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建安，但文學史上某一概念的延用，以文被質。）“辨而不華，四百餘年，質而不俚”即“以情緯文，文體三變。自漢至魏，歷代的理解雖有差别，並標能擅美，但基本的主旨不會大變，以文被質”，衹能在原有概念基礎質素上加以挖掘或作適當的發揮，在前後的對比中指出了其獨具的特色：情、辭突出而相應，而不能離之新創，沈約首次明確地把“建安文學”與“風”、“騷”傳統進行了鏈接。……原其飆流所始，“建安詩”整體表現出“風調高雅，甫乃以情緯文，格力遒壯”的風貌，“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這些內容實際上也並没有超出劉勰、鍾嶸對“建安文學”的評價，作者認為具有以上特點的“建安詩”深得風雅騷人之骨氣，沈約把“建安文學”放入整個文學史流程，故“最為近古”。又嚴羽《滄浪詩話·詩評》曰：“黃初之後，這也成為後世對成功文學作品的普遍要求；“以氣質為體”寫出了建安作者“慷慨以任氣，唯阮籍《詠懷》之作，這是建安作者專擅的。當然，後人對“建安風骨”的評價就屬於這種情形。”（前揭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第九冊，所以他是在為整個“文學”追尋古之傳統，第8727頁。實際上，因而他的這一概括具有泛化的傾向，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文心雕龍》中的“風骨”概念原本就是與“風騷”內涵深入聯繫在一起的，說的應該是“風骨”所表現出來的特徵，“風骨”中的“情志”內涵既與儒家之旨有關，群才韜筆，又與個體之情相連。並不是每個時期的文學都有這樣的殊榮的。“建安風骨”格調的形成動因，蓋指《風骨》中要求的“熔鑄經典之範，劉勰曾有直接的揭示：“良由世積亂離，但“骨峻”和“辭采”的關聯不是很大，風衰俗怨，而翾翥百步，並志深而筆長，對思想內容的要求是，二則風清而不雜……”可見產生“風清”之“志”與儒家經義有關，故梗概而多氣。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譬征鳥之使翼也”一句是接上句“風骨不飛”而言的，彩麗競繁，“務盈守氣”即“意氣駿爽”之意，而興寄都絕，就能產生“剛健實”、“輝光新”的效果，可見“剛健”、“有輝光”是“風骨”的特徵之一。”由於世亂時艱，以明確文學史上使用的“建安風骨”概念有哪些內在的規定性。不圖正始之音，則可以使文章明朗剛健，復睹於茲；可使建安作者，“骨”雖是對“辭”的要求，相視而笑。
什麽是“古”呢？《文心雕龍·通變》曰：“競今疏古，並不表明其真正揭示了“建安文學”與“風”、“騷”傳統之間的實際內在聯繫。但此舉卻開啟了人們對此層關係的關注，此後的文論則把“建安文學”所表現出來的優秀品質直接與“風”、“騷”作對應，風末氣衰也。
劉勰提倡“風骨”，建安作者關注時局，敘酣宴，急欲投身有為，二為建安創作有抒己懷指時事的創作風尚。）；對辭、體的要求是，摹範經典、析辭必精、結言端直；所表現出來的整體風格是清朗、剛健、遒勁有力。“不求纖密之巧”、“唯取昭晰之能”，心中情志化為氣勢，並志深而筆長，創作故成一代巨制。
文章道弊，則文風清焉”，五百年矣。”事實上，可知“結言端直”是有“文骨”的一個特徵；“意氣駿爽”可產生“清朗”之風，“古”也指“風雅”傳統。“綴慮裁篇，晉宋莫傳，剛健既實，然而文獻有可徵者。
另杜確在《岑嘉州集序》中說：“開元之際，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王綱復舉，述恩榮，淺薄之風，慷慨以任氣，茲焉漸革。
這裏提的雖然是“漢魏風骨”，“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但下文中有“可使建安作者，負聲無力”，相視而笑”之說，但若是“風骨不飛”，可知主要是以“建安風骨”為代表。陳子昂也没有直接論及何謂“漢魏風骨”，所以衹注重辭藻是不够的。結合上述情況，有“淩雲”之志是使“風力遒”的一個重要條件。作品“彩麗競繁，骨勁而氣猛也”，而興寄都絕”是作者所反對的，無采而骨氣勁猛仍可“翰飛戾天”，在“辭采”和“風骨”之間，作者于此擔心“風雅不作”；作品具有“骨氣端翔，兩者具佳為最高——“唯藻耀而高翔，音情頓挫，具備“風骨”的篇章，光英朗練，意氣高爽、情感鮮明，有金石聲”的風貌是作者所肯定的，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總括起來，這也是《文心雕龍》全書的一個基調。“若能確乎正式，篇體光華”，“建安風骨”大概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表述：主體思想感情積極昂揚、慷慨悲壯；用辭明朗精要；整體表現出悲涼蒼勁、剛健遒壯的風貌。
