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孙子兵法》全书中的最后一篇，主要论述在战争活动中使用间谍以侦知、掌握敌情的重要性，以及间谍的种类划分、基本特点、使用方式等等。它是孙子从理论上对前人丰富的用间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是中国古代用间思想体系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孙子主张战争指导者必须做到“知彼知己”；而要“知彼”，即“知敌之情者”，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用间。孙子认为同战争的巨大耗费相比，用间实在是代价小而收效多的好办法，必须充分运用。反之，如果因为爱惜爵禄不使用间谍，盲目行动，导致战争的失败，那才是十足的罪人。接着，孙子充分论证了使用间谍的原则和方法，他把间谍划分为五大类，即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指出“五间”的不同特点和功用，主张“五间并用”，而以“反间”为主。并提出了“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的用间三原则。同时孙子还指出了用间的必要条件：“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把它们看做正确发挥“用间”威力的重要保证。最后，孙子列举历史上用间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肯定了用间的意义和作用。但他将战争的胜负主要归功于间谍的作用，这似乎是有失偏颇的。
瑞士是“钟表王国”，为了使自己国家避免卷入世界大战的旋涡，它早早就宣布恪守永久中立的立场，从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充当了看客的角色。然而，和平主义的立场，并没有泯灭瑞士人关注战争、思考军事的热情，至少若米尼本人是这样。作为西方近代最著名的军事学家之一，他殚精竭虑地写出了一本足以与《战争论》媲美的军事名著——《战争艺术概论》（中国人按自己的观念模式，就曾经干脆把书名译为《兵法概论》）。在这部书中，有一节重要的内容，名称叫做“战争勤务或调动军队的实用艺术”。里面谈到了使用间谍的问题。
若米尼通过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发现了使用间谍与夺取战争胜利之间的紧密内在联系。所以，他合乎逻辑地把借助侦察和间谍手段获取敌方的情报，列为战争勤务学的主要内容之一：“组织和指挥各种侦察，通过这种侦察和间谍手段获取有关敌人配置和运动的尽可能准确的情报。”② ［瑞士］AH.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278页。）若米尼强调指出，战争中实施巧妙机动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毫无疑义是在下达命令之前，切实准确地掌握敌人的情报。而真的要详细掌握敌军的内部情报，最可靠也最经济的方法莫过于间谍活动。为此，他认为在四种判断敌军行动的方法之中，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但有时不免是花费巨大的）间谍网，乃是首屈一指的方法。②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若米尼是把善用间谍以克敌制胜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认识的。
无独有偶，兵圣孙子同样高度重视用间，一再强调它是“三军所恃而动”的根本。而且值得我们中国人大大骄傲一番的，孙子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在“丘牛大车”的纯冷兵器作战时代，要比若米尼的高见整整早了两千多年，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军事思想在世界上绝对是占据领先地位的，“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来得圆”，这可教爱好面子、尊重传统的中国人好好长了一口志气，得到了一回满足。
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特色，是绕同心圆，是起点与终点的重合，这叫做“功德圆满”。《孙子兵法》同样体现了这么一种文化精神。从算计、预算敌情（《计篇》），经战争准备（《作战篇》）、运用谋略（《谋攻篇》）、发展实力（《形篇》）、创造有利态势（《势篇》）、灵活用兵、争夺先机、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军争篇》、《九变篇》），到解决“处军相敌”（《行军篇》）、利用地形（《地形篇》）、掌握兵要地理（《九地篇》）、实施火攻（《火攻篇》）等更具体的战术问题，恰好一个完整的战争程序，现在又回复到《用间篇》的预知敌情，重新开始，等同于环绕了一个大圆圈，这就是周而复始，否定之否定的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用间篇》既是全书的终结，也是兵学理论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象征，其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可见，本篇在全书结构中的安排，是孙子颇有深意处置的结果，值得好好玩味。它是一篇从战略层面探讨用间问题的精彩文字，为我国古代用间理论的不祧之祖。
1.从战略的高度，强调用间以掌握第一手敌情的重要性
孙子认为，要成为胜利的主宰者，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关键是看你是否能“遍知”（全面了解敌情），是否能“先知”（预先掌握敌情），有没有真正做到“知彼知己”；而要“知彼”的关键，则在于“知敌之情实”，达到这一目的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巧妙使用间谍。在孙子的眼中，用间是投入较少而回报较多的合算买卖，具有战略全局的意义，“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既然合理又合算，自然不能随便拒绝。
