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儒家道德观的弊端，现代文学家林语堂《中国人》这本书中有过很深刻的提示。他比较了中西政法观念的不同，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缺乏一部宪法，缺乏民权思想。这个特点根源于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它将道德和政治混为一谈，是一种道德和谐的哲学，不是一种力量的哲学。制定一部‘宪法’的前提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可能是一些无赖、骗子或窃贼。他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侵犯我们的‘权利’。于是我们可以依靠宪法来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中国人有关政府的观念却恰恰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政府官员是‘父母官’，他们实行的是‘仁政’。他们会像照看他们自己的孩子们那样的利益照看人民的利益。我们放手让他们去处理一切事务，给予他们绝对的信任。我们把数以百万计的钱放在他们手里，但从不让他们汇报开支情况。我们给了他们以无限的权力，却从未想到过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把他们看做是仁人君子，有教养的绅士。对这种仁政的批评，最细致、最公正、最尖锐不过的要算2100多年以前的韩非子了。”①（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18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林语堂的批评使我们有必要反观一下与儒家对立的法家人物韩非的有关论述。韩非曾讽刺孔子，说他的道德说教既然那么好，为什么打动不了大多数人，信徒只有七十二人呢？可见大多数人还是凭着利益判断来行事，法制才是最可靠的。韩非的主张虽然有片面性，但基本上触及了儒家道德学说的要害，他倡导的法治精神，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相当多的精华在内，是可以与儒家的道德学说与道家的无为而治互补的。中国历史上管理得较好的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黄老之学、儒家之道与法家之治融合一体的。汉唐盛世也是如此。其实，国学中蕴涵的最基本的民族精神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把握国学管理智慧的形而上之“道”就在于触及中国人深层的生命，这样管理就会如顺水行舟那样顺利。虽然国学中的传统管理智慧更多的是治人、治家、治国，商业管理不是重点，但是从传统眼光看来，企业也有如一个独立自适的生命体，培育灌注灵魂，才能够强健不朽。马克斯·韦伯就曾说过：“经济发展需要一种文化意志力的支撑。”中国现代经济的腾飞必须从国学中汲取文化支撑和智力支持。韩国、日本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用于企业的管理早成为人所共知的秘密，韩国、日本企业家大多认为《论语》、《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中的管理智慧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经济飞速发展。老字号药店同仁堂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经营理念，历经几百年而更加兴盛，现代著名企业家李嘉诚的“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张瑞敏的“上下同欲者胜”，也正是受到了传统国学管理智慧的影响。
二、国学的管理智慧引领现代文明
国学的管理智慧不仅适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对于现代世界文明也有着深刻的启示，早已超越了管理学的范畴，而上升为一种文明境界。现代西方管理学者比尔·波拉德就指出西方管理存在的缺陷就是仅仅把人作为生产单元，完全从经济价值的角度去考量。个体的人被编制进庞大的经济机器的运转之中，已异化为机械的非人，精神的荒漠化正在蔓延，这种资本主义高度繁荣的表象之下潜伏的深层危机，早已被西方当代学者高度关注，让人们重新思考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认为现代西方科技“几乎每天都在做出各种对人类及其社会有巨大潜在危险的科学发现”，还指出“对它的控制必须主要是伦理和政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养分可以在今天影响整个人类世界”。现代社会不加控制的飞速发展是危险的，传统质朴的中国智慧就像刹车和方向盘的作用一样，其敬天爱人的仁性精神，“直指人心”的心性滋养，刚健不屈的人格力量，都会让现代过于浮躁、功利的社会更加清凉平静，培养每个人圆融练达的人格特质和自我澄明的生命智慧，让现代管理高速有效的同时更人性、更和谐。
《周易》告诉我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明显地肯定了“道”是形而上之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了解国学中的管理智慧，更重要的是把握形而上的“道”而非具体的“术”。《孙子兵法》举最重要的五事为道、天、地、将、法。兵家虽然注重谋略，但也将道放在第一位。古代管理者的“道”概括起来就是管理者应努力达到的效法天地、内圣外王的目标，而那些具体的权术只有那些已经领略到道的卓越的管理者才能运用自如。而那些不顾基本道义，只知滥用权术来统驭人民者，就会成为历史上的暴君。中国古代最重权谋的纵横阴阳之术从来没有进入过正统国学的中心，传统国学的管理思想分布在古代各家各派的思想当中，纷繁复杂，博大精深，但管理智慧的源头可以说还是先秦的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以后所有管理的思想，基本都是这三家思想的衍生。
