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即国学，始终将学术与人格境界融为一体，充满着人文情怀，不同于西方自古希腊起就形成的学术观念，后者注重学术的工具性，而中国学术探索如何与天地之道、社会人生的结合，追求学术中真善美境界的融合，从亚里士多德与孔子学术价值观的比较中，便可以见出这一点来。亚里士多德倡导学术的工具性，而孔子教育学生时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说：“士，志于道”；《礼记·中庸》提出学习的境界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便是这种读书求学与天下之事相关联的学术价值观的体现。真正的学问，往往是在这种情怀熏陶下形成，并且通过个体人格的坚毅实践来造就的。在这一讲中，我们通过对于几位近代国学大师人文情怀的介绍，来探讨国学的这一特点。
一、章太炎的汉语情结
章太炎是近代国学的宗师，他对于当代的国学思潮影响至大至深。因此，要谈国学大师，是不能回避太炎先生的。章太炎早年走的也是纯正的清代学者的道路，他年少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学习经学与小学。但近代风起云涌的维新思潮与革命运动，促使他走出书斋，诀别俞樾。他将自己的学问与实践结合起来，他的学生鲁迅先生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自1905年起，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章，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时，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仿效日本一些学者用“一国固有之学问”来弘扬民族精神的做法。章太炎的国学讲习班培养了许多国学大家。后来北京大学一些著名的文科教授，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章太炎晚年退出政坛，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培养国学人才。
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在晚清学界新旧交替之际，章太炎呼吁：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
章太炎告诫人们，当此国运日危、文化转型之时，光靠国学固然不足以立国，还要充分学习西学，但是国学不振而要振兴中华却是绝无可能的。
章太炎在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中，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他从汉语言文字的固有民族文化特点出发，论证国文的基础是汉语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不同于西方的拉丁文表音文字体系，这是卓有识见的。我们知道，汉字的单音独体，造就了汉语写作的声律之美，同时，汉语的象形写意的特点，使得汉语文章具备形象直观、抒情言志的价值观念，是人格精神与审美精神的寄托与表达，通过“神”、“气”、“音节”、“义法”等概念加以表述，与西方语言文章写作有着很大的不同。
章太炎对小学的研究超越了传统乾嘉朴学的樊篱，将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将其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再三强调：“盖小学者，国故之本，五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故而“以为文学故训，必当普教国人”。也就是说，以研究语言文字为中心的传统小学，是研究汉语文化的出发点与基础，倡导国学，首先要从小学入手。他自己的治学，由小学入门，主张音韵文字相通，以此为基础，结合西学，恢弘清代诸子学之门户，其方法已经超越了老师俞樾。他杰出的学术成就，也证明了这条治学路径的可行性。
章氏的文字理论，提出一个“孳乳”的概念，他强调汉字不仅是工具，更是本体，是不可替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首先就表现在中华民族语言的独立性上。如果中华民族离开了这种安身立命的文字与语言，那就要崩溃。
在20世纪初“华夏雕瘁，国闻沦失，西来殊学，荡灭旧贯”的中国，国学与西学的冲突异常激烈，学术界一些人士将汉语汉字作为旧的工具，急于在语言文字上与西方接轨。吴稚晖力推“万国新语”，痛斥汉语文字“野蛮”、“无效率”；康有为幻想理想中的“地球万音室”，对语言文字的取舍十分直截爽快：“夫语言文字，出于人为耳，无体不可，但取易简，便于交通者足矣，非如数学、律学、哲学之有一定而人所必须也，故以删汰其繁而劣者，同定于一为要义。”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则提出文字只是工具而已：“文字的作用仅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没有丝毫作用吗？我答道，是的，我实在想不出器具以外的作用，唯其仅仅是器具，所以只要求个方便”，甚至嘲笑“造字的时候，原是极野蛮的时代，造出的文字，岂有不野蛮之理，一直保持到现代的社会里，难道不自惭形秽吗？……哼！这是国粹！这要保存！好个万国无双的美备文字！”这些说法难免有些激进与幼稚。
