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