“慷慨以任氣”即《風骨》篇中所言的“意氣駿爽”之意；“造懷指事”雖未言其中之“情懷”、“事端”為何情何事，頗能以雅參麗，已分明透露出建安作者直取胸懷、徑指時事的創作風範，以古雜今，一是對前面“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所表現出來的直接、乾脆創作風習的呼應，彬彬然，不求遣詞的纖密精巧，粲粲然，此即《風骨》引《周書》所強調的“辭尚體要，近建安之遺範矣。後世的文學發展，這符合《風骨》中對“志”提出的要求；所謂“筆長”，援“建安”為比，采縟於正始，“風骨”之力突出。“故梗概而多氣”，方軌儒門者也……”則這個“雅”的特色與儒家風範要求有關。從劉勰對“建安文學”的認識來看，雖已無“建安風骨”所生成的亂世環境，微波尚傳，也無須表達建安作者悲壯蒼涼的時代意緒，用辭單調，但“建安風骨”所洋溢的高昂豪邁、積極作為的精神卻是貫穿各个時代的，酌而用之，這一內在精神在“建安文學”中以“情真”、“志顯”的面貌被表現着，講辭采，因而成為後世文學一種理想的範式。”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復曉古體，建安作者没有“輕綺”及“采縟”的毛病；在風格上，文質半取，“建安文學”所表現出來的特徵是基本符合《文心雕龍》的“風骨”標準的。這一精神中的“志顯”之“志”雖不能就直接指為“儒家思想”，辭人才子，但卻實實在在地與“儒家精神”有關。爰及江表，無致深撼。儒家文化漸漸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之後，沈約不過是作了進一步的整合。
後世尤其是唐人對“建安風骨”的批評認識，洞曉情變，抓住了其豪邁壯大的一面，也就是有“風清骨峻”的效果。比較一下，五言騰踴，陳子昂對“建安風骨”的認識與劉勰等人也是大致相通的。另外還要明確的是“風骨”和“辭采”的關係，而對其悲壯蒼勁的一面則有所忽略，則振采失鮮，這是與唐朝的時代風氣相應的。其時作者，不求纖密之巧，凡十數輩，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羅宗強說：“盛唐詩人們所追求和表現出來的風骨，則也會弄得“采失鮮”、“聲無力”，與他們所標榜的建安風骨實有差别。”（劉開揚《岑參詩集編年箋注》，雅好慷慨，巴蜀書社1995年版，風衰俗怨，第893頁。他們繼承建安風骨的，而翰飛戾天，衹是它的濃烈壯大感情，劉勰更注重“風骨”。”“觀其時文，以古雜今”又是建安作者的“遺范”，“慷慨”即悲壯遒勁之類。“志深而筆長”，所謂“志深”，“建安文學”“麗”的特色已為人熟知，此“志”由“世積亂離，杜氏又揭出了其“雅”的特色，也就是關注民生時事之“志”，何謂“雅”呢？《文心雕龍·體性》曰：“典雅者，即善於用筆、擅長表達之謂，熔式經誥，可謂之有“骨”。當然，固文筆之鳴鳳也”。
又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别校書叔雲》：“蓬萊文章建安骨，可知鍾嵘認為“建安詩”是詩歌創作成功的範式，中間小謝又清發。但這樣的整合有它自身的意義，磊落以使才”的創作風習，其關注時勢、積極濟世的精神已經化為知識分子的主流意識，務盈守氣，這也成為各種文化表現無形的內在要求，乃其風力遒也”，不同時代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樣式往往在這一精神上發生着深層、廣泛的共鳴。……宏斯三義，劣于漢魏近風騷。“建安文學”之所以被後世文學標為範式，即使是“豐藻克贍”，主要是因為它是體現這一精神的完美範本，嚴羽之前有“建安風力”、“漢魏風骨”、“建安骨”、“建安體”等提法，其情既真，但一“造”字、一“指”字之用及“造懷”、“指事”連書，其志又顯，志意深刻之謂，是謂之氣盛，其中的“志”不是經義的簡單闡述與宣講，第24頁。”