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文學”勢力的增長與擴張是很明顯的，史籍中記載的文人以文辭見稱的情況很多，如郭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為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為著作佐郎”（《晉書》卷七二《郭璞傳》，第1901頁。）、何充以“文義見稱”（《晉書》卷七七《何充傳》，第2028頁。）、謝混“以文詞獲譽”（《晉書》卷七九《謝安傳附孫琰傳》史臣語，第2090頁。）、“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晉書》卷八〇《王羲之傳》，第2099頁。）、習鑿齒“以文筆著稱”（《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第2152頁。）、“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晉書》卷五六《孫楚傳附孫綽傳》，第1547頁。）、范啟“雖經學不及（父）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晉書》卷七五《范汪傳附叔堅及堅子啟傳》，第1990頁。）……至於在文章往來中歎文辭之美等的例子（如《晉書》卷七五《韓伯傳》載：“王坦之又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韓）伯覽而美其辭旨……”（第1993頁）卷七六《王廙傳附從子彪之傳》載：“（桓）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第2011頁）卷九八《桓溫傳附孟嘉傳》載：“九月九日，（桓）溫燕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孟）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第2581頁）），尚多有之，不一一羅列。就整體而言，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程度上，東晉的這些情況都比西晉同類情形反映的問題更深入一些。
總之，在東晉社會，上至帝王（東晉皇帝多有尚文者，如《晉書》卷六《明帝紀》載：“（明帝）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第159頁）卷七三《庾亮傳附子羲傳》載：“時穆帝頗愛文義，（庾）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第1925頁）前引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或可知簡文知詩；孝武帝的情況前已有述，另還有如《晉書》卷六五《王導傳附孫珣傳》載：“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第1756頁）其中穆帝在位十七年，孝武帝在位二十四年，簡文在位雖短，但其曾輔政，並與諸名士來往密切，應該說這幾位帝王影響還是比較大的。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對東晉帝王對文學發展的影響做過簡單梳理：“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愈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干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前揭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第479頁）可與東晉帝王的“文學”背景聯繫起來參看。），下到社會文士，從作為時代文化風尚的談論，到一般性的用文場合，議文論文，嗟歎文才，已經成為一個很突出的社會文化現象，溫嶠能以“文思”為口實舉人（《晉書》卷六二《劉琨傳附子群傳》載：“及（劉）琨為（段）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眾奉（劉）群依末波。溫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群，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湣惜。如蒙錄召，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群等，為末波兄弟愛其才，托以道險不遣。”（第1691頁）），頗能代表社會認同人才標準之一面。就“文學”本身而言，擬作是西晉文壇一個很突出的現象，東晉也有擬作現象，不過有一個跡象似乎值得注意，前面引述過這樣一條材料：“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謝安提出了“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的批評，這或衹是有針對性之具體批評，但也可能代表了人們對文學繼承與創新現象的一時思考，人們已傾向於突破模擬的積習，而主張新創了，這確是文學發展的一個新跡象。
第二節文學活動空間的擴大：文學創作向
