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列举两条赵汸关于存策书之大体的材料，就可以看出存策书之大体不过是对官方历史记载的实录而已。卷一“存策书之大体第一之一”为“嗣君逾年即位，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行即位礼不书即位，告朔朝正书王正月”，赵汸用“隐摄君位不行即位礼，庄、闵、僖以继弑君，不行即位礼；桓、宣亦继弑君，而行即位礼者”来说明《春秋》所以于隐公、庄公、闵公、僖公无“公即位”，其余诸公包括继弑君的桓公、宣公在内都有“公即位”。又存策书之大体之三的“岁首必书王月，无系月之事不书”，是赵汸通过统计分析十一公的“王正月”（朝正即位书，与系事之月异，故不在此列，不予计算）相关记载来说明的：“书王正月九十一，王二月二十四，王三月一十九，岁首必书王正月，明奉王朔也，事系正月，书王正月，正月无事而事系二月，则书王二月，正月二月俱无事，而事系三月，则书王三月。月，为系事书也。”（《春秋属辞》卷一。）为此赵汸反对“王正月”为孔子特笔之说，他借用文物为说：“近代或有以书王为夫子特笔者，案殷人钟铭有‘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见，时月称王，乃三代恒辞。”能运用考古文物来作论证，说明赵汸在研究方法上不局限于书本，这是赵汸治学的高明与先进之处。但是，这一研究方法只有对历史学的证明是有价值的，赵汸用以证明“王正月”为三代史法，可谓言之有据；而《公羊》学以王正月为孔子微言大义之说，却不是对历史的认定，所以，赵汸用考古文物来驳斥《公羊》学，未免又文不对题。在此条分析中，没有涉及定公元年，因为定公即位在夏六月，赵汸对此解释说：“定公受国于季氏，待昭公丧至既殡，而后即位，故即位在六月。亦与他公继世者异，从策书之大体，不待笔削而义已明者。”赵汸此说清楚不过地说明所谓存策书之大体都是“不待笔削而义已明者”，也就是按照对历史的记载如实保留。
《春秋属辞》的第八篇《辞从主人》，是从文辞上讲存策书之大体。该卷“特取陈氏语名篇，以矫其失，天道人纪、爵号名氏、郊庙师田、婚姻朝聘，史氏之恒辞，皆依类发例”，所分有18类。如：编年类，“凡君之首年曰元，王之始月曰正。（原注：元者，首也，以吾君即位之首年故曰元；正者，长也，以时王所改一岁之长月，故曰正月。）”名号类，“凡侯国之史称天王，或曰天子。”丧纪类，“凡天子曰崩（原注：上坏之形），君、夫人曰薨（原注：上坏之声），未逾年君曰卒（原注：降成君）……诸侯曰卒（原注：别于内）”，如此等等。辞从主人的所谓主人指鲁君而言：
八曰，辞从主人。主人谓鲁君也。《春秋》本鲁史成书，夫子作经唯以笔削见义，自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氏旧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见，故曰辞从主人。此八者，实制作之权衡也。（《春秋集传序》。）
故该卷旨在说明《春秋》用辞是以鲁国君主为主，站在鲁国的立场来言说的。因此，辞从主人是说《春秋》在文辞上依从的是鲁国文辞，实际上同存策书之大体一样，都是讲孔子制作《春秋》有笔无削的一面。
赵汸为此批评各家说：
《穀梁》以国地之异名者，谓之从史文，不能通诸全经；《左氏》所发多史例也，而记韩宣子之言，谓之周礼，且曰非圣人莫能修之，则其失在不知有笔有削而已；至永嘉陈氏乃专主笔削求经，然犹以爵号名氏为褒贬，误指《左氏》所录即鲁史旧文，而经之成言皆为圣笔所修，其所谓从主人之辞者亦无几焉。则惑于《公羊》，而于孟子所述者，未尝少致思也。（《春秋属辞》卷一五。）
《三传》及陈氏不能正确地理解《春秋》，都与他们不明白辞从主人有关。辞从主人肯定了《春秋》用语多本于鲁国，所以，《春秋》多存有鲁国之辞，而非陈傅良所言“皆为圣笔所修”。赵汸以为，自七十子以后就不知辞从主人之义，而误以为《春秋》为孔子“一家之言”：