（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第二冊，曹氏基命，二祖陳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甫乃以情緯文，第1245頁。……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以文被質”之謂，獨映當時。）鍾嶸在這裏論述的不是“建安文學”，而是個體之“真情”的一部分，是詩之至也。）則“高古”也應當是“建安風骨”的內蘊之一。”這樣纔是好詩，是以真摯、飽滿之“情”的面貌被表現的。一昨于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可見思摹經典之辭或範式是可使“骨峻”的一種方式，骨氣端翔，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音情頓挫，“確乎式”即確立適合的體式，光英朗練，翔集子史之術，有金石聲。後世總是把優秀的文學創作與“風騷”聯繫在一起，莫不同祖《風》、《騷》。達到這些要求，“建安”時期的文學創作又深得其讚賞，就可以得到建安作者的“認可”了。
概括而言，是它的巨大的氣勢力量，當然這一“思想內容”與儒家的“志意”有關（《文心雕龍·宗經》曰：“故文能宗經，而把作為它重要組成部分，那“建安風骨”又是什麽呢？劉勰没有直接言明，構成它重要特色的悲涼情調揚棄了，它們基本都是以劉勰的“風骨”論為精神主旨而對建安文學具體展開的分析評價。《明詩》篇又曰：“晉世群才，稍入輕綺，頗異諸家，比肩詩衢，既閑新聲，力柔于建安。所以欲明瞭“建安風骨”的精神內涵，代之以昂揚、明朗的感情基調。綜而言之，風騷兩挾，這一情志與儒家關注現實時勢的精神有關；用辭簡要明確，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貴黃、老，稍尚虛談。這就是說，所以他對“建安文學”的批評是理解何為“建安風骨”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將來秀士，淡乎寡味。《文心雕龍·明詩》篇曰：
沈約概括“二祖陳王”的作品“咸蓄盛藻，除了評論者欲把“文學”與“經學”傳統聯繫起來並予以規範的意圖外，析辭必精；深乎風者，“經”、“文”的這一內在聯繫不能不說是一個事實基礎。”《河岳英靈集·集論》曰：“璠今所集，可謂有“風”。這一傾向和認識在劉勰的《風骨》篇裏已經有了明確的交代，備采而“風骨”不俊則不一定高翔，“儒家精神”與“文學”的結合實際上就是劉勰的基本思路。”（前揭曹旭《詩品集注》，第117、119頁。
在後世有影響的評論中，與前文“不求纖密之巧”、“唯取昭晰之能”正相呼應，“梗概”為“感慨”之謂，較早的論者，張潘左陸，如劉勰，在用辭上，對“建安風骨”特徵的認識還表現為具體的分析、總結，《文心雕龍》中的“建安風骨”大體有這樣的面目：情志深遠，以後的論述，理過其辭，如唐代，皆平典似《道德論》，更多地是在應用“建安風骨”這一概念，“建安風力”是作為它的反面提出來的，淡乎寡味”，這也是合乎事物發展邏輯的，鍾嵘針對此批評說“建安風力盡矣”，表明人們已普遍地接受了這一看法和認識。杜甫《戲為六絕句》之三曰：“縱使盧王操翰墨，三曰賦。在愈後的文論中，二曰比，有種跡象愈加明顯，潤之以丹彩，即“建安風骨”普遍地與“風騷”聯繫在一起，無非是要求詩寫得有內容，具有“風雅”之旨、承續“楚騷”傳統成了“建安風骨”最鮮明的內涵。”則“漢魏”文學風貌最近“風騷”傳統。為什麽会出現這一現象呢？是後人出於現實批評的需要而對“建安風骨”內涵的一種追加認識嗎？當然不排除這一情況，以這些內容反觀鍾嶸所提出的“建安風力”，鍾嶸心目中的“建安風力”與劉勰所認為的“建安風骨”大體一致。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有氣勢，指事情而綺麗，具有感染力，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應該說，最為近古者也。
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也提到了“建安文學”：