全社會推進的重要標誌大而言之，文學活動的“空間”有上、下層之分，“上層”，主要指文人文學而言，“下層”主要指民間文學而言，由於本文論述的主要是文人文學，所以本節所謂的“文學活動空間的擴大”主要指上層的文人文學活動空間的變化。這裏的“活動空間”不是指文學活動發生的自然空間，而主要是指其發生的社會場合。在文學發展的過程中，“文學活動”並不是一開始就在社會各層面全面鋪開的，隨着人們對文學認識程度的逐漸加深、參與創作的作者數量不斷增多，文学有一個發生場合由狹到廣的過程。考察這一過程的變化軌跡，有利於認識某一時期文學在社會中被認同和接受的程度。
應當說，從西漢開始，“文學活動”就多了起來，著名的事例如西漢武帝柏梁臺聯句（《藝文類聚》卷五六，第1003-1004頁。）、成帝時奏御千賦、宣帝時王褒張子僑等“第其高下”的賦作活動，東漢時杜篤獄中獻誄免罪、竇憲府文章冠於天下、“鴻都門學”，曹魏時曹操、曹丕、曹植與建安諸子頻繁的文學活動、曹叡時置崇文觀、高貴鄉公與臣下的賦詩活動等，而且，隨着文人身份、地位的提高和改變，從西漢到東漢再到曹魏，文學活動由多遭到非議逐漸向得到關注和重視的方面發展，文學活動的自覺性增強，文學活動的數量與品質都有極大的提高，這些蓋可由前述各時期的情況窺知大致面貌。不過，從“文學活動空間”的角度看，總體而言，漢魏時期文學活動的類型是比較單一的，這一時期的文學活動基本是圍繞着宮廷、以王室成員為中心進行和展開的，即使在文學發展已得到極大改觀的曹魏，已有了較為集中和豐富的文學活動，但其基本模式依然表現為以王室為中心的一貫特徵。文學活動表現出的這一面貌，是與文學發展所處的階段相對應的，當文學發展還没有完全走向自覺，仍須藉助外界強力予以推動的情況下，其“文學活動”必然表現為以權勢為中心的特定面貌（當然，即使同樣表現為以宮廷、王室為中心，兩漢的文學活動與曹魏時期仍有很大的差異。此點前述章節既有所涉及，且也不是這裏討論的重點，故不再論述。）。正因為曹魏政權對文學發展進行了強有力的推動，在對“文學”的推廣過程中，反而要更典型地表現為以王室為核心的特徵。
“文學活動空間”這種整體上較為單一的局面，在兩晉時期得到了較大的改觀，“文學活動”開始向社會全面擴展。
作為此前最為基本的文學活動模式，以宮廷、王室為中心進行的文學活動在兩晉時期依然是主要的文學活動方式，如前已有述的西晉武帝的華林園宴射賦詩活動、賈謐的“二十四友”、司馬穎的幕府集團，東晉時明帝、穆帝、孝武帝時期的宮廷文學活動等，都是很典型的。兩晉時期帝室成員牽頭的文學活動，對晉世文學進程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曹魏王室之與魏文學、兩晉王室之與晉文學以及曹魏王室與兩晉王室在文學發展過程中作用之比較等，都是一個可以再進行的話題，不過這裏不擬展開。），不過這不是本節所要討論的，這裏所注意的是，晉世在這一基本的文學活動模式之外，其他的文學活動樣式是怎樣的。曹魏時期，尤其在建安時期，文學活動相當頻繁，行軍有作，宴娛有詩，不過这些活動基本上是以曹操父子牽頭來完成的；魏明帝、高貴鄉公時的文學活動也基本是帝王牽頭的，同僚之間的文會活動似不多見（曹魏時期同僚之間有贈答詩，如劉楨有《贈徐幹詩》二首，徐幹有《答劉楨詩》等，應當也算是一種文學活動，不過，没有較為明顯反映同僚群體活動的贈答詩，一般衹能肯定作者個體的某些信息，而不好說其帶有社會普及性，群體性的文學活動更能反映“文學”在一個社會的活躍程度，當然贈答詩非常集中是例外的情況，如此其也是衡量一個時期文學活動狀況的重要內容，不過這已經可以構成另一個專題了。為了論述上的簡便，此節論述文學活動，一般的贈答詩情況不予論述。由於贈答詩在某一時期的多寡與這一時期文學活動的多少一般是成正比的，故不計贈答詩的情況不會影響結論。）；即使在後世影響很大的“竹林七賢”也主要是一個清談集體，而不是文學群體（前揭錢志熙《魏晉詩歌藝術原論》：“它們（“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人集團。”（第171頁）），其間或有文學活動，比如阮籍、嵇康的文學創作，或當有完成於活動期間者，不過難以見到相關記載，所以即使有，當也不是特别明顯。而到了晉世，除了以宮廷、王室牽頭的文會活動外，百官同僚之間也開始出現較多的集會、祖餞賦詩活動，“文學活動空間”已經明顯地出現了下移趨勢。
據現有的史料記載，傳統在游宴、祖餞當中賦作，主要都是由帝王或王室來組織進行的（當然祖餞應不僅僅在宮廷內發生，一般的官僚之間也有，如：“（疏廣）上疏乞骸骨……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訣而去。”（《漢書》卷七一《疏廣傳》，第3040頁）“（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後漢書》卷六〇下《蔡邕傳》，第2003頁）《後漢書》卷六四《吳祐傳》：“（祐）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别。”（第2100頁）不過，極少有共同賦詩的記載，有賦作情況的基本都以帝王為中心，這或有材料記載方面的原因，但其時人們集會賦詩的情況較少也確實是歷史事實。這種局面到了兩晉之後纔有較大的改觀。）。人們熟知的西漢的情況是如此，東漢時的情況也是如此，如“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高彪）後遷外黃令，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後漢書》卷八〇下《文苑·高彪傳》，第2652頁。）曹魏時的情況更是如此。兩晉時也有很多由帝王或王室的主要成員來組織的文學活動。除了前面章節已引述過的一些情況，這裏再補充幾則，如：
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晉武）帝用（荀）勖所作。
（武帝）賜餞東堂，詔（李）密令賦詩……