司马迁有言：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与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其有所讥刺褒贬抑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则有《公羊》之说而意其当然，然愈诞也。至是以来，家自为学，人自为书，穿穴支离，傅会胶固，其甚者乃若法吏深文巧诋之为，皆坐以《春秋》为孔氏所创一家之言，而不知其本故也。（同上。）
辞从主人实际上是从《春秋》文辞运用的角度对“存策书之大体”的说明。关于这一点，赵汸在论说《春秋属辞》八篇关系时说：
其前六篇篇目即是义例，其终二篇义例自见篇中。第一篇有笔无削，与第二篇有笔有削者相对；第三篇至第六篇皆变文，与第八篇从史文者相对，而与前二篇相为经纬。其第七篇则又一经之权衡也。大抵史法相承而一定，故虽详密而可尽，经则随事而取衷，故法若简妙而难穷其间。（《春秋属辞叙》。）
赵汸以第一篇与第二篇相对，第三篇至第六篇与第八篇相对，实际上是将《春秋属辞》的八篇内容分为两类。其中第一篇的“存策书之大体”与第八篇“辞从主人”，同为有笔无削的史文保存；第二篇“假笔削以行权”与第三篇至第六篇的所谓“不书”、“变文”、“特笔”，皆为孔子之意的寄托。因此，“辞从主人”同“存策书之大体”一样，都是对孔子本鲁史著作《春秋》的说明，都是说的《春秋》所存为鲁国史文，而非包括各国的一代通史。
《春秋属辞》的第七篇《因日月以明类》也多有存策书之大体的内容。赵汸说：“《春秋》纪事之例有三，事以日决者系日，以月决者系月，逾月者系时，此史氏之恒法。自鲁公以至定哀之间，官守相因，不得有改者也。”（《春秋属辞》卷一四。）“以日决者系日，以月决者系月，逾月者系时”的日月之法，本是史官常法，故赵汸说：“考之笔削之例有三，曰不书，曰变文，曰特笔，而存策书之大体，与日月之法不与焉。”（《春秋属辞》卷八。）“日月之法”是“存策书之大体”的纪事之例，与寓有孔子之义的笔削是不同的。因此，《因日月以明类》的史官日月之法与“存策书之大体”、“辞从主人”皆是《春秋》所存史文的论说，从篇幅说，“存策书之大体”的第一篇已经占《春秋属辞》的一半，加上第八篇的“辞从主人”、第七篇的“因日月以明类”的史官之法，分量就更多了。由此可见，赵汸《春秋属辞》一书的绝大部分篇幅是用以发明存策书之大体的，都是对鲁国史文的保存。
赵汸以为，不明白这一策书之大体，就不可能知道孔子制作《春秋》的原委，自然就不能正确地解说《春秋》，《公羊传》等说《春秋》失误的根源也就在于此：
为《公羊》者遂以《春秋》为夫子博采众国之书，通修一代之史者，于是褒贬之说盛行，又有以为有贬无褒者，又有以一经所书皆为非常，而常事不书者，有谓黜周王鲁者，有谓用夏变周者，其失在不知有存策书大体之义而已，说经昧其源委一至是哉。（《春秋属辞》卷一。）
“存策书之大体”是孔子《春秋》的重要内容，《公羊传》等不知此义，才有种种误说的产生。他认为，只有《左传》及其承继者才对此有所认识，因此，他虽然批评《左传》的不明圣人笔削之旨，却许其能“博览遗文，略见本末”（《春秋属辞序》。）。
§§§第三节笔削之旨
