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占华
唐赋在文学史上的名气远不如诗和散文，这也难怪，因为自唐始，赋已不在文学舞台上充当主要角色了，其退居一隅也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后人对唐赋的评价也大相径庭。明代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首倡“唐无赋”说，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亦云：“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然反对者亦不乏其人，袁宏道《与江进之》论赋云：“唐赋最明白简易，至苏子瞻直文耳。然赋体日变，赋心亦工，古不可优，今不可劣。”（《袁宏道集》卷一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审体》则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其实，褒之者也好，贬之者也好，都是后人对唐赋的评价，唐人自己却是十分重视赋的，无论诗人还是散文家，无不善赋，就是明证。盖赋这种文学形式，最能显示一代之文化气象与文士才学。平心而论，唐赋无论在艺术表现手法还是在形式的创新上都取得了极大成就，比汉魏六朝更上一层楼，宋元赋便皆承继唐赋而来。从整个赋史长河中来看，唐赋处于发展变化的转折时期。赋本来就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唐人之赋求新求变，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或向诗、或向散文的双向靠拢，对于赋体文学来说，这既是一种开拓扩展，又是一种离心异化，因而使唐赋呈现出与前代之赋截然不同的面貌。因此，后人对唐赋的不同评价，也就毫不奇怪了。
汉代有献赋制度，以辞赋入仕者颇有其人，班固《两都赋序》：“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种风气至唐不衰。《旧唐书·文苑传上·杨炯》载：“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则天御洛南门，与百僚观之。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又《徐彦伯传》载：“景龙三年，中宗亲拜南郊，彦伯作《南郊赋》以献，辞甚典美。”杜甫亦于天宝十载向玄宗献《三大礼赋》，“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新唐书·文艺传中·杜甫》）。他们都是把献赋当作仕宦的捷径。善作赋者确实可以使自己声名大噪，从而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打下坚实的基础。《旧唐书·文苑传上·谢偃》载：“偃尝为《尘》《影》二赋，甚工，太宗闻而召见，自制赋序，言‘区宇安，功德茂盛’，令其为赋。偃奉诏撰成，名曰《述圣赋》，赐彩数十匹。”又《文苑传中·孙逖》：“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谒雍州长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为《土花炉赋》，逖握翰即成，词理典赡，日用览之骇然，遂为忘年之交，以是价誉益重。”《唐诗纪事》卷二〇：“（陶）翰，润州人，开元中为礼部员外郎，以《冰壶赋》得名。”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何涓，湘南人也，业辞，尝为《潇湘赋》，天下传写。”《旧五代史·唐书三十四·李琪传》：“琪年十八，袖赋一轴谒（李）谿，谿览赋惊异，倒屣迎门，出琪《调哑钟》《捧日》等赋，谓琪曰：‘余尝患近年文士辞赋，皆数句之后，未见赋题，吾子入句见题，偶属典丽，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举进士第。”又《周书二十二·扈载传》：“载因游相国寺，见庭竹可爱，作《碧鲜赋》题其壁。世宗闻之，遣小黄门就壁录之，览而称善，因拜水部员外郎知制诰。”如此，唐赋作者之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心雕龙·诠赋》云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在唐赋中，托物写志的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初唐四杰便较多此类赋，如王勃《涧底寒松赋》、杨炯《幽兰赋》，四杰之外如崔融《瓦松赋》等，便皆是，反映了这一批地位较低的文人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要求。