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楚辞从古至今受到的评价普遍都不甚高，有些偏激的学者和选家甚至在著作中把汉代楚辞全部删除，有些学者只对个别的作品有所欣赏；当代的楚辞学研究中，汉代楚辞也是较少受到关注的一个领域。大多数专著论文都集中在屈宋的身上，对汉代楚辞往往只是浮光掠影地概括一下，专门研究汉代楚辞作品及作者的相关论著则相当稀少。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一则汉代楚辞的确在艺术性和创造性上不如先秦楚辞；二来汉代楚辞不是汉代文学的主流，受到的注视也会相应减少；三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已经给楚辞的创作制定了范式，所以多为模拟之作的汉代楚辞很自然被边缘化了。
这些原因，有些是客观存在的，有些也是主观臆测的。其实，汉代楚辞自有其相应的地位，汉代楚辞的研究也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第一，汉代楚辞是诗骚两个传统的第一次大规模融合。
严格地说，屈原的作品本来就是在中原儒家思想传入楚国之后形成的，且已经吸收了一些《诗》的内涵了。但屈原作品自身又形成了“骚”的传统，成为新的文学写作范式，其特色就是个体抒情和个体精神的张扬。汉代的楚辞创作在西汉初年就开始了，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高潮，在东汉依然有重量级作品出现。从《楚辞章句》收录的汉代楚辞来看，这些作品都是通过抒情主人公来抒发情感，表达对现实和理想的种种看法，遣词造句丰富而且华丽。这些，都是“骚”的传统的种种表现；但是，汉代楚辞中个体的抒情已经不再全然指涉于作者的内心，也不纯然是模拟屈原的口吻，而是指向现实政治，尤其体现为对帝王的劝谏。同时，汉代楚辞的悲剧性也大大降低，个体的抒情更像是一种“言志”。这种变化无疑体现了《诗》的传统。
之所以说这是两大传统的第一次大规模融合，是因为汉代楚辞产生之前，文学史上尚没有成熟的诗歌存在。而汉赋的形成尽管是与汉代楚辞伴随而生，但汉赋乃是脱胎于楚辞的，这就是汉代楚辞的第二个特征。
第二，汉代楚辞催生了汉赋。
汉赋脱胎于楚辞是毋庸置疑的，但汉代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更大。这可以从汉代楚辞与先秦楚辞的几个不同来看。其一，汉代楚辞越来越侧重于对景物的描摹和铺陈，而先秦楚辞中的景物描写主要还是为了作者抒情，比如《招隐士》中对景物的铺陈，就远远大于屈原作品中对景物的描写。当然，《招魂》作为一种特殊的祭祀文体稍显例外，但这也仅是个例。而汉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各种事物的模拟铺陈。其二，汉代楚辞中的“远游”已经不再是屈原式的精神高蹈，而是受黄老思想影响的“求仙”之道了，因此，汉赋“游仙”主题的形成也与汉代楚辞“求仙”的嬗变有关。其三，汉代楚辞的句式越来越齐整，韵律也越来越严格。同时，汉代楚辞把屈原作品中那种正邪、善恶、黑白的对比模式化了。这些变化，也为汉赋中形式的齐整、韵律的和谐以及骈偶的发展做了文体上的尝试。
因此，作为汉代文学之翘楚的汉赋，其产生、发展、成熟都与汉代楚辞的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代楚辞由于前有屈原，后有汉赋，其地位自然被历史所淹没了。
第三，汉代楚辞中的一些作品可以让后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屈原。
汉代楚辞大部分作品都是代屈原体的拟作，收录在《楚辞章句》中的汉代楚辞，至少在王逸看来都是以屈原为中心的作品。屈原的生平、性格、为人，如今见诸文献的少之又少，汉代时人去古未远，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远比今人要丰富得多。也许他们见过更多的文献记载，也许他们听过更多的口头流传，而对屈原的这些认识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尤其是那些代屈原体的作品中。
比如，东方朔《七谏》的第一首《初放》中写道：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
言语讷涩兮，又无强辅。
浅智褊能兮，闻见又寡。
数言便事兮，见怨门下。
王不察其长利兮，卒见弃乎原野。这一段对屈原的描写，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仅不同，甚至相反。据此，历史上有不少人认为，也许东方朔笔下的屈原才是真实的，《离骚》开头那段话仅仅是屈原创造的抒情人物。当然，这种观点也存在争议。但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汉代楚辞中还有不少这种明显的或隐藏的对屈原的种种认识。把汉代人对屈原的认识发掘出来，有利于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屈原。
先秦两汉楚辞的创作，经历了时间长河的大浪淘沙，还留下了几十篇作品。历朝历代围绕着这些作品，在文献、考古、文学、美学等诸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下面，就要对这段学术史进行简要的回顾。
四、楚辞研究之回顾
楚辞之研究，如今已蔚为大观，早在1978年，香港学者饶宗颐就提议建立“楚辞学”，到1986年，大陆学者又倡议建立“屈原学”，无论是“楚辞学”还是“屈原学”，都证明了楚辞的研究早已不再是一种学术所能涵盖的，它必须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才能保证研究的全面展开。而楚辞之研究，则要追溯到西汉之时。倘若写一个详细的“楚辞学案”，恐怕需要一部专书的篇幅。因此，这里只能对楚辞研究做一个最简单的回溯。
（一）1912年之前的楚辞研究
