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初的改号改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他企图加强神学体系来解决内部问题的一系列努力中之一环。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的意思是，"普天一家尽归爷哥"，突出这个人间的和天上的天国都是上帝即洪秀全的父亲的。而"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这种称号，看来比"上帝天国"之称更能直接地表达洪秀全父子上承天父天兄来治理这个国家的神圣地位，而又能保持将士们久已习惯的太平天国之称。这大概就是洪秀全在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以后很快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的原因。
这种改号改政，尽管洪秀全当年极为重视，但本身是一种无意义的做法，不可能产生什么积极效果。而且，刚刚下诏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不几天又下诏把"上帝天国"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如此任意反复，几近儿戏，它本身就不会加强洪秀全的领导威信。
洪秀全改政以后，执行情况是颇不一律的。天京的一些将士、官员，大都遵办了。
首先是洪仁玕，他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的七月初七日、八月初一日都有致"大英番译官富礼赐"的信（参见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书翰》六、七，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7。），八月二十三日签发了一个给外国人的通行证（参见郭若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四八，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这一年他还和幼赞王蒙时雍、忠诚二天将李春发联名发布了戒浮文谕（参见萧一山编：《太平天国诏谕》。）。这些文书都把国号写作"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洪仁玕官印的印文，影印件看不清，但蒙、李的印文却可以看出已加上"天父天兄天王"六字。
忠诚伍天将任番镇总管莫仕暌在这年七月有两份文书分别给富礼赐和敛天义梁凤超，所写国号年月和官印印文都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 参见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书翰》十三、十四。）梁凤超在这年七月发的一道悬赏令，令文中的国号写上了这六个字而官印印文中则还没有加上。（参见萧一山编：《太平天国诏谕》。）留在天京的李秀成的亲弟酬天义李明成，在这一年五月至七月有四封信给富礼赐，都在"太平天国"之上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前两封信的印文没有改，第三封信的印文影印件看不清，而在发出第四封信时，官印已经更换，印文内有了这六个字。（参见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书翰》九、十、十一、十二。）天京以外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李秀成在"改政"后当年所发的文书，有原件影印本可考者，有五月十四日谕赖文光，十月初三日谕子侄（参见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书翰》二、三。），十一月二十四日谕上海松江人民，十一月谕赵景贤（参见故宫博物院编：《太平天国文书》，1933。），国号和官印印文都没有"天父天兄天王"六字。李世贤在这一年所发的文书，有原件可考者有劝四民归顺谕（未填月日），有十一月二十三日劝浙江子民效顺谕（均据浙江省博物馆藏原件。），国号和官印印文也都没有这六个字。由此看来，说李秀成、李世贤不服不遵"改政"令，并非不是事实，而是实有其事。
然而，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不遵"改政"令的，并不止于二李，还有一些较重要的将领。如殿前南破忾军主将认天义陆顺得这年十一月发给萧山县人民的门牌，讨逆主将进天义范汝增这年三月印发的门牌（参见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八四，上海出版公司，1952；郭若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续编》七六。），都不写"天父天兄天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英王陈玉成在"改政"后一年，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正月十四日在庐州同时发给赖文光等、马融和等及张洛行三封信，没有一封在国号之上加写"天父天兄天王"六字。（参见故宫博物院编：《太平天国文书》。）这说明，对洪秀全"改政"不以为然的，确实大有人在。
李秀成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对"改政"不服不遵是无疑的，但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起却有变化。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李秀成谕忠逢朝将刘肇均，印文未变，所写国号之上则已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六字。（参见故宫博物院编：《太平天国文书》。）此后，李秀成或以李秀成名义所发的文书公据，都按此办了。