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广森与庄述祖的经学都是继续庄存与而来，但是，不同的经学思想决定他们两人对清代后来经学的影响大不相同。孔广森的经学思想基本上没有超越庄存与的《春秋》学，庄述祖的经学思想则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向西汉今文经学的转化。
§§§第一节孔广森的生平与著述
孔广森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承继庄存与的《春秋》学重《公羊》的倾向。较之庄存与的《春秋正辞》，这部著作从书名上更为接近汉代的《公羊》学。但是，从内容上看，《公羊春秋经传通义》的经学基本思想，仍停留在庄存与《春秋》学的水平上，甚至可以说有某种倒退。
孔广森（1752～1786），字众仲，又字约，号顨轩，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八代孙。他的祖父是衍圣公孔传铎，父亲孔继汾是孔传铎的第四子，字体仪，号止堂，以知识渊博，深通经学而著称。史载孔广森：“聪颖特达，尝受学戴震、姚鼐之门，经、史、小学，沉览妙解。”（《孔广森传》，《清史稿》卷四八一。）17岁时就举于乡，20岁时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检讨。“年少入官，性淡泊，耽著述。”（同上。）遂告养归家。后因其父编写《孔氏家仪》一书，遭族人孔继戍告发，以篡改《大清会典》之罪充军，经孔广森借贷赎罪而得救。乾隆五十一年（1786），大母与父相继去世，孔广森居丧，因过分悲伤而逝世，时年35岁。
孔广森才华横溢，尽管英年早逝，却在诸多方面颇有建树。徐世昌的《清儒学案·顨轩学案》说他：“研经明算，声韵尤精，圣裔儒宗，旷代一遇。”姚鼐的《仪郑堂记》也说：“约博学，工为词章。天下方诵以为善，约顾不自足，作堂于其居，名之曰仪郑，自庶几于康成。”他的文词在当时为一些学者所推崇，如孙星衍在《仪郑堂骈俪文序》中说：“余在江淮间，友人汪容甫出顨轩骈体文相示，叹为绝手。”虽然孔广森自己表示对东汉的郑玄最为尊崇，其居还以“仪郑堂”为名，但是，江藩以为孔广森真正的成就并不在训诂文词，而在推研经义。所以，《汉学师承记》在讲孔广森时，竟全文收录孔广森的《戴氏遗书序》为主要内容，并说他“深于戴氏之学，故能义探其原”。
在短短的一生中，孔广森留下了《大戴记补注》十三卷、《礼学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骈俪文》三卷、《仪郑堂文集》二卷等著作，内容涉及文词、经学等诸多方面。（参见徐世昌：《清儒学案·顨轩学案》，江藩《汉学师承记》等。）其中最为清儒所称许的则是《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一书，如阮元在《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序》中就称其书“成一家之言”，而孔广森本人也以《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冀备一家之言”自许（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清经解·续清经解》第5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在去世前夕，他以其书郑重地托付其弟，孔广廉说：“丙午冬，将返道山之前数夕，语广廉曰：余生平所述讵隶古人，《公羊》一编，差堪自信，藐孤成立，尚不知千秋之托，将在吾弟。”（同上。）可见，《公羊春秋经传通义》是孔广森经学的代表作。
§§§第二节经主义，史主事
孔广森对《春秋》的看法，与庄存与有相同之处，但也有许多差异。他说：
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无帝王之位，又不得为帝王辅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损益六代礼乐文质之经制，发为文章，以垂后世。而见夫周纲解弛，鲁道凌迟，攻战相寻，彝伦或熄，以为虽有继周而王者，犹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议可坐而化也，必将因衰世之宜，定新国之典，宽于劝贤，而峻于治不肖，庶几风俗可渐更、仁义可渐明、政教可渐兴。乌乎托？托之《春秋》。（《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