另外如李百药《鹦鹉赋》、宋璟《梅花赋》、苏颋《长乐花赋》、张九龄《荔枝赋》、李白《大鹏赋》、高适《鹘赋》、杜甫《雕赋》《天狗赋》、李绅《寒松赋》、舒元舆《牡丹赋》、武少仪《相马赋》、皮日休《桃花赋》等，借赋花木鸟兽，或寄意于此，或托意于彼，寓意虽有不同，手法却是一致的。但到后来，有些赋物之作便由写志转向讽刺世事，其锋芒渐渐显露。萧颖士《伐樱桃树赋》将樱桃树看作李林甫，对其口诛笔伐。柳宗元的这类辞赋就更多了，《骂尸虫文》《憎王孙文》《宥蝮蛇文》，寓言寄讽，言词激越。这与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而连年被贬逐在外，心情愤懑有关。晚唐随着唐朝统治的江河日下，托物寓讽之作的揭露性、批判性更强，如李商隐《虱赋》《蝎赋》，陆龟蒙《蚕赋》《后虱赋》，罗隐《秋虫赋》《后雪赋》，皆发前人所未发，更是锋芒毕露。讽刺与讽谕不同，前者主批判，后者主规劝。赋物以讽刺唐以前也有，如曹植《蝙蝠赋》、阮籍《猕猴赋》，但极少。唐人的此类赋揭露社会丑恶现象之众多，见解之深刻，批判之有力，是唐以前所不及的。当然也有一些赋立意不甚高远，反映了作者偏执或狂妄、躁急的性格。萧颖士《伐樱桃树赋》犹以国家安危以警玄宗，据《新唐书·文艺传中·萧颖士》载：“宰相李林甫欲见之，颖士方父喪，不诣。林甫尝至故人舍邀颖士，颖士前往，哭门内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吊乃去。怒其不下己，调广陵参军事。颖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樱桃树赋》……以讥林甫云，君子恨其褊。”其中无疑带有泄私愤的因素在内。范摅《云溪友议》卷七载平曾游西川谒节使李固言，“遂献《雪山赋》一首，言雪山虽兹洁白之状，叠嶂攒峰，夏日清寒，而无草木华茂，为人采掇，以李公罕作文章，废其庠序也。相公读赋，命推出曾。曾不逾旬，又献《鱼赋》，言此鱼触物而怒，翻身上波，为鹞鸢所获，奈鲂之何。”又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载：“皮日休曾谒归融尚书不见，因撰《夹蛇龟赋》，讥其不出头也。而归氏子亦撰《皮靸鞋赋》，递相谤诮。”这些纯是为了个人恩怨，虽讥讽亦无甚可取了。
再看抒情之赋。这类赋已突破了体物言志的框架，自魏晋南北朝开始流行以来，至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形式与风格多样，反映的思想感情之复杂丰富，都超越了前人。如王绩《游北山赋》、王勃《春思赋》、骆宾王《荡子从军赋》、卢照邻《五悲文》《释疾文》、李白《惜馀春赋》《悲清秋赋》、岑参《感旧赋》、韩愈《复至赋》《闵己赋》、柳宗元《解祟赋》《惩咎赋》《梦归赋》、刘禹锡《谪九年赋》《秋声赋》、李翱《幽怀赋》、杜牧《晚晴赋》、陆龟蒙《幽居赋》、司空图《春愁赋》等，有的从容不迫，有的深沉悲郁，有的冷峻峭拔，有的清新淡雅，颇为洋洋可观。可见与诗歌一样，赋在唐代已成为抒情文学中的重要一体。赋由《骚》出，前人多已云之。汉代赋家但取铺张扬厉之意，以至丧失了骚人之情。魏晋人孕育新制，开启唐风。唐赋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发扬了赋的抒情性，《骚》之本意重新得到彰显。严羽说：“唐人唯柳子厚深得《骚》学”（《沧浪诗话·诗品》）；祝尧说：“唯韩、柳诸古赋，一以《骚》为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古赋辨体》卷七）；刘熙载说：“韩昌黎《复志赋》、李习之《幽怀赋》，皆有得于《骚》之波澜而异其迹象”（《艺概·赋概》），说的正是这种情况。诗与赋其实都离不开情，《艺概·赋概》：“赋无非诗，诗不皆赋……赋，诗之铺张者也”，是说赋是铺张性的诗；李调元则云唐赋“雅善言情”（《赋话》卷五），并非虚语。
歌功颂德也是唐赋的一大内容，但这类内容无甚可取。王士祯曾批评杜甫说：“杜甫《进封西岳赋表》有云‘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按《旧书纪》……右相杨国忠守司空。杜所谓元弼司空，谓国忠也……而甫独引《大雅》甫申之词以谀之，可谓无耻。”（《池北偶谈》卷一九）这类赋内容不出颂祥瑞、述功德，如潘炎《日抱戴赋》序所云：“景龙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皇帝初临上党，日抱戴，皇天告符，微臣颂之。”著名政治家如张说、陆贽、裴度等，都有不少这类作品。律赋为试体赋，故于律赋中此类尤多，如钱起、房玄颖、房宽的《泰阶六符赋》，郑锡、乔琛的《日中有王字赋》，张叔良、崔淙的《五星同色赋》等都是。李程贞元十二年举进士，试《日五色赋》，被擢为状元。赋首云：“德动天鉴，祥开日华”，破题便将赋日与颂圣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隐以日喻君，已落重收，自不奇怪（见《唐摭言》卷八）。大历十四年独孤绶《放驯象赋》特得德宗赏识，先是代宗朝文单国累进驯象三十二头，德宗即位，悉令放之，独孤绶赋曰：“化之式孚，则必受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所谓“不辱其受献，不伤放弃”，两全美之，十分得体（见苏鹗《杜阳杂编》卷上）。