（元）帝親幸其（戴若思）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奸諂頗相扇構，（謝）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孝武）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此處引文分見於《晉書》卷三九《荀勖傳》，第1153頁；卷八八《孝友·李密傳》，第2276頁；卷六九《戴若思傳》，第1847頁；卷七九《謝安傳》，第2076頁。）。
此外，诗文作品如王濬《祖道應令詩》、張華《祖道征西應詔詩》、《祖道趙王應詔詩》、《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後園會詩》、潘岳《關中詩》、何劭《洛水祖王公應詔詩》、陸機《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皇太子賜燕詩》、《祖會太極東堂詩》、《元康四年從皇太子祖會東堂詩》、陸雲《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征西大將軍京陵王公會射堂皇太子見命作此詩》、《太尉王公以九錫命大將軍讓公將還京邑祖餞贈此詩》、《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出祖王羊二公于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詩》、《從事中郎張彥明為中護軍奚世都為汲郡太守客將之官大將軍崇賢之德既遠而厚下之恩又隆非此離析有感聖皇既蒙引見又宴於後園感〈鹿鳴〉之宴樂詠〈魚藻〉之凱歌而作是詩》、閭丘沖《三月三日應詔詩二首》、王讃《三月三日詩》、《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詩》、《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詩》、《皇太子會詩》、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園詩》、《上巳日帝會天淵池詩》（潘尼的《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園詩》、《上巳日帝會天淵池詩》及另一首《巳日詩》，逯欽立認為“三篇當為一首佚文”（前揭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765頁）。）、《皇太子上巳日詩》、《皇太子集應令詩》、《皇太子社詩》等（此處詩題均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相關部分。）所反映的情形也是非常普遍的。不過這不是唯一的活動方式，在這種宮廷文學活動較多的大氛圍中，百官同僚之間的集會、祖餞賦詩活動也多了起來，這在詩文作品中也多有反映，如傅玄《宴會詩》（其文曰：“日之既逝，情亦既渥。賓委余歡，主容不足。樂飲今夕，溫其如玉。”從內容看不是宮廷集會。）、孫楚《太僕座上詩》、《會王侍中座上詩》、《祖道詩》（凡是有帝王參加賦詩活動，應作者往往會在詩題中明確地加以揭示，此首無此交待，在存留的詩句中（“仰天惟龍，御地以驥。利有攸往，不期而至”）也不見反映，故繫於此。）、《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之馮翊祖道詩》、傅咸《贈褚武良詩》、陸機《答潘尼詩》、《祖道清正詩》（逯欽立認為“清正當是潘正之誤”，前揭《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678頁。）、《於承明作與弟士龍詩》、牽秀《祖孫楚詩》等。宴會、祖餞賦詩一般不是個體行為，而是集體活動，從這裏反映的情形看，同僚之間的祖餞活動中往往伴隨着賦詩活動，也就是說，在晉世，百官同僚在祖餞之中進行文學活動已經是很經常的行為了。
這麽說是有理由的，除了上述詩文作品中反映的情況，晉世還有一次在文學史上非常著名的于“祖餞”場合發生的文學活動，即“金谷園詩會”。《世說新語·品藻》注引石崇《金谷詩敘》曰：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别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箸（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前揭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第529頁。）。
從中似乎可以看出，“祖餞”場合之中，賦詩活動已經成為一種很重要的內容，乃至成為最有意義的舉動，藉之不但可以互相交流、致意乃至競勝，甚至可以傳之將來，留以不朽。組織者本人詳述過程，歷數作者，著詩結集，體現着對此次文學活動的高度體認。這次活動如此成熟，如此典型，似乎也意味着文學活動的發生空間已初步完成了由宮廷、王室帶動向官僚士大夫自身進行的轉移，文學活動在士大夫層面已經有了較為穩定的發展局面。就在金谷園中，除了上例，還有其他于士大夫之間進行的賦詩活動，如《晉書·劉琨傳》載：“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别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從“日以賦詩”的情況看，金谷詩會的次數當不止上述一次，而且這些文學活動的社會影響還很大，其中，劉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應當說官僚士大夫層面的文學活動已經很穩定、很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