起青涧城，“积谷通货”，一面开营田两千顷，自己解决军食问题；一面招集商贾，放贷给他们以赢取收益，解决军费问题，因而城中变得富庶殷实起来。这也是他“智”的一种体现。
史书又载种世衡“善抚养士卒”，有士兵生病了，他派自己的儿子专门去察看病人的饮食、药剂等等，故而能得士兵死力。他又赏罚公正，纪律严明，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故而深得人心。这些是他“仁”和“严”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