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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国学大师的人文情怀(1)

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即国学,始终将学术与人格境界融为一体,充满着人文情怀,不同于西方自古希腊起就形成的学术观念,后者注重学术的工具性,而中国学术探索如何与天地之道、社会人生的结合,追求学术中真善美境界的融合,从亚里士多德与孔子学术价值观的比较中,便可以见出这一点来。亚里士多德倡导学术的工具性,而孔子教育学生时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说:“士,志于道”;《礼记·中庸》提出学习的境界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便是这种读书求学与天下之事相关联的学术价值观的体现。真正的学问,往往是在这种情怀熏陶下形成,并且通过个体人格的坚毅实践来造就的。在这一讲中,我们通过对于几位近代国学大师人文情怀的介绍,来探讨国学的这一特点。

一、章太炎的汉语情结

章太炎是近代国学的宗师,他对于当代的国学思潮影响至大至深。因此,要谈国学大师,是不能回避太炎先生的。章太炎早年走的也是纯正的清代学者的道路,他年少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学习经学与小学。但近代风起云涌的维新思潮与革命运动,促使他走出书斋,诀别俞樾。他将自己的学问与实践结合起来,他的学生鲁迅先生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自1905年起,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章,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时,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仿效日本一些学者用“一国固有之学问”来弘扬民族精神的做法。章太炎的国学讲习班培养了许多国学大家。后来北京大学一些著名的文科教授,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章太炎晚年退出政坛,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培养国学人才。

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在晚清学界新旧交替之际,章太炎呼吁: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

章太炎告诫人们,当此国运日危、文化转型之时,光靠国学固然不足以立国,还要充分学习西学,但是国学不振而要振兴中华却是绝无可能的。

章太炎在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中,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他从汉语言文字的固有民族文化特点出发,论证国文的基础是汉语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不同于西方的拉丁文表音文字体系,这是卓有识见的。我们知道,汉字的单音独体,造就了汉语写作的声律之美,同时,汉语的象形写意的特点,使得汉语文章具备形象直观、抒情言志的价值观念,是人格精神与审美精神的寄托与表达,通过“神”、“气”、“音节”、“义法”等概念加以表述,与西方语言文章写作有着很大的不同。

章太炎对小学的研究超越了传统乾嘉朴学的樊篱,将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将其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再三强调:“盖小学者,国故之本,五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故而“以为文学故训,必当普教国人”。也就是说,以研究语言文字为中心的传统小学,是研究汉语文化的出发点与基础,倡导国学,首先要从小学入手。他自己的治学,由小学入门,主张音韵文字相通,以此为基础,结合西学,恢弘清代诸子学之门户,其方法已经超越了老师俞樾。他杰出的学术成就,也证明了这条治学路径的可行性。

章氏的文字理论,提出一个“孳乳”的概念,他强调汉字不仅是工具,更是本体,是不可替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首先就表现在中华民族语言的独立性上。如果中华民族离开了这种安身立命的文字与语言,那就要崩溃。

在20世纪初“华夏雕瘁,国闻沦失,西来殊学,荡灭旧贯”的中国,国学与西学的冲突异常激烈,学术界一些人士将汉语汉字作为旧的工具,急于在语言文字上与西方接轨。吴稚晖力推“万国新语”,痛斥汉语文字“野蛮”、“无效率”;康有为幻想理想中的“地球万音室”,对语言文字的取舍十分直截爽快:“夫语言文字,出于人为耳,无体不可,但取易简,便于交通者足矣,非如数学、律学、哲学之有一定而人所必须也,故以删汰其繁而劣者,同定于一为要义。”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则提出文字只是工具而已:“文字的作用仅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没有丝毫作用吗?我答道,是的,我实在想不出器具以外的作用,唯其仅仅是器具,所以只要求个方便”,甚至嘲笑“造字的时候,原是极野蛮的时代,造出的文字,岂有不野蛮之理,一直保持到现代的社会里,难道不自惭形秽吗?……哼!这是国粹!这要保存!好个万国无双的美备文字!”这些说法难免有些激进与幼稚。

