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那里，玛格丽特既是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校长，也是差会的代表，既管财务也当差会的秘书。作为一名身处军阀统治和五四运动造成的那种政治乱局中的年轻传教士，玛格丽特和其他传教士主要“关心”的就是如何确保他们的传教工作“不被打断”（KathleenLodwick，EducatingtheWomenofHainan，p.49.）。女传教士与教育这个主题也常与中国基督教领域的另一个分支，即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重叠。关注这一主题的学者通常将目光投向西方女传教士所开办的教会学校研究上。格雷厄姆的《性别、文化和基督教：中国的美国新教教会学校，1880—1930》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于妇女与基督教在中国的理解。她清晰地指出：“她们（传教士）在中国性别革命上的努力，不仅包括令她们的男学生成为有基督徒品质的男人，而且也重新划定了妇女活动的边界，因此中国妇女能够在教堂、学校及妇女社会改革的许多领域自由活动。”（GaelGraham，Gender，Culture，andChristianity：AmericanProtestantMission SchoolsinChina，18801930.NewYork：P.Lang，1995，p.42.）格雷厄姆的文章在关注新教学校的体育教育时，也将目光集中到女传教士和中国女孩间是怎样互动的，以及女传教士在社会改革领域做出的努力，如她们鼓励女学生放脚。（GaelGraham，“ExercisingControl：SportsandPhysicalEducationinAmerican ProtestantMissionSchoolsinChina，18801930”，Signs：JournalofWomeninCulture andSociety（Chicago）20，no.1（Autumn1994），pp.2348.）罗斯有关中西女塾（McTyeire）的研究着重于中国女性和西方女传教士的相遇，尤其关注南卫理公会和中国女学生群体间的文化价值传递。（HeidiA.Ross，“‘Cradleoffemaletalent’：theMcTeiyreHomeandSchoolfor Girls18921937”，inDanielBaysed.，ChristianityinChina：FromtheEighteenth CenturytothePresent.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6，pp.209227；Seeal-so，HeidiA.Ross，“GrowingUpinaChineseSecondarySchoolforGirls”，Journalof WomenandGenderStudies4，no.1（1993），pp.111136.）部分依靠中西女塾毕业生的口述史资料，最终，罗斯的著作对这次文化的相遇进行了一次相对平衡的重构，使得西方女传教士和牵涉其中的中国妇女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教育并不是接触和吸引中国妇女的惟一途径。女传教士也利用医药工作作为向中国妇女传播福音的手段。贝内特注意到西方女传教士是怎样使用医药这一方式的。女传教士在治愈中国妇女疾病的同时，也将痊愈的她们置于上帝的福音前。尽管最终通过这个方式皈依的人数是比较少的，贝内特认为西方女传教士通过教育使中国妇女成为医生和护士，她们培养中国妇女能够在传统中国社会为妇女所设定的角色之外发挥自己的作用。（AdrianBennett，“DoingMoreThanTheyIntended”.）是什么驱使女传教士远赴他乡，在一个对其语言文化一无所知的地方生活和工作？是否是因为能在中国获得更多的社会自由和职业机会，她们才被吸引到中国来工作呢？亨特描绘了这些女传教士的背景和她们如何被传教工作所吸引，这些认识在其后对中国女传教士的研究中被反复的证实。鲁德威克则提到女传教士生活遵循的“模式”。女传教士通常是家中的长女，来自乡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一些小院校中受过教育，并在遣往中国前有教学的经历。至于她们传教的动机，在学者中存在着一些争论，女传教士究竟是因为信仰的感召投入到传教工作中，还是因为海外的生活的冒险值得她们前往中国。山普尔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差会工为妇女提供的冒险机会和自由被过分强调了。大多数的英国女孩认为在差会中工作会十分的乏味和受到束缚。选择这个职业的人，必然是出于提出申请前形成的强烈的宗教信念。”（RhondaAnneSemple，MissionaryWomen，p.37.）毫无疑问吸引她们去中国传教的原因，会因为她们的个人经历和所属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总的来说，吸引她们参与传教工作的因素多种多样，有些人可能是被海外的冒险生活所吸引；而另一些人则是有感于宗教的召唤，要去那些“异教地区”传播福音和基督教信仰；也有些人可能兼具这两方面的因素。亨特在对19世纪后期美国女传教士的研究中发现：“乡村布道的背景，家庭的传统和职业的需要，这些不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女性考虑参与传教服务。”（JaneHunter，TheGospelofGentility，p.39.）也有一些前往中国的女传教士既不是因为宗教信仰，也不是因为对冒险生活的向往。有些是因为跟随她们前往海外传教的丈夫，一些女传教士来到中国。不管是什么原因，已婚的女传教士一旦来到中国，通常都会因为怀孕而面临两难境地，即如何平衡在海外传教和养育子女。由于意识到已婚女传教士作为母亲必须承担的责任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差传部更倾向于派遣单身女传教士前往中国，并且规定她们必须在传教工作中服务一段时间后才被允许结婚。
像亨特这样的学者注意到了单身的和已婚的女传教士之间的摩擦。由于差传部偏爱单身女传教士而给予她们更多的资金，导致单身女传教士和已婚女传教士之间的矛盾。正如亨特指出的那样，一些已婚的女传教士热衷于做媒，尽力把同样有资格获得资金资助的对手“嫁出去”，她们藉此来回应自己认定的“不平等”现象。（JaneHunter，TheGospelofGentility，p.101.）尽管她们努力地做媒，但是在中国的女传教士中，单身女传教士依然在数量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无论已婚或是单身，在面对海外环境的时候，基督教女传教士都尝试在中国创造出家的感觉。以美国女传教士为例，学者注意到她们怎样尝试将美国“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女传教士采用庆祝生日、感恩节和圣诞节等重要节日的方法，“保持一种西方的生活方式”（KathleenLodwick，EducatingtheWomenofHainan，p.87）。传教士家中的装饰风格是其祖国的品位和风格的延伸，使访客感觉并非身处中国，而是置身于北美或者英国的家庭之中。在中国“移植家庭”，能够让女传教士排遣身居异乡的孤独感和隔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