他说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这是《公羊》学的孔子素王说。但孔广森承认孔子为素王与庄存与仅称孔子为至圣是不同的，故而在《春秋》一书的性质上，二人就有不同的看法。孔广森不像庄存与只说孔子著《春秋》是对先圣的继承，而更多的是强调孔子损益六代礼乐文质，其中有为继周之王所立的“新国之典”，其中包含着孔子的“新意”。所以，对《春秋》一书，孔广森着重的是探求其中所包含着的孔子“新意”，即“《春秋》托王义”（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一〇，《I清经解·续清经解》第5册。），而不仅仅说是对先圣的继承。
但是，孔广森也并不否认《春秋》与列国史的联系。他认为《春秋》之名，就取自鲁史《春秋》：
《春秋》虽鲁史，圣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阳中，万物以生；秋者阴中，万物以成；善以春赏，恶以秋刑，故以是名经。（《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
《春秋》本为鲁史旧名，孔子沿袭其名，但却不是简单的因袭，而是含有生成赏罚的新意，所以才成为圣人之经。然而，他反对孔子仅采鲁史的说法，认为孔子著《春秋》不仅只采鲁史，还有对他国史的采用。如在论庄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时，孔广森就说：“俗儒辄以为旧史无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国之史，岂仅见鲁史，亦何憾于曹，而世世阙其卒日？”（《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三。）在解释僖公九年“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时，又说：“谨案《坊记》称《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盖不修《春秋》文如是，误以两事为一年之事。左氏，鲁之史官，故其传云：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亦误以为两弑为一年之事。经书卓子弑在下年，似据《晋乘》而改正之者也，此足明俗儒谓《春秋》但因鲁史者之妄陋。”（《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五。）他明确指出《春秋》仅采鲁史的看法是俗儒的“妄陋”之论，解释不了《春秋》的许多记载。只有承认《春秋》采列国史，才可以合理地解释这些记载。
然而，《春秋》采列国史的因而不革，只是孔子著《春秋》的一个方面。孔子著《春秋》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对列国史的删改，对周代礼制的损益。孔广森说：“仲尼作经，大有所删改，岂专用旧史者乎？”（《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一。）孔子的删改损益，是孔子著《春秋》更为重要的方面。正是有了删改损益，《春秋》才成为寄托有孔子新意的经典与后王的一王大法。孔广森说：
《春秋》之制者，君子所托新意，损益周制，以为后王法。（《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一一。）
孔子寄托在《春秋》中的新意，孔广森统称为“义”。他认为《春秋》的特点是，“贵明义，不贵明事”（《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一〇。），主张用事与义的不同来区分史与经的不同。孔广森说：
鲁之《春秋》，史也；君子修之，则经也。经主义，史主事；事故繁，义故文少而用广。（《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
史书的《春秋》主要是历史事件的记录，而孔子修定的《春秋》则以“义”为主。叙事相对于言义，需要较多文词才能够表述清楚，所以，孔广森又以经文文字少、史书文字多来区分史与经的不同。但是，文字的多少只是派生出来的，义与事的不同才是经与史的根本区别。孔广森用义与事来区分经与史，与庄存与的用道与事来区分经与史，基本上是相同的，都体现了对《春秋》义理的重视。但是，孔广森讲《春秋》之义是“新意”，是孔子损益周制的结果，这与庄存与强调《春秋》仅仅是先圣的继承是不同的。以义与事区分经与史，强调《春秋》有新意，是孔广森整个《春秋》学的出发点。
孔广森认为《春秋》的新意，不仅包含所有后王的一切王法，而且也有权衡万事万物的准则。他说：“《春秋》记事，皆为后王示法……经变之制，非不包举。”（《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一〇。）又说：“《春秋》权也，量物之轻重而为之衡者也。”（《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九。）他反对汉代《公羊》学以《春秋》仅仅是为汉王朝立法的说法，强调《春秋》是一切后王所必须遵循的万世法。同时，《春秋》的新意又具有无常的特点：“凡义无常，唯时所当。”（《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他十分赞同董仲舒的说法，以为“《春秋》无达辞，唯义所适”（《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六。），反对拘泥于《春秋》的文辞，主张以灵活的精神，根据“时”的不同等具体情形去体会圣人之义。他认为，只有如此才可以真正把握到《春秋》的新意。在这一点上，孔广森与董仲舒是相同的。