当时,一些五四急进派围攻汉字的呼声四起,中国的语言文字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章太炎坚持不为所动,他强调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或可说是本质。他在系统的论证中,再三论述了这个语言文字体系对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正是因为中国的语言文字是这样富有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系统,章太炎才从其中发掘资源,构造一个“依自不依他”、具有自觉精神的文化主体。章太炎认为,文化亡则国家必亡,即使一朝国破,文化血统流传在国人心中,那么复国也就指日可待。从中不难看出他如此强烈的人文情怀与民族意识。

在章太炎看来,新的语言资源大可从我们既有的丰富宏博的方言中取得,没有承前,必不能启后。更难能可贵的是,章太炎积极地身体力行自己的学说主张,编制了一套36个声母、22个韵尾的标音方案,后由钱玄同等弟子发扬推广。章太炎在艰辛著述的《新方言》中,利用中国语文的声音古今相传的特性,用“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的著作方针,来实践他建设现代语文的主张,他明白对于旧有的文化资源必须慎之又慎,当狂热的西学大潮席卷涤荡古老的文明,过快的车轮也许会盲目地碾碎一切,这时,必须有悲剧英雄去阻挡,以拦住这受惊狂奔的飙车。

章太炎并不反对白话文的运用,他曾在浙江省教育会上说:“将来语言统一之后,小学教科书不妨用白话文来编。”他也深知当时“文”和“言”不可能不走向一致,上古的《尚书》就是当时的口语,但坚持认为修饰是必要的,虽不得不“随西洋语言的习惯”,但也要“深通小学”。

从后来的实际情形来看,一批以鲁迅为代表的白话文作家为白话的推行打下成功的基础,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设想得以实现,章太炎“博考方言”的设想终成历史,他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隐而不彰,逐渐为人所忽略。但他的贡献却并没有被人遗忘。钱玄同也承认受了老师的影响:“我得了古今一体,言文一致之说,便绝不敢轻视现在的白话,从此便种下了后来提倡白话之根。”胡适在1926年也坦陈中国语文的重要:“在这个我们的国家疆土被分割侵占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语、汉字、语文这三样东西’来作联络整个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这三件其实只是‘用汉字写国语的国语文’一件东西,这确是今日联络全国南北东西和海内海外的中国民族的唯一工具。”刘师培在《〈新方言〉后序》中指出了章太炎先生的苦心孤诣:“昔欧洲希,意诸国受制非种,故老遗民保持旧语,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复之勋,灌蕍于此。今诸华夷与希、意同,欲革夷言,而从夏声,又必以此书为嚆矢。此则太炎之志也。”而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天真地幻想让汉字走拉丁化的“改革”之路,以适应全盘西化的文化歧途,结果怎么样呢,相信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的评判。事实上,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一旦离开了汉字之根,必将如章太炎所预料的那样,沦为游魂散魄,最后烟消云散。

章太炎的小学学问,虽有黄侃、陆宗达、王宁等传人,但“为此这一学科所涉及的内容,并没有被后人接受,到五十年代后,竟至断裂,几成绝学”。但是他对中国语言文字保留倡导的功绩,我们实不能忘。

当是时,章太炎最深痛的就是对本国文化无自律自觉,逢迎随波的行为,他深切明白“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他用一生的著述证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闳硕壮美之学”足以自信自立,不必尊崇远西之学。如今,我们的国学研究依旧要常常回味于章太炎,他所继承构建的中华文化传统,今日也亟待我们的重新发掘与建设。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在《新国学论纲》中高度评价章太炎的国学成就:

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国近现代文化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发展,都是通过重新回归传统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而在西方文化直接影响下所取得的暂时的发展和变化,则往往带有浮面的、虚矫的特征,一次次的文化回潮都会把这些发展的泡沫分流出去,而剩下的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正统文化自身发生的那些微末的变化。正是因为如此,章太炎较之与他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等人的学术研究在表现形式上更为“陈旧”,但在质地上却更为坚实。

这段话说得入木三分。章太炎的学问博大精深,我自己曾师从陈旭鹿、汤志钧、姜义华诸位先生注释过他的著作,深感其国学情怀的博厚与渊明。但过去对他的学术观点往往批评为“复古”,现在看来未必呢!

