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千古留芳,史有明载,可见隆中为诸葛茅庐所在。而《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言之凿凿,于是诸葛茅庐所在地就有了襄阳南阳之争。这场笔墨官司延续多年,至今尘埃尚未落定。
诸葛亮躬耕陇亩,天下大势却早已成竹在胸,未出茅庐之前,就向刘备提出了鼎足三分的战略构想。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如此,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纷争割据的混战最终演变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这不仅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情节,也是史书《三国志》记载的史实。诸葛亮与刘备在草庐之中的一席谈话,奠定了刘备集团后来的基本战略思想,诸葛亮与刘备也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君臣情义。
三顾茅庐成为千古佳话。因此,诸葛亮的躬耕地自然就成为古往今来人们关注和向往的地方。对于把诸葛亮视为智慧与道德的化身的中国人来说,诸葛亮的躬耕地是一块净土、一方圣地,“卧龙”在这里修炼,从这里腾飞,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诸葛亮的遗迹,可以让人引起无限的遐想和深沉的思古幽情。
那么,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哪里呢?
诸葛亮与刘备在草庐之中的一席谈话,史称《隆中对》,顾名思义,诸葛亮的躬耕地是在今湖北襄阳隆中。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在襄阳的证据,见于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所著的《汉晋春秋》一书。习凿齿在书中记载,诸葛亮的故宅在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讲得更加具体。《水经注·沔水注》:“沔水又东经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然而,由于诸葛亮在建兴三年(225)上奏后主的《出师表》中提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于是,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除了湖北襄阳之外,又增加了河南南阳卧龙岗一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诸葛亮说自己“躬耕于南阳”,这个“南阳”,并不是指汉代南阳郡郡治所在地宛城即今天的河南南阳市,而是指南阳郡所管辖的邓县境内的一块地方,这就是今天湖北襄阳城西的隆中。
这本来不成问题,但却偏偏成了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争论从唐宋以来就开始了。
不过严格地讲,最初还说不上是争论。唐宋时期不少文人或以襄阳隆中,或以南阳卧龙岗作为躬耕地,写下了不少凭吊诸葛亮的诗文。对于这些高人雅士来说,究竟哪里才是诸葛亮的躬耕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思古之幽情。正如苏东坡将黄岗赤壁误认为赤壁之战遗址,却并不影响他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赤壁赋》这样的千古名篇。文人意在借景抒怀,托物言志,尽管对躬耕地的见解见仁见智,却基本上没有形成正面交锋。并且,最初的襄阳南阳之争也不带有功利性质。
元代以来,襄阳南阳之争渐趋激烈。
从明代开始,南阳府志、南阳县志都毫不含糊地将南阳卧龙岗作为诸葛亮的躬耕地;襄阳方面也毫不让步,坚持襄阳才是诸葛亮的躬耕地。襄阳和南阳互不相让,均以正宗的“躬耕地”自居。两地的武侯祠都是殿堂巍峨,香烟缭绕,都有“躬耕田”、“三顾堂”之类的纪念地。
中国自古有攀名人为祖宗、拉名人为同乡的风气。姓孔的奉孔子为祖先,姓孟的以孟子的后裔自居,鲜有例外。
至于南宋以后秦岳两姓互不通婚,姓秦的秀才在岳飞墓前写下“我到坟前愧姓秦”,则是这种攀名人为祖宗心理的下意识表现。
攀名人为祖宗即使有牵强附会之嫌,也不容易引起争论,因为这毕竟是一族一姓内部的事情,外姓是无法参与竞争的。
拉名人为同乡的情况就不同了。一位名人可以被说成是甲地的人,也可以被说成是乙地的人,就有了争议的可能,何况这种事情关系到地方上的荣耀,人们对此也就格外热心,争议也就在所难免。至于争议的激烈程度,则往往又要视名人的名气的大小而定。如果只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名人,那就不必动肝火,和风细雨地说说而已;如果争的是一位大名人,那就非要争个你输我赢不可了。
“诸葛大名垂宇宙”。在中国古代名人中,很少有谁的名气能够与诸葛亮的名气相比。中国的老百姓,即使有人可能不知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何许人,却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诸葛亮的大名。诸葛亮的躬耕地要是被确认在本地,那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风光!于是襄阳和南阳之间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归属权”的争夺渐渐有了火药味。