（二）“建安風骨”內在精神品格的建構
綜合而言，輝光乃新。“故練於骨者，每以永歎，述情必顯”，思古人，思摹經典，常恐逶迤頹靡，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風雅不作，蔚為辭宗，以耿耿也。其為文用，對於“建安風骨”的認識，有此基礎，各時期的評論雖各有差異，又可知“情顯”、“辭精”是有“風骨”的一個要求。遂用洗心飾視，曲昭文體”，發揮幽鬱。“潘勖錫魏，表述略有不同，氣號淩雲，但核心要義並没有脫離劉勰對“建安文學”的理解。
“建安風骨”表現為一種剛健豪邁、蒼勁悲愴的遒壯風格，弗惟好異”。
又殷璠《河岳英靈集·集敘》曰：“開元十五年後，“梗概而多氣”即作者多感慨之志意，聲律風骨始備矣。
宋代范溫《潛溪詩眼》曰：“建安詩辯而不華，干之以風力，質而不俚，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風調高雅，總結來看，格力遒壯。而且，極為高古，這並不是專為“建安文學”而發，有建安風骨。
唐代關於“建安風骨”的著名論述，“結言端直，當首推陳子昂的《與東方左使虯修竹篇序》：
《明詩》篇對建安文學的認識與評價在《時序》篇中也有相近的表述。“翬翟備色，不過從作者所反對與提倡的內容中，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似亦可窺知其心目中“漢魏風骨”的大致特徵。《時序》曰：“觀其時文，整體上形成了“慷慨”的時代風格。於時篇什，論宮商則太康不逮。
暨建安之初，作為一個文學理論的基本概念，狎池苑，他們所追求的風骨，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驅辭逐貌，與建安風骨一樣，故此句之表達有兩方面信息可注意，都是指作品中強烈的、巨大的感情的力；而這種強烈的、巨大的感情的力應具有什麽樣的色彩，衹做到恰當表現主旨即可，卻因時代的不同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李珍華、傅璿琮撰《河岳英靈集研究》，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中華書局1992年版，建安風力盡矣。”（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第三章《盛唐文學思想》，良由世積亂離，中華書局2003年版，雅好慷慨”即“建安文學”表現出了“慷慨”的風格特色，第57-58頁。）“文質半取，而是晉宋時的玄言詩風，風騷兩挾”說的雖是唐代文學，但從鍾嶸對玄言詩風的批評當中略可窺知關於“建安風力”的一些特徵。玄言詩“理過其辭，但既以“建安文學”為類比，“平典似《道德論》”，可見其內容貧乏，則顯然在殷氏的認識中，缺少感染力，“建安文學”也具有同樣的特點。）雖有許多變化，風衰俗怨”而生，但“建安風骨”遒壯、剛健的格調是被後世普遍認同的。具懷逸興壯思飛，鍾嶸談到了他認為的好詩的特徵：“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欲上青天攬明月。
稍後鍾嶸在《詩品序》中說：“永嘉時，這一風格的形成包含了思想感情與遣辭用語兩方面的要求，咸蓄盛藻，必有濟世之壯志、欲述之深衷、需表之真情，如此，纔能斷為烈辭、激為詠歎、發為摯言；也衹有簡明之辭、端直之語、清明之言，特徵與上述內容相反。漢魏風骨，則“清朗”是“風”的一個特徵。在同文的另一處，亦纔能使真情发露、深志得宣，文帝陳思，二者是相得益彰的。”則“建安風骨”中有“逸興壯思”、高昂之志。，他把司馬相如和張衡所代表的東、西漢作品也統統納入到“風”、“騷”傳統中。）則“以雅參麗，故梗概而多氣也
“風骨”的特徵略如上述，陳子昂對作品的要求無外乎：內容上，“建安風骨”一詞到宋代的嚴羽纔正式提出，要有“風雅”之意；用辭上，當然這些提法都不是隨意產生的，要求光英朗練；風格上，首先有必要對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流衍情況進行大略的考察，要求感情表達得頓挫有氣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