二、梁启超的古典情怀

梁启超(1873—1929),在近现代政坛与文坛上,他的影响可以说超过了章太炎。章太炎早年一直依于梁启超,但后来分道扬镳,梁启超辛亥革命前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改良,与章太炎主编的《民报》鼓吹革命展开论战。梁启超与章太炎的学术观点也有很大不同,他主张在传承国学的基础之上,大幅度地引进西方的新学,改革国民性,使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梁启超晚年也退出政坛,回到书斋,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不过,梁启超与章太炎晚年殊途同归,离开政治,回归学术,这二人都表现出近代仁人志士的共同特点,即历经沧桑,学贯中西,充满着国学情怀。梁任公在百日维新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亡命日本,继续宣传他的新民说。他深有感触地说:“求文明而从形质入,如行死港,处处遇窒碍,而更无他路可以别通,其势必不能达其目的,至尽弃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①(梁启超:《民国十大元气论》,“叙论”,载《清议报》,第33册,1899)如何从精神改造入手,提高国人素质呢?梁启超认为,文学与艺术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因此他倡导“小说革命”与“诗界革命”。梁任公有一种深层的古典情怀,具体来说,便是对于古人的哀悯与同情。1922年11月3日,他发表了两次讲演。在《屈原研究》的讲演中,他以满怀情感的讲演向听者介绍了屈原的作品,娓娓道来,深入浅出。他赞叹:“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如《三百篇》及其他古籍所传诗歌之类,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我们读这类作品,顶多不过可以看出时代背景或时代思潮的一部分。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是研究屈原。”梁任公充分肯定了屈原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从精神人格到艺术形态、审美风格上的影响作用。最后他将屈原的作品与歌德相比较,赞叹:“这类作品,读起来,能令自然之美,和我们心灵相触逗,如此,才算是有生命的文学。”将学术与情怀相结合,这是国学大师的共同学术精神,非今日功利型的学术导向所可比拟。在另一讲《情圣杜甫》中,梁任公对于在中国过去被视为诗圣的杜甫,从新时代角度作了评判,提出:“第一,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煞。内中艺术的古董,尤为有特殊价值。因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第二,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艺术———如诗词歌剧小说等类,多少总含有几分国民的性质。因为现在人类语言未能统一,无论何国的作家,总须用本国语言文字做工具;这副工具操练得不纯熟,纵然有很丰富高妙的思想,也不能成为艺术的表现。我根据这两种理由,希望现代研究文学的青年,对于本国二千年来的名家作品,着实费一番工夫去赏会他,那么,杜工部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梁启超从新旧互动的角度去分析前人,超越了时人的局限。

梁启超的小说观也明显地贯彻了他的古典情怀。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十分重视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其中蕴涵的社会心理,既肯定其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对其负面作用进行了尖锐批评:

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沈溺声色,绻恋床笫,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

梁启超认为小说的教育作用与毒害作用同样巨大,他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有意识地将古典与现代人生相融合,以使传统走向新生。

梁启超在著名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情感的作用固然是神圣,但他的本质不能说他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他也有很恶的方面,也有很丑的方面。他是盲目的,到处乱碰乱迸,好起来好得可爱,坏起来也坏得可怕,所以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重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逐渐压伏淘汰下去。这种功夫做得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梁启超以他博通中西文化的学识,在这段文字中概括了中国古代文学中情感教育价值,他认为对人的情感的培养有助于塑造新的国民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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