民国建立之前的楚辞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中心的第一阶段，时间从西汉到唐代；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为中心的第二阶段，时间主要是从宋代到明代；清代为第三阶段，其楚辞研究呈多方位多角度之势，并在清末开始引进新的研究方法。
西汉初年，楚辞的研究就已肇源。贾谊写《吊屈原赋》，从此开启了拟作之风。据班固《汉书·淮南王传》与《离骚序》可知，淮南王刘安曾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有人认为是作《离骚傅》，即《离骚赋》），但已经亡佚，仅在班固的《离骚序》存有51字；刘向与扬雄亦曾作《天问解》，但皆亡佚；司马迁著《史记》，写了《屈原贾生列传》，这是屈原的第一个比较全面的传记。这些研究成为楚辞学术史的滥觞。
把楚辞汇集编纂的第一人应该是西汉的刘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因为此前的楚辞可能都是单篇流传，所以刘向校理皇家书籍时，把屈、宋等人作品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的作品加上自己所作的《九叹》合为一书，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这是第一部以《楚辞》为名的本子。但这个本子已经亡佚。
东汉，楚辞的研究与注释进一步开展。班固、贾逵都作过《离骚经章句》，皆亡佚。这时，班固在《离骚序》中评价屈原为“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对屈原有所保留。为了反驳班固，也为了提供一个更好的注本，东汉的王逸以刘向的十六卷本《楚辞》为基础，加上班固的两篇《离骚序》，成就了十七卷的《楚辞章句》，王逸也写过一篇《九思》，也被后人收入《楚辞章句》，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楚辞全貌了。
《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其体例为每篇有序，介绍作者、主旨、背景等，正文则先释字词，再解章句。由于本书成书相当早，对作者的考察、语言的理解和训诂都很精当准确；王逸又长于楚地，对楚辞方言之诠释也颇为内行；其他方面如校勘、考史、评文等都有涉及。因此这个注本非常重要，在今天仍是研究楚辞的首要依据。段玉裁称赞曰：“王氏训释，多有所本，或本于经书故训，或本于方言楚语；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广雅疏证·序》）当然，由于受汉儒训诂之风和儒家思想影响，本书在解释时不免常常穿凿附会，需要在阅读之时仔细辨认。此书之版本，一般以明隆庆年间夫容馆翻刻宋版为善本。
继王逸《楚辞章句》之后，晋代郭璞著有《楚辞注》三卷，但亡佚，从郭璞其他著作的注释来看，他对楚辞的注释也应当集中在对楚辞之文物制度、花草鸟兽之考证上。隋释道骞《楚辞音》保留了郭注七条，《尔雅》存郭注引屈赋者三条，《山海经》有郭注引楚辞者十余条。
考证义理方面，《隋书·经籍志》还著录南朝刘宋何偃的《楚辞删王逸注》、隋代皇甫遵《参解楚辞》七卷，今亦皆亡佚。
六朝隋唐之时，对楚辞的研究开始进入音韵学的领域。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晋代徐邈有《楚辞音》一卷，刘宋诸葛民、孟奥各有《楚辞音》一卷，皆亡佚。隋代释道骞也有《楚辞音》一卷，尚于敦煌石室中保存着残卷。
《文选》在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三收录楚辞，在那里它显然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而被题名为“骚”，为的是有别于“诗”和“赋”。《文选》的选本包括《离骚》全文、《九歌》六节、《九章》一节、《卜居》和《渔父》、《九辩》四节、《招魂》和《招隐士》，在“六臣”本《文选》之中还附有一个稍为缩略的王逸注本。
由此可见，从西汉到唐代，对楚辞的研究的确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中心。当然，除了全面的研究之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也是连绵不绝的。班固的《离骚序》记录了刘安与他本人对屈原的不同意见，刘安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认为屈原本人“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班固则认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阍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正是这样的评价，激发了王逸作章句对班固进行反驳。从此，对屈原及其作品评价的争论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
齐梁时期，刘勰写作《文心雕龙·辨骚》，将楚辞列为“文之枢纽”之一。他认为：“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给予了楚辞高度的评价。