清代一位名叫顾嘉衡的襄阳人,恰好被派往南阳为官,这下可遇到大难题了:一方面,自己是襄阳人,站在襄阳一边那是自不待说的;另方面,自己又是南阳的父母官,理所当然地应该替南阳说话。顾嘉衡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极为矛盾的地位,对襄阳南阳之争不表态又不行,但到底该如何表态呢?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之后,他为南阳武侯祠撰写了一幅对联:
心存汉室,原无分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楹联写得很巧妙,顾嘉衡度过了难关,并且联文不胫而走,还为顾嘉衡挣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名声。不过襄阳南阳之争却并没有因为有了这幅楹联而平息。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眼界也在不断扩大,过去那种狭隘的乡土观念已经日渐淡化,乡学究式的执着在新的一代人身上逐渐消退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襄阳南阳之争逐渐降温。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个话头,争论似乎已经平息了。
不料,就在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中国大地的时代,正当学术普遍受到冷遇、历史学几乎被人遗忘之际,襄阳南阳之争却再度爆发,并且急剧升温。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地方也在为争夺古代名人而打官司,为了袁崇焕、孙膑、扁鹊、西施等古人的籍贯或故里之类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而对这类争论表现得最为热心的,竟是那些平时对史学研究无暇顾及或者不屑一顾的地方领导干部们。
这究竟是怎么了,莫非是史学的春天来临了?
其实,真正的原因,无非是人们发现了古代名人有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妙用。在商品经济时代,“知名度”是个绝妙的好东西,它具有特殊的商业价值,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在众多的古代名人中,诸葛亮的知名度可以说无与伦比,因此正宗的“躬耕地”地位,对于发展旅游产业、带动地方经济的腾飞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于是新一轮的襄阳南阳之争也就格外激烈、格外引人注目。
如果说以往的襄阳南阳之争是为争名的话,那么现在则主要是在争利了。
这场新的襄阳南阳之争是由于邮电部发行《三国演义》系列邮票引起的。1989年10月,河南南阳市的两位学者在《集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三顾茅庐”不发生在襄阳隆中》的文章,从而拉开了论战的帷幕。
“襄阳说”的地位受到挑战,襄阳方面立即组织文章进行反击。
争论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和兴趣,认为历史问题在现实中遇到了麻烦,史学界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加以澄清。各地学者纷纷云集武汉、郑州、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就“躬耕地”的归属权问题展开辩论。
学者们也分为“襄阳说”和“南阳说”两个阵营。此外,在“南阳说”的阵营中还分化出了“南阳新野说”和“诸葛亮‘寓居襄阳、躬耕受三顾于南阳说”两个支系。
“南阳说”方面,除了诸葛亮的那句“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传统证据之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证据,指出汉代的南郡和南阳郡以汉水为界,汉水以南为南郡,汉水以北为南阳郡。南阳郡在汉水以北,而隆中在汉水以南,不属于南阳郡管辖,因此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自然就与隆中无关了。并且指出,我国权威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于1975年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荆州刺史部中,今隆中一带明显地划在南郡辖区之内,而不是在南阳郡的辖区之内。
然而,具有权威地位的谭其骧先生却站在“襄阳说”一边。谭先生指出,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不能简单地完全以自然山水为界来划分。南阳郡和南郡,这一段基本上以汉水为界,但也有犬牙交错的地方。隆中在沔(汉)水以南,但它却归南阳郡管辖。历代行政区划基本上按自然山水为界而又有例外的情况是很多的。谭先生还声明,参加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人很多,图集的东汉部分对此画得不太清楚,是有差错的,以后再版时要修改。谭先生表示希望诸葛亮躬耕地的问题不要再争论下去了。
“襄阳说”方面还从当时历史状况出发对“南阳说”进行驳斥,指出诸葛亮少年时代随叔父往依荆州牧刘表。刘表镇守襄阳,依理他们叔侄只能在襄阳,而不是远在数百里外的南阳,并且诸葛亮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襄阳人。当时的南阳兵荒马乱,诸葛亮也不可能在那里去隐居躬耕。
争论似乎已经有了结论。然而“南阳说”方面表示,历史地理研究决不会因为某一权威所下的结论性意见而成为权威性结论。
看来,襄阳南阳之争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