儒家、道家最基本的思想之一就是天人合一之道。《周易》则是儒道思想的融会贯通。《周易》本身相传为周文王所作，记载的是周王朝草创之时的经验总结，本身就可看做周文王的一部管理心得之书。《论语》中很多都是对天地自然的赞美，面对生生不息的自然万物，孔子曾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天四时运转，云行雨施，哺育万物，却不着痕迹，默默无言，孔子大为赞叹：“天何言哉！”想模仿天而少言、不言。老子也一言以蔽之地告诉我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史记》记载，舜当年歌唱着象征万物生长之音的《南风》而使天下大治。相传八卦本身就是伏羲观察天地万物精炼而来：“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易与天地准”，圣人参照《周易》的规律，也就是遵从了天地自然的规律。天地垂象、四时变化是宇宙中最永恒的现象和规律，“法象莫大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从远古时代开始，向天地星辰自然万物学习是最根本的，以此来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最终达到与天合一的“大人”境界：“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在古人看来，作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最基本的就是效仿天地之德行，培养管理者的个人素质和道德。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儒家认为，管理者若以德服人，周围国家的百姓自然都会携带家眷前来投奔，“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管理者应用“修己以安人”的基本方法来实施管理，提高被管理者的道德素质，管理起来自然就会十分得心应手，正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唯有先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最后才能平天下。所以国学的传统管理思想对于管理者本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只有道德能力出类拔萃的管理者，才能够成功地进行管理。管理者自我修身的最基本方法就是仿效天地自然，正如老子所说的“治人事者莫若啬（穑）”，用种庄稼的道理来治人事。现在中央选拔领导干部要求德才兼备，就是这个道理。
天人合一的关键在于一种和谐之美。对这种美的向往与追求是《周易》、《论语》和《道德经》中都有着明显的体现。天地万物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本身也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和谐体。晏子就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和”的前提是不同，孔子说“和而不同”，这是不矛盾的。天这个管理者就是要负责把属性各个不相同的万物自然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让它们有秩序地一起运行。这是国学管理精神的精髓所在，管理者也应效仿天地，巧妙地协调团体内不同的成员，让每个成员发挥自己的所长，最后都能和谐地融入集体的运转之中。要求员工都与自己相似，于自己不相合的员工就疏远的管理者是不明智的，一群相同的元素在一起是不可能有生机可言的。西周末年的史伯就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怎么处理不同而使其和谐呢？就是用“中”的办法。孔子强调“中和”意义就在于此，“和”是把杂多和对立的食物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中”则是在“和”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态度；“和”偏重食物的调和统一，而“中”则推崇食物所达到的最佳状态。《尚书》列举“九德”即理想的道德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后人解释为“不执于一”，也就是不偏执于一方，和孔子所说的“宽柔以教”、“宽猛相济”是一致的，也都是管理者要具备的德行。《尚书》就曾记载周公告诫康叔要力行“中德”，作为一种统治者的政治道德，要求把对立的两端折中起来，已达到安逸吉祥的目的。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出现众多过激思想和行为，孔子意在用中庸思想来达到和谐，感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对于管理者而言，不走极端的折中温和管理手段确实能减少矛盾，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所长，管理的手段和决策都要注意度的把握，因为“过犹不及”。而且孔子坚决反对固执己见、不肯执中，他自谓“无可无不可”，随世而处，适当变通，孟子称他为“圣之时者”。现在普遍把中庸之德看做平庸、不愿惹事或者随波逐流的好好先生，其实是不对的。孔子最厌恶逢迎世俗、八面玲珑的油滑之人，称这样的“乡愿”是“德之贼也”。管理者能够随机应变，随时掌握办事的度，这就是儒家中正平和的境界。
同样值得现代管理者借鉴的是儒家强调的“诚”和“信”。这两者都被儒家认为是君子所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也是管理者不计功利、自由自觉的道德素养。做到“诚”，就要时刻扪心自省，自己的行为是否自欺欺人，“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这种诚意不矫饰造作，在公众面前与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不会有区别，这就是“慎独”。《中庸》对“诚”十分强调，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唯有诚才能明心见性，得到大智慧。“信”可以说是“诚”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在表现：孔子格外推崇，认为“民无信不立”、“信则人任焉”；商鞅在南门立木，搬动者就给重赏，从而赢得秦人对变法的信任，成就了秦国日后的霸业。