孔广森虽然主张用灵活的变的精神来探求《春秋》的新意，其根本仍在儒家经学的义。他所探求的《春秋》新意，其实不过是儒家经学的政治伦理原则。他说：
《春秋》有七缺：惠公妃匹不正，隐桓之祸生，是为夫之道缺；文姜淫而害夫，为妇之道缺；大夫无罪而致戳，为君之道缺；臣而害上，为臣之道缺；晋侯宋公杀妻世子，为父之道缺；商臣蔡般弑其君，为子之道缺；黩烝灾尝郊祀不修，而周公之礼缺。此君子所以惧，《春秋》所以作也。（《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一。）
所谓七缺是孔广森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描述。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正是为了矫正春秋时期君臣、夫妇、父子之道及其祭祀诸典礼的缺失，以存先圣的王道，所谓“《春秋》之作，存王道于将绝，垂治法于不朽”（《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一二。）。因此，孔广森所谓孔子新意，不过就是对缺失的君臣、夫妇、父子之道的矫正，对周公之礼、文王之法的恢复，以接续熄灭的王道。故他说：“王迹熄矣，《春秋》乃以文王之法临之，而托其义。”（《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二。）在释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又以为王为文王，以《春秋》继文王，是孔子“制《春秋》之本义也”（《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一。）。可见，孔广森虽然认为《春秋》有对周礼的损益，寄托有孔子的新意，但是，这个新意仍然是以文王之法、周公之礼为宗，并不是无本之本。从这一意义上，孔广森的说法与庄存与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孔广森虽然讲《春秋》有新意，有王义，但同庄存与一样，都没有接受《公羊》学以王鲁等微言为内容的孔子改制说。
尽管孔广森所说的《春秋》新意，与《公羊》学的孔子改制的微言有所不同，但是他在书中仍以探求圣人新意为归。所以，孔广森特别反对把圣人之经当作史书、用历史事实来论说《春秋》的做法。在他看来，俗儒以史解经的误说源自《左传》，《左传》的最大失误就在于以史解经。故他多次批评《左传》以史解经的误诬，如释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就针对《左传》的时王之说，批评其“强据鲁史正月，正月号称为之时王，不亦诬乎？”（同上。）《左传》不仅以史解经，还往往滥用文词，来证明自己的说法，孔广森释僖公十九年夏“己酉，邾娄人执鄫子用之”条说：
谨案邾娄人自以女怨执鄫子，而托罪其后会，以说于宋耳，《左氏》岂不知季姬事实，乃归恶于宋襄，果尔，则《春秋》之舍宋而责邾娄，理不可通也，又托子鱼谏语。赵匡讥之曰：“凡左氏谬释经文，必广加文辞，欲以证实其事。”信哉！斯言！（《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五。）
无论《左传》怎样用繁文褥词来论证其说，孔广森都认为其根本不符合《春秋》之义，他说：
左氏初不受经于仲尼，不知薨不书葬之义，前汉诸儒不肯为《左氏》学者，为其是非缪于圣人也，故曰《左氏》不传《春秋》，此无疑矣。……丘明所以作传者，乃若自用其意说经，泛以旧章常例通之于史策，可以见成败耳，其褒贬之意，非丘明所尽也。故《春秋》所有义同文异者，皆没而不说。（《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一。）