当时，一些五四急进派围攻汉字的呼声四起，中国的语言文字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章太炎坚持不为所动，他强调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或可说是本质。他在系统的论证中，再三论述了这个语言文字体系对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正是因为中国的语言文字是这样富有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系统，章太炎才从其中发掘资源，构造一个“依自不依他”、具有自觉精神的文化主体。章太炎认为，文化亡则国家必亡，即使一朝国破，文化血统流传在国人心中，那么复国也就指日可待。从中不难看出他如此强烈的人文情怀与民族意识。
在章太炎看来，新的语言资源大可从我们既有的丰富宏博的方言中取得，没有承前，必不能启后。更难能可贵的是，章太炎积极地身体力行自己的学说主张，编制了一套36个声母、22个韵尾的标音方案，后由钱玄同等弟子发扬推广。章太炎在艰辛著述的《新方言》中，利用中国语文的声音古今相传的特性，用“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的著作方针，来实践他建设现代语文的主张，他明白对于旧有的文化资源必须慎之又慎，当狂热的西学大潮席卷涤荡古老的文明，过快的车轮也许会盲目地碾碎一切，这时，必须有悲剧英雄去阻挡，以拦住这受惊狂奔的飙车。
章太炎并不反对白话文的运用，他曾在浙江省教育会上说：“将来语言统一之后，小学教科书不妨用白话文来编。”他也深知当时“文”和“言”不可能不走向一致，上古的《尚书》就是当时的口语，但坚持认为修饰是必要的，虽不得不“随西洋语言的习惯”，但也要“深通小学”。
从后来的实际情形来看，一批以鲁迅为代表的白话文作家为白话的推行打下成功的基础，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设想得以实现，章太炎“博考方言”的设想终成历史，他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隐而不彰，逐渐为人所忽略。但他的贡献却并没有被人遗忘。钱玄同也承认受了老师的影响：“我得了古今一体，言文一致之说，便绝不敢轻视现在的白话，从此便种下了后来提倡白话之根。”胡适在1926年也坦陈中国语文的重要：“在这个我们的国家疆土被分割侵占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语、汉字、语文这三样东西’来作联络整个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这三件其实只是‘用汉字写国语的国语文’一件东西，这确是今日联络全国南北东西和海内海外的中国民族的唯一工具。”刘师培在《〈新方言〉后序》中指出了章太炎先生的苦心孤诣：“昔欧洲希，意诸国受制非种，故老遗民保持旧语，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复之勋，灌蕍于此。今诸华夷与希、意同，欲革夷言，而从夏声，又必以此书为嚆矢。此则太炎之志也。”而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天真地幻想让汉字走拉丁化的“改革”之路，以适应全盘西化的文化歧途，结果怎么样呢，相信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的评判。事实上，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一旦离开了汉字之根，必将如章太炎所预料的那样，沦为游魂散魄，最后烟消云散。
章太炎的小学学问，虽有黄侃、陆宗达、王宁等传人，但“为此这一学科所涉及的内容，并没有被后人接受，到五十年代后，竟至断裂，几成绝学”。但是他对中国语言文字保留倡导的功绩，我们实不能忘。
当是时，章太炎最深痛的就是对本国文化无自律自觉，逢迎随波的行为，他深切明白“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他用一生的著述证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闳硕壮美之学”足以自信自立，不必尊崇远西之学。如今，我们的国学研究依旧要常常回味于章太炎，他所继承构建的中华文化传统，今日也亟待我们的重新发掘与建设。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在《新国学论纲》中高度评价章太炎的国学成就：
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国近现代文化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发展，都是通过重新回归传统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而在西方文化直接影响下所取得的暂时的发展和变化，则往往带有浮面的、虚矫的特征，一次次的文化回潮都会把这些发展的泡沫分流出去，而剩下的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正统文化自身发生的那些微末的变化。正是因为如此，章太炎较之与他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等人的学术研究在表现形式上更为“陈旧”，但在质地上却更为坚实。
这段话说得入木三分。章太炎的学问博大精深，我自己曾师从陈旭鹿、汤志钧、姜义华诸位先生注释过他的著作，深感其国学情怀的博厚与渊明。但过去对他的学术观点往往批评为“复古”，现在看来未必呢！