例如"忠王李"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发给金匮县黄祠墓祭和陈金荣的田凭（参见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六三，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六一。），这年九月十五日对徐少蘧的"忠王瑞批"（ 据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原件。），所写国号以及田凭、瑞批上所盖李秀成属官印信的印文，都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六字。现在能见到的他本人发出的几份最后文书，如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1863）九月二十九日给护王、潮王的告急信，是抄件；这年十月二十六日给呤唎的委任书，有原件的影印件，都遵行了"改政"的制度。从呤唎原书上影印的委任书看，李秀成的印信也已更换，印文上有了"天父天兄天王"六字。（据A.F.Lindley，Ti-PingTien-Kwoh：theHistoryofTi-PingRevolution（伦敦，1866）卷首影印的李秀成的委任书，书写国号上有"天父天兄天王"六字，李秀成官印的文字可辨认者有："天父天兄天王……开朝真忠军师御林兵马亲……忠义宿卫军顶天扶朝纲忠主李秀成。"）李世贤的态度则似不像李秀成那样有所改变。他在上述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两通"谆谕"以后，没有留下首尾完整的文书。天京失陷后，他在漳州有一封告人民谕和一封致英法美公使书，原件今未发现，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据当时报纸的英译文收录，它们所署的国号年月，英译均无"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参见A.F.Lindley，Ti-PingTien-Kwoh：theHistoryofTi-PingRevolution，784、787页。）按呤唎此书引录的太平天国文件，如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幼赞王蒙时雍等复英国侵略者宾汉书，其英译文在幼赞王等的衔前和书后的国号上均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参见上书，418、423页。）李世贤的两份漳州文书如原有"天父天兄天王"六字，英译是不会漏夺的。由此推测，《忠王李秀成自述》说李世贤"至今"（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1864）对"改政"仍不服不遵，大致是可信的。
至于李秀成、李世贤的部下和江浙地区太平天国其他各级将领以及乡官的文书公据，从洪秀全"改政"以后，遵制的情况是纷纭杂出的。多数遵行了。有的彻底，书写文和印信文都加了"天父天兄天王"；有的书写文改，印信文未改；有的却是印信文改了，书写文未改。但也有在李秀成已经遵制以后，其属下将领仍未遵未改的。需要提出的是，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李秀成不服不遵的期间内，他的部下有些仍是遵改的。除前述他的亲弟李明成的事例外，如他的大将朗天义陈炳文属下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所发易知由单和这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所发营业执照，济天义黄和锦所委办的赋租总局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布告（参见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六八、六九，郭若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续编》六六、五五。）等等，都是遵从了"改政"令的。看来，李秀成并未命令他的部下与他采取同一态度，他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不服不遵，只是说明了他个人对"改政"的观感。说由于李秀成的反对而使洪秀全的"改号"、"改政"未能实现，那是在几个方面都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改政"以后太平天国的各种文书上反映出来的这些纷杂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种"改政"实际上缺少威信和生命力。太平天国己未九年（1859），洪秀全、洪仁玕打算加强中央集权，反对爵赏浮滥，不准各级将领对属下自行封官授印。这不失为克服分散主义的一种措施。但时隔不久，天京方面自己也实行了滥封滥赏的政策，就以现存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九月二十日至年底的十六份诏旨来看，每次一封就是十几人、几十人，有的还一封再封。这只是太平天国十年最后两三个月内的部分情况，以后的情况更为严重。数以千万计的官员将领几天几个月就升一次官，镌刻官印的任务已够繁重了，而洪秀全的改号改政，又加倍地增加了这种任务。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年底，幼主奉洪秀全之命封了四员"总典镌刻"。"改政"的结果，大概只是使这四员总典镌刻官和各地典镌刻官所属的刻字工人忙得不可开交，应接不暇。此外，还能产生什么实际作用呢？
洪秀全是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作为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人而对历史有杰出贡献。但他不是没有自己的弱点。"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①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页。）改号改政不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对改号改政的态度不是什么评价太平天国人物的标准；相反，我们应该按照历史原貌而对改号改政给予认识和评价。没有接受"改政"的陈玉成而为太平天国尽忠到底，很早就遵制遵改的陈炳文却终于向清朝呈递投降禀帖，而且在禀帖上盖上"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的官印。"改政"之不能检验太平天国人物的功罪，不是很明显的吗？
197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