要之，这一阶段的楚辞研究已经开创了古代楚辞研究所能涉及的各个方面，从文字训诂、考证、义理、音韵、作者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从宋代到明代，则进入了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再次出现划时代的研究著作。一部是补充纠正王逸《楚辞章句》，同样以训诂考证为主的《楚辞补注》，作者是宋代的洪兴祖（1090—1155），字庆善，镇江丹阳人。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卒于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年六十六岁。北宋年间，登政和上舍第，为湖州士曹。南宋绍兴中，应召试，授秘书省正字。出典州郡，忤秦桧，编管昭州卒。《宋史》卷四三三有传。《楚辞补注》的写作目的是纠正补充王逸《楚辞章句》，其书体例是先列王逸注于前，再列校语，“补曰”以下是洪氏之补正，显得条理清楚。
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洪兴祖在编纂此书时广泛搜罗各家版本达十几种，包括苏轼手校的《楚辞》十卷。他先写成对《楚辞》正文和王逸《楚辞章句》校勘的《楚辞考异》一卷，再参校他人校本以补充之。在《楚辞补注》中，洪氏把王逸没有注明出处的地方一一查实补正；还引用了不少当时尚存现在亡佚的一些注文，如南宋初年就已失传的王勉著《楚辞释文》等，引用达七十余条。这就令他的《楚辞补注》在今天还有保存文献的宝贵价值。
洪兴祖《楚辞补注》是清代考证学盛行之前，对《楚辞》进行训诂考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现存版本甚多，现在流行的标点排印本是中华书局据汲古阁本为底本，以《四部丛刊》本及《文选》李善注校正的本子，1983年出第一版，屡有重印本。
这一时期的另一部极重要的注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共八卷，另有《辩证》二卷、《后语》六卷附录其中。这是朱熹晚年所作，因此对楚辞对朱熹都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楚辞集注》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释简明通达，注重阐释义理，彰显微言大义。与这个特点相应的，就是篇目增删和编排体例有了较大改动。朱熹删去《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四篇，补充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鸟赋》二篇。每章的注释包括校正文字、审定音读、解释字词和义理解读。又依《毛诗》之例，各章之下写明赋、比、兴。中国之学术，到宋代已经出现汉学、宋学之分，《楚辞集注》便是宋学的代表作之一。它略于训诂，但简明扼要，也纠正了不少王逸《楚辞章句》、《补正》的穿凿之误；详于义理，虽解读精微，但又不免失之于求深之过，对原文大意有不少附会之说。这些说法对后代尤其是明代影响极大。此外，朱熹又是最早以文学眼光来解释楚辞的。因此，朱熹的《楚辞集注》开创了楚辞研究之“宋学”，影响深远，被称作“里程碑”之著作。
《楚辞集注》的版本最多，宋代就被翻印四次，明代有十次，清朝有四次，在日本刊印一次，朝鲜有四次，其中以宋端平二年朱鉴刊本为最善本。在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影印此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以此本为底本的标点本。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向其赠《楚辞集注》一套，在当时中日学界皆引起很大关注。
这一阶段之研究，以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二书为最精当、最重要。
此后元明二代，虽然没有出现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研究成果，但作为楚辞研究史的一个阶段，也有一些著作值得关注。如元代祝尧著《古赋辩体》，选取了不少楚辞作品，辨析体裁，颇有创见。其论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曰：“问答之体，其源出自《卜居》、《渔父》，宋玉辈述之，至汉而盛。首尾是文，中间是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语对赋之源流正变，言之甚确。《古赋辩体》对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影响甚大。明代人受宋学影响，其末流只知讲解大意，但少有新见，且多陷于空疏之论。相对较好的注本有黄文焕《楚辞听直》八卷，此书时有创见；另外，汪瑗的《楚辞集解》质量颇佳，也很有特色，已经开始从空解义理向训诂翔实等方面努力，对清人研究有很大启发。
此外，在音韵学方面，由于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对音韵采取“一字数叶”的方法，因此有很大谬误；明代陈第著《屈宋古音义》，主张“发明古音，以见叶音之说谬也”也有较大影响。在对屈原的评价方面，宋代黄伯思辑《翼骚》，采录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到宋代陈说之《序》中评论屈原及其作品之语，录为一卷，但此书亡佚。明代人则有相当多的评论文字，可惜大都以评点时文之法为之，不免鄙陋。
清代，楚辞之研究进入百花齐放之状态，注本迭出，研究之领域也空前宽阔，当然，也免不了鱼目混杂，良莠不齐。这一时期重要的注本有不少，下面择要介绍。
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楚辞著作是王夫之的《楚辞通释》，尽管王夫之是由明入清的，但他的著作被发掘出来已经是晚清了。其著作的影响力也是在晚清之后。这本书训诂方面实绩不大，但由于作者与屈原的身世有相类之处，因此在对屈原的思想感情的领悟和解读上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有《楚辞通释》标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