在他看来，左丘明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意见，采用史策的旧章常例来言说《春秋》，根本不知道《春秋》的褒贬诸义，而这正是《左传》对《春秋》文异词同不能予以正确解说的原因所在。所以，孔广森同意西汉今文经学家之说，认为《左传》不传《春秋》（刘歆在《移太常博士书》中提到经学博士皆持此说：“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但是，汉代也有人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四库全书提要·左传提要》说：“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后诸儒更无异议，自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甚至指斥《左传》是“末世流俗之见”（《春秋》襄公三十年，“葬宋共姬”，孔广森曰：“宋伯姬之贞信，遭患难而不失其度，年逾闲居而不易其节，故能生致三国之媵，没动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为劝《广汉》、《行露》之意也。《左氏》顾诡托君子之言，讥其女而不妇，犹渐于末世流俗之见者与？”）。可是，孔广森在评论三传得失时，又认为《左传》对《春秋》之释有得有失，并不完全否定，而且还不止一次地取《左传》为说，这是孔广森《春秋》学的明显矛盾。
晋代杜预曾为《左传》作注，对《左传》之学的发展、流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四库全书提要》于《春秋左传正义提要》中说：“杜注多强经以就传。”杜注《左传》较为忠实于本传，重在以史事解经。但孔广森以为，杜预的注不仅变乱古训，而且对后世危害极大。他说：
杜预始变乱贾服古训，以为经承旧史，史承赴告，苟如是因陋就简，整齐简牍云而，董狐、倚相之才，偏优为之，而又何贵乎圣人？大凡学者谓《春秋》事略，《左传》事详，经传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文王系《易》，安知异日有为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诗》，安知异日有为之作《小序》者？必将待传而后显，则且等于扬雄之首赞，朱子之纲目，非自作而自解之不可也。圣人之所以为经，词以意立，意以词达，虽无三子之传，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终古而不敝。（《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
孔广森认为，圣人之经的新意已经通过《春秋》的文词表达清楚了，根本用不着三传，尤其用不着《左传》以史事说明就可以通行于万世万物。杜预注以史解经，是将圣人之经降到了史书的地位；同时，造成了《春秋》经义必须依靠《左传》史事才能得到说明的“大惑”，这是极其有害的。后来对《春秋》的许多误说，以至王安石的“断烂朝报”之说都源自杜预之说。孔广森举例说，《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冬，黑弓以滥来奔”，《公羊传》有“文何以无邾娄”之问，杜预认为这句话是鲁史阙文。但是，杜说却是根本错误的：
《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实，故文虽无邾娄，师法自连邾娄读之，因以起义。杜预横谓是鲁史阙文，后世有为断烂朝报之说，预其罪首与。（《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一〇。）
孔广森不仅批评杜预的以史解经，而且将杜预说成是危害《春秋》经义的罪魁祸首。对于东汉以后经学界于《左传》的通行，用史事来解说《春秋》成为《春秋》学的主流的情形，孔广森哀叹说：“世俗莫知求《春秋》之义，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视圣经竟似《左氏》记事之标目，名存而实亡矣。”（《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他著《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就是要纠正千余年来不知《春秋》之义，只求《春秋》之事、以史作经的失误，以恢复《春秋》经义的本来面目。
§§§第三节对历代《春秋》学的得失评判
重义不重事是孔广森对《春秋》的基本认识。以此为基础，孔广森对历代的《春秋》学得失作出了自己的评判。阮元对孔广森的评判有一总体的说明：
曲阜圣裔孔顨轩先生思述祖志，则从事于《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异资，长通绝学，凡汉晋以来之治《春秋》者不下数百家，靡不综览。尝谓《左氏》旧学湮于征南；《穀梁》本义汩于武子；王祖游谓何休志通《公羊》，往往为《公羊》疚病；其啖助、赵匡之徒又横生义例，无当于经；唯赵汸最为近正；何氏体大思精，然不无承讹率臆，于是旁通诸家，兼采《左》、《穀》，择善而从，撰《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阮元：《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序》，《清经解·续清经解》第5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