从更深的层次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孙子重视用间不是偶然的，它至少是由三个因素促成的。
一是孙子的用间观属于其战争效益理论的必有之义，也就是说，孙子提倡用间是他认真核计战争成本之后所作出的明智选择。孙子认为，战争不是什么好东西，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又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在参与战争的同时，尽可能设法将战争所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是每一位未丧尽天良、不缺乏理智的战争指导者应积极解决的问题，毕竟“一将功成万骨枯”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而同战争的巨大耗费相比较，给间谍发放丰厚的奖金，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开销，既然用间开销小、成本低，又能掌握主动、出奇制胜，那么何必放着阳关大道不走，去走死打硬拼费力不讨好的独木桥。如果太小家子气，为了节省下一些钱财而不重视谍报工作，盲目开展行动，导致战争以失败收场，那便是“不仁之至”，必将成为国家和民众的罪人。
二是孙子的用间观念，称得上是对陈旧“军礼”传统的勇敢挑战和大胆否定。在“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这样的“军礼”传统氛围之下，用间被看做“下三烂”、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它同贵“偏战”（偏战：即先布阵再交锋，不搞权谲诡诈的战法。何休《公羊传解诂隐公十年》：“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而贱“诈战”的原则相违背，不守信用，有碍公平交手，所以正人君子不屑为之。孙子认为，这样看问题，未免太迂腐可笑了，蠢得像猪，笨得像熊，完全违背了军事斗争的根本宗旨（打得赢）和一般规律（打得巧），按着这样的逻辑去办事，仗是必输无疑，而仗打输了，其他便一切无从谈起，这才是真正的不仁义，真正的不人道，所谓“图虚名而处实祸”。所以，他旗帜鲜明地主张用间，为用间正名，为胜利呐喊。
三是孙子的用间观念，是对卜筮占验迷信预测的一次根本性的革命。孙子生活的时代，上古三代的卜筮占验歪风依然刮得很厉害，人们往往依据烧龟甲、摆蓍草而得出的结果，来选择作战的时间和作战的地点，来判断胜负的定数，即所谓“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史记》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只要看看时到今天，看风水、八卦算命的骗子依旧逍遥快活于江湖，便可知两千多年前卜筮战争胜负的现象存在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了。可是孙子的确了不起，完全不信这一套乌烟瘴气的东西，而是讲“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强调指出获取情报、预知胜负的正确方法唯独一条途径，就是“必取于人”。这实际上是倡导在掌握敌情问题上，要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充满了朴素的唯物精神，从而“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摆脱了当时笼罩在兵学思想界的妖氛鬼雾，使得自己的“先知”主张牢牢地建立在比较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仅凭这一点，孙子的境界便非同寻常了。
2.系统全面地说明了使用间谍的一般原则和具体方法
应该说，“用间”作为军事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发明权不属于孙子，在孙子之前早已有人运用了，夏代少康复国中兴过程中，曾派遣女艾“殪浇”，杀死了敌人阵线中的关键对手——浇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打入敌人内部、虎口拔牙的间谍战。但是，孙子让我们佩服的地方，是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并且加以理性的提炼和升华，使得中国古代用间思想有了一次质的飞跃。这就像木匠遍地都是，但鲁班却只有一位。
首先，孙子对间谍的种类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划分。孙子将用间活动按其性质和特点分门别类划分为五种。第一种叫做“因间”，又称作“乡间”，中国人喜欢讲人情，老乡观念特别重，所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乡间，就是指利用敌方阵营中的同乡亲友关系打入敌人内部，探消息，搞情报。第二种为内间，即舍得花大本钱，罗致收买敌方的官员充当间谍，如战国时期秦国贿赂收买赵王宠臣郭开等人，借刀杀人除掉赵国名将李牧。第三种为反间，就是用乾坤大挪移的功夫，借力打力，设法使敌人的间谍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我方所利用，从而达到扰乱敌人视听，搜集各种情报的目的。第四种为死间，就是要心肠如同石头一样硬、血液如同冰水一样冷，“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故意散布一些虚假情报，以牺牲自己方面间谍的代价，诱使敌人上当受骗。第五种为生间，就是让自己的间谍在完成搜集情报的任务之后，能够巧妙脱身，平平安安返回大本营报告敌情。应当说，孙子关于“五间”的划分是相当合理和准确的，综观古今中外著名的间谍活动，大多不超出因间、内间以及反间的范围，这叫做“万变不离其宗”。