二、梁启超的古典情怀
梁启超（1873—1929），在近现代政坛与文坛上，他的影响可以说超过了章太炎。章太炎早年一直依于梁启超，但后来分道扬镳，梁启超辛亥革命前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改良，与章太炎主编的《民报》鼓吹革命展开论战。梁启超与章太炎的学术观点也有很大不同，他主张在传承国学的基础之上，大幅度地引进西方的新学，改革国民性，使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梁启超晚年也退出政坛，回到书斋，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不过，梁启超与章太炎晚年殊途同归，离开政治，回归学术，这二人都表现出近代仁人志士的共同特点，即历经沧桑，学贯中西，充满着国学情怀。梁任公在百日维新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亡命日本，继续宣传他的新民说。他深有感触地说：“求文明而从形质入，如行死港，处处遇窒碍，而更无他路可以别通，其势必不能达其目的，至尽弃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①（梁启超：《民国十大元气论》，“叙论”，载《清议报》，第33册，1899）如何从精神改造入手，提高国人素质呢？梁启超认为，文学与艺术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因此他倡导“小说革命”与“诗界革命”。梁任公有一种深层的古典情怀，具体来说，便是对于古人的哀悯与同情。1922年11月3日，他发表了两次讲演。在《屈原研究》的讲演中，他以满怀情感的讲演向听者介绍了屈原的作品，娓娓道来，深入浅出。他赞叹：“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如《三百篇》及其他古籍所传诗歌之类，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我们读这类作品，顶多不过可以看出时代背景或时代思潮的一部分。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是研究屈原。”梁任公充分肯定了屈原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从精神人格到艺术形态、审美风格上的影响作用。最后他将屈原的作品与歌德相比较，赞叹：“这类作品，读起来，能令自然之美，和我们心灵相触逗，如此，才算是有生命的文学。”将学术与情怀相结合，这是国学大师的共同学术精神，非今日功利型的学术导向所可比拟。在另一讲《情圣杜甫》中，梁任公对于在中国过去被视为诗圣的杜甫，从新时代角度作了评判，提出：“第一，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煞。内中艺术的古董，尤为有特殊价值。因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第二，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艺术———如诗词歌剧小说等类，多少总含有几分国民的性质。因为现在人类语言未能统一，无论何国的作家，总须用本国语言文字做工具；这副工具操练得不纯熟，纵然有很丰富高妙的思想，也不能成为艺术的表现。我根据这两种理由，希望现代研究文学的青年，对于本国二千年来的名家作品，着实费一番工夫去赏会他，那么，杜工部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梁启超从新旧互动的角度去分析前人，超越了时人的局限。
梁启超的小说观也明显地贯彻了他的古典情怀。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十分重视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其中蕴涵的社会心理，既肯定其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对其负面作用进行了尖锐批评：
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沈溺声色，绻恋床笫，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
梁启超认为小说的教育作用与毒害作用同样巨大，他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有意识地将古典与现代人生相融合，以使传统走向新生。
梁启超在著名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情感的作用固然是神圣，但他的本质不能说他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他也有很恶的方面，也有很丑的方面。他是盲目的，到处乱碰乱迸，好起来好得可爱，坏起来也坏得可怕，所以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重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逐渐压伏淘汰下去。这种功夫做得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梁启超以他博通中西文化的学识，在这段文字中概括了中国古代文学中情感教育价值，他认为对人的情感的培养有助于塑造新的国民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