管理者一定要有“一言九鼎”的信用，否则根本不可能顺畅地推进工作。放在今天，就是要重视政府公信力，只有充满权威的政府，对人民有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政府，才可以说政府实行了有效的管理。对于企业来说，更是要坚持“用户至上，信誉第一”的原则，现在真正获得成功的企业都把诚信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2008年中国的婴幼儿奶粉事件就极大地动摇了国人对整个奶粉行业的信任，新闻报道中企业对于自己制造的问题奶粉竟然试图通过一些“危机公关”如买通网络新闻机构来掩盖，如此不诚信的行为，最终让中国奶业受到了接近一年的打击，也导致了三鹿公司的倒闭。日本日产公司的经营理念是“品不良则心不正”，如果企业管理者心中没有严格的诚与信的意识，必然会导致产品质量欠缺，最终严重影响整个企业的发展。
在管理者具备了基本的道德修养之后，传统儒家认为应该用礼乐文化来实施管理。儒家不强调用严苛的法律和刑罚来进行管理，认为严酷地对待人民，不但有违“仁”的根本精神，而且是治标不治本的，治本之道是用“礼”来约束人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从内心培养起耻感，做错事情不是因为触犯戒律而恐惧，而是因为内心道德操守而感到羞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并不多，但人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加以培养这“四端”正是仁、义、礼、智这些品德的源泉，人性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完善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近年来中央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出“八荣八耻”，就是针对中国人特有的耻感文化而提出的。周代延续了夏代、商代尚德循礼的思想，制定一系列的礼来维系道德，王国维曾说：“周之制度典礼实指为道德而设”，如周代严守的嫡长子继承制，就体现了孝、悌的道德于其中。礼的具体实践方式是“正名”，名实相副才符合礼的规范，父子之所以名为父子，兄弟姐妹名为兄弟姐妹，就应该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如果子对父不孝，弟弟对兄长没有敬爱之情，那么就名不副实，也不符合礼制了。所以孔子见到诸侯竟然在欣赏按礼制帝王才能享用八佾之舞时，会怒不可遏地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儒家的礼虽然更多替代了严刑峻法，但是主要作用还是区分上下等级的，而乐就是用来更活泼地调和这种森严的等级关系的。荀子曾说：“恭敬，礼也；调和，乐也。”《礼记·乐记》也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乐结合，也体现了儒家中庸和谐的精神。礼用来区分等级，烘托管理者的权威；而乐用来沟通上下级，制造其乐融融的和谐气氛，所以儒家强调管理者自己欣赏音乐就起不到音乐的目的，要“与民同乐”才行。乐另外的功能就是可以陶冶情操，“乐以治性”，也可以让最上层的管理者通过音乐聆听到下层民众的喜怒哀怨，成为巍峨宫殿与贫瘠乡间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管理中，完全可以另外地诠释礼乐文化，让现代管理文化结合礼乐，既严肃又活泼。现代企业要有严谨细致的规章制度，在工作中一丝不苟，按规矩办事，又要有活泼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企业专门谱写的歌曲等。管理者在员工面前，也要有管理者的威严，员工面对管理者，也应该有相应的尊敬，但是管理者一味高高在上，必然脱离群众，时常放下架子，“与民同乐”，这样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关系才会既有敬又有亲，和谐无间。
老子的管理思想和儒家有很大的不同，老庄都对张扬救世的礼乐制度没什么好感，不喜欢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豪情壮志。老子主张回归自我，回归到最原始的婴儿状态，顺从自然，柔弱不争。老子的境界其实比儒家更为高超，以最恬淡的方式触及了人性底蕴。老子的管理可以说是管理的至高境界，返朴归真的自然管理，强调“不争”，这种“不争”和“无为”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以不争为争，“为无为”。他倾向于无为无造的自然状态，崇尚水的德行，曲直随形地实施管理手段，严格地保护这种纯净的自然状态，不用一些人工的机巧自作聪明地去加以破坏。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这是管理的最高境界，似乎管理者每日无为，无欲无言，但是因为他管理世间和谐自然，人民每日安居生活，以为这本就是生命的常态，根本想不到有管理者在进行管理。管理者的身份被隐去了，这样儒家所尊奉的管理者形象反而要低了一等，法家理想中威严的统治者就要更低一层了。在这天地人和谐的世界中，每个生命个体的自由与尊严都得到了最大的尊重，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们感觉不出在管理，一切是那么自由。在尧的管理下，人们一边劳作，一边唱着《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在浮嚣的现代社会，老子清醒地为人们指明了一条最根本的道路。在争得你死我活，硝烟弥漫的商场，管理者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回归自我，保持人格独立，明白一切都在不停地转化，最自然、最朴素的管理方式，也许就是最长久的方法。国学的管理智慧在老子这里，就像一泓清泉，让人们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由躁转静，从最根本的地方开始思考生命，用管理生命的态度来管理政府和企业，这就是国学的古老智慧给现代管理学的滋养，也是对于现代文明的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