在说明“五间”的不同特点和功用的同时，孙子进而主张“五间俱起”，使敌人无法了解我方用间的规律，处处被动挨打，时时防不胜防。孙子特别强调，在用间问题上不能不分主次地平均使力，而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这个关键，就是在“五间”之中要以“反间”为主，带动其他的“四间”（看来《三十六计》中有“反间计”，而没有什么“生间”、“因间”之计，不是偶然的疏忽），广开情报来源，动员各种类型的间谍，运用各种手段窃取敌人的情报，使得敌人的反间谍机构“莫知其道”，整个儿成聋子哑巴再外加睁眼瞎，陷入一筹莫展的困窘境地，从而获得纲举目张的效果：“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反间既为重中之重，那么在他身上要舍得花血本，大投入，这叫做“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孙子“五间俱起”而以“反间”为主的用间方法论，富有深刻的哲理性。这就如同作战指导要做到灵活主动、变化莫测的道理一样，在用间问题上也要善于运用多种手段，应变无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既突出重点，又灵活制宜，不拘一格，这种“因情用兵”的思想方法，表明孙子真正参悟透了神妙无比的用间之道，进入了用间的上乘境界。
其次，孙子系统地提出了用间上的三项基本原则，进一步论证了间谍工作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说明谋报问题的关键性、优越性和机密性，这就是所谓的“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
孙子这个用间三原则的核心精神，指的是怎样对用间行动提供保障，以获得预期的成功，“南方有鸟，三年不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道理很浅显，间谍活动既然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成败，那么就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去做好它。而要做好用间工作，真正发挥用间的作用，关键的关键，又在于在用间的过程中严格保密，滴水不漏，“事莫密于间”，使得敌人根本无法了解我方用间的动态，无法掌握我方用间的规律。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杀人灭口：“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消除一切隐患，抹去所有痕迹。
正因为需要高度保密，所以间谍的人选，不能不是将帅的最亲近之心腹，使得为将者十分熟悉他们的性格、才能以及爱好，能够牢牢地加以掌控；而同时他们也甘心于服从军队的整体利益，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矢志不渝地效忠于将帅本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于是乎，用间的定位也就只能是“三军之事，莫亲于间”了。由于间谍工作带有极大的危险性，随时随地有被捕乃至掉脑袋的可能性，为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心甘情愿去从事这个充满危险、脑袋拴在裤带上的行当，严守机密，默默奉献，实在有必要在物质上为他们提供最优厚的补偿，以报答酬谢他们为国家、为军队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于是乎，便有了“赏莫厚于间”这一原则的确立。由此可见，孙子的用间三项基本原则，乃是一个完整而连贯的思路，彼此互为前提，互为关系，互为补充，缺一不可，这充分反映了孙子用间基本理论的系统缜密，无懈可击。
3.提出了用间的必要条件
孙子高度推崇聪明智慧在用间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在孙子看来，用间如同从事其他军事活动一样，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和条件。这些素质与条件，概括起来，就是“圣智”、“仁义”和“微妙”。前两项决定着能否高明地动员和驱使间谍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去执行并完成任务。因为道理非常简单，只有聪明睿智的统帅，才会把用间当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来认真对待；也只有仁慈慷慨、素孚众望的统帅，才能赢得间谍的由衷信赖和热忱拥戴，愿意前仆后继，死不旋踵，尽个人最大的努力去攫取敌方的情报。
后一项则是决定着军事统帅能否睿智地甄别、判断间谍所提供的情报之可靠真实程度。因为间谍所搜集到的情报往往真伪混杂，虚实相间，只有通过火眼金睛的仔细分辨，去伪存真，去芜存精，才能使得这些情报在战争中真正派上用场，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至于弄巧成拙，让对手用反间计来愚弄、暗算自己，造成行动上的败北。而能够避免这种尴尬处境的，也只能是那些谋虑精细、见微知著的军事统帅。由此可见，这三个条件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成为有效发挥“用间”强大威力的保证：“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孙子之说，可谓深得“用间”之妙道要义矣！它完全建立在睿智善谋的基础之上，“三谛圆融”，绝不会因时空的变化而丧失其生机盎然的活力。
孙子的用间思想，系统完整而又条分缕析，高明卓绝而又不乏可操作性，因此，后世兵家对此无不奉为圭臬。如《百战奇法》的作者就说：“凡欲征伐，先用间谍，觇敌之众寡、虚实、动静，然后兴师，则大功可立，战无不胜。”（《百战奇法·间战》。）这就把“立大功”同“用间谍”直接联系在一起。《经武要略》的作者也讲：“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经武要略》正集卷二十二，《侦候》。）把间谍对军队的重要性，形象地比喻为人身体上的耳朵和眼睛。这类言辞在中国古代兵书战策中可谓是连篇累牍，比比皆是，说到底都是对孙子用间理论的衣钵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