“存策书之大体”是《春秋》对史文有选择的笔而不削，经过孔子的笔而不削，“策书之大体”成为《春秋》的基础，已经不同于原本意义上的史书，而是孔子之义的体现。但是，笔而不削不能完全地体现圣人之义，而有“书与不书”、“变文”、“特笔”等孔子特创笔法，以阐发其义，赵汸统称为笔削之旨。所以，孔子所寓之义不仅见于笔而不削，而且见于笔削之旨中。只有综合二者，才能够完全知道孔子之义。故赵汸说，《春秋》“有笔有削以行其权，有笔无削以存其实。实存而权益达，权达而实愈明，相错以畅其文，相易以成其义者也”（《春秋属辞》卷一。）。“有笔无削以存其实”指“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指孔子笔削之旨，赵汸虽然只说二者相得益彰，但是，孔子的笔削之旨较之“有笔无削”、“存策书之大体”，显然更为重要，因为《春秋》之成为圣人经典并不仅仅在于对史文的保存，而恰恰在于与史文的根本不同。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批评《左传》于“削笔之旨无所发明，此所谓知不足以知圣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春秋属辞序》。）。
赵汸所说的孔子笔削之旨，主要包括三大内容，一是所谓书与不书，二是变文，三是特笔。下面一一分析。
一书与不书
书与不书又称为笔削，赵汸以此为孔子笔削之义之二，在《春秋属辞》的第八、九卷中，赵汸有专门的论述。他在叙“笔削之义有八”中说：
二曰，假笔削以行权，《春秋》拨乱经世，而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书者笔之，不书削之。其笔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异，公行不书致之类也；或略常以明变，释不朝正，内女归宁之类也；或略彼以见此，以来归为义则不书归，出奔为义则杀之不书之类也；或略是以著非，诸侯有罪，及勤王复辟不书之类也；或略轻以明重，非有关于天下之故不悉书是也。（《春秋集传序》，又见于《春秋属辞》卷八“假笔削以行权”：“孔子作《春秋》，以寓其拨乱之志，而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所书者笔之，不书削之。……考之笔削之义有三，曰不书，曰变文，曰特笔。其不书大凡有五：一曰略同以显异，公行不书至之类也；二曰或略常以明变，释不朝正，内女归宁之类也；三曰或略彼以见此，以后归为义则不书归，出奔为义则杀之不书之类也；四曰或略是以著非，诸侯有罪，及勤王复辟不书之类也；五曰略轻以明重，非有关于天下之故不悉书是也。凡书不书之大端不出于此。”）
这里首先需要辩明的是，赵汸所说的笔削有两种含义。一是广义的，泛指孔子的所有笔法，相对史法而言，如他批评《左传》不明笔削之旨，说《春秋》笔削之义有八等，都是在此意义上来说的；二是狭义的，仅仅指孔子笔法中的书与不书，以书为笔，以不书为削，狭义的笔削只是广义的笔削的一部分，其所重视的是不书的一面，与“存策书之大体”的“笔而不书”正相对应，故赵汸有时仅以“不书”来言说狭义的笔削。《春秋属辞》卷八、卷九所说的“假笔削以行权”就是指狭义的笔削，而其言说多重在“不书”方面。“书与不书”的笔削之旨是《春秋》最常见的笔法，仅次于“存策书之大体”，赵汸总共归纳为74条条例，而“变文”、“特笔”的条例分别只有38条、18条。而且，“书与不书”是学《春秋》之要，他说：“《公羊》、《穀梁》每设不书之问，盖其所承，犹得学《春秋》之要。而无所考据，不能推见全经。”（《春秋属辞》卷八。）虽然说《公羊》、《穀梁》不能推见全经，但却肯定了发不书之义是“得学《春秋》之要”，足见“书与不书”在孔子笔削中的重要地位。而赵汸言书与不书，除了引用《公羊》、《穀梁》之说外，还多据陈傅良之说以立论。（如《春秋属辞》卷八：“三十三，诸侯逃不书，必逃中国而后书”，举僖公五年秋八月“郑伯逃归不盟”，襄公七年十二月“陈侯逃归”之事，而评论全据陈傅良之说：“陈氏曰，文十年厥貉之会，麋子逃归不书，宣六年，厉之役，郑伯逃归不书，盖逃楚也，必若郑文公逃齐，陈哀公逃晋而后书，所以示内外之辩严矣。”又如“三十六，诸侯讨乱，杀公子不书，虽杀世子母弟不书，必杀之非其罪而后书”。赵汸评价亦据陈氏为说：“陈氏谓讨乱不书，虽杀世子母弟不书，谓君父讨子弟而当其罪，虽专杀，无以议为也”。）