朝廷既以赋取士，文士自然趋之若鹜。刘秩《选举论》曾批评说：“谓善赋者廊庙之人，雕虫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负，上以此选才，上下相蒙，持此为业，虽名重于当时，而不达于从政。”（《全唐文》卷三七二）有些献赋也微有讽谕之意，如郑綮《开天传信记》载：“天宝初，上游幸华清宫，有刘朝霞者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述德云：‘直攫得盘古髓，掐得女娲瓤，遮莫你古时千帝，岂如我今日三郎！’……上顾曰：‘真穷薄人也！’遂授以宫卫佐而止焉。”有些赋如乔潭《裴将军剑舞赋》、薛胜《拔河赋》、胡嘉隐《绳伎赋》、阎宽《温汤御毬赋、》王邕《勤政楼花竿赋》、敬括《季秋朝宴观内人马伎赋》、无名氏《舞马赋》等，皆写唐玄宗时的宴游逸乐，以显示所谓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然而曾几何时，大乱骤起，可见这种盛世景象的虚伪。这些赋描写了各种歌舞、杂技或体育活动的场面，颇为精彩生动，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也是对于赋体文学题材上的开拓。至于晚唐公乘亿所作《复河湟赋》，虽亦为“颂”体，写的却是现实中重大政治事件，其题材内容为唐赋中所仅见。安史乱后，河西陇右之地尽归吐蕃，宣宗大中三年吐蕃内乱，陇右民众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七关来归，《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四》大中三年八月乙酉，“河陇老幼千馀人诣阙，己丑，上御延喜门楼见之，欢呼舞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白敏中、魏扶、崔铉、马植、杜牧、张祜皆有诗咏其事，公乘亿之赋也是写的此事。可惜此赋《文苑英华》所载有所缺蚀，仅存后面一小部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人们有理由非难唐赋中现实主义之作太少，的确，与唐诗相比，唐赋中反映社会现实以及民生疾苦的作品几乎没有。但并不是没有针砭现实之作，只不过大多不采取直接的形式，而是迂回曲折、寓言假托。《旧唐书·文苑传中·刘允济》：“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济奏上《明堂赋》以讽，则天甚嘉叹之。”《新唐书·韦承庆传》：“仪凤中诏太子监国，太子稍嗜声色、兴土功……承庆尝谓人所以扰浊浮躁，本之于心，乃著《灵台赋》，讥揣当世。”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自注说：“天宝末，有密采艳色者，当时号为花鸟使，吕向献《美人赋》以讽之。”杜牧《上知己文章启》：“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这些赋都是极有现实意义的。古代赋家也很重视赋的讽谏作用，只不过因其辞藻侈丽，使人们容易忽视它的规诫之意。《史记·司马相如传论》：“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汉书·扬雄传》：“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唐代赋家为了克服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之间的矛盾，大多采取了一些办法。李华《吊古战场文》为针对玄宗后期的开边战争之作，遂极力渲染战场的凄惨与恐怖，以揭示战争的残酷性，与李白《战城南》、杜甫《兵车行》同一主旨。元结《说楚何荒王赋》《说楚何惑王赋》《说楚何惛王赋》则托以寓言，“荒”谓荒于宫室游乐，“惑”谓惑于女色声伎，“惛”谓好大喜功、劳民伤财，意在总结玄宗后期导致祸乱的教训，告诫后来的君主切莫重蹈天宝覆辙。柳宗元《愈膏肓疾赋》，以治病喻治国，假设医缓与忠臣的对话，相信“丧亡之国，在贤哲之所匡扶，而忠义之心，岂膏肓之所羁绊”，强调任人以忠良的重要。上述赋作讽谕之意十分明显。杜牧《阿房宫赋》最后一段散文形式的议论，更是将作赋之意点明。我们看到，唐赋中的登临之作，也大多不是单纯抒情怀古，其现实感也是很强的。萧颖士《登故宜城赋》作于安史之乱后期，作者面对动乱的现实，反思历史的是非，颇有历史的沉重感与责任感，可与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之诗相提并论。其他如徐彦伯《登长城赋》旨在“恤民安边”；陆8《长城赋》说“去仁义、积土石，非城也，是曰祸之门，是曰灭之根”；刘禹锡《山阳城赋》序云“盖悯汉也”，意在说明“桓灵之欲，纵心于昏”，导致了东汉灭亡；杨敬之《华山赋》不相信天子封禅可使身长生、国长存，“盛气臭、夸金玉，取薪以燔，积灰如封，天下怠矣”。这些作品鉴戒之意甚明，早已不是“劝百讽一”，是唐代赋家有意加强赋的讽谏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