“书与不书”在史官的史法中，是有一定规定的，《春秋》的书与不书恰好与史法不同。在史法当书的地方，孔子往往削而不书；在史法当不书时，孔子又变而书之。如《春秋属辞》卷八，赵汸所列条例之三十五，“王讨篡立者不书，虽杀卿士不书，必杀无罪而后书”，是据襄公三十年夏“天王杀其弟佞夫”而得出的，赵汸解释此条说：
庄二十二年春杀王子颓，僖二十五年夏杀王子带皆不书，而王子之乱，倾王室、篡大位、动天下。其杀之也，必告诸侯，史无不书之理；而孔子削之，以天子讨乱臣，而罪人斯得，其事无可议者，不书可也。桓十八年，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王杀周公黑肩；昭二十九年，杀召伯盈、尹氏固，虽杀大夫，亦不书者，天子无专杀之讥，与诸侯异也。唯灵王崩，儋括欲立王子奸夫，佞夫弗知，景王立而杀佞夫，失亲亲之义，故书之。
《左传》中天王杀篡立者、杀卿大夫的记载，照史法都应该有所记载，但是，孔子为明杀篡立者是罪有应得，天子无专杀之讥之义，都削而不书；只是在天王滥杀亲人，失亲亲之道时，才书其事，以明亲亲之道不可失。因此，书与不书的笔削，都是由孔子所要说明的一定义理来决定的，而不同于史例的要求。
对“书与不书”的74条条例，赵汸将其归纳为五大凡例，对孔子的“书与不书”所发之义作出概括，这就是所谓“或略同以存异、或略常以明变、或略彼以见此、或略是以著非、或略轻以明重”。由此可见，赵汸所要明的“书与不书”之义，着眼于所谓同异、常变、彼此、是非、轻重之辨，这是由赵汸用属辞比事来论说《春秋》所决定的，而与《公羊》由“书与不书”来阐发微言大义是有差别的。
“书与不书”虽然都是孔子之义的体现，但是，究竟是以书明义，还是以不书明义，这又需要具体分析。有时，孔子以不书见义，如“书与不书”的第一条，“公如大国恒书至，则不书至以见义”，赵汸在罗列恒书至的大量史料后，举“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齐，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齐”不书至评论说，孔子不书至：“明不与他时朝大国同，所谓信而安之者也。盖为伯主者必若桓公，而后可当诸侯之朝，为诸侯者必若事齐桓，而后得朝伯主之礼，是故特不书至以别之，所谓以书至为衡，则不书至以见义也。”有时，孔子又以书见义，如“书与不书”的第二条，“公会诸侯恒不书至，则书至以见义”，赵汸在罗列多条不书至的史料后，举定公十年夏、十四年夏会齐侯于夹穀、牵，《春秋》皆书，评论说：“齐景公结鲁以叛晋，会鲁卫以袭晋，中国无伯，诸侯复散，天下大乱，故盖有在于是，故皆书至，重叛盟主也。”（以上皆见《春秋属辞》卷八。）从这两条分析中可见，是否以“书”或是“不书”见义，在于“书与不书”何为《春秋》常辞，也就是以何“为恒”的问题，当书是常辞，以书为恒时，孔子之义就是通过不书来体现的；反之，《春秋》之义就应当从书来认识。
二变文
笔削是讲书与不书，通过对史文的有所取有所不取，以表示孔子之义；变文是指对史文的改变，来寄托孔子之义。变文有三，一是变文以示义，赵汸说：
《春秋》虽有笔有削，而所书者皆从主人之辞，然或有文同而事异，事同而文异者，其予夺无章，而是非不著，则非唯不足以尽事变，而反足以乱名实矣。是故有变文之法焉，虽所因革不越乎一二字间，而是非得失之故，可无辩而自明。将使属辞比事者，即其研讨详略以求之，所以决嫌疑明是非，而非褒贬之谓也。（《春秋属辞》卷一〇。《春秋集传序》说：“三曰，变文以示义，《春秋》虽有笔有削，所书者皆从主人之此，然有事同而文异者，有文同而事异者，则予夺无章，而是非不著，于是有变文之法焉，将使学者即其文将异同详略以求之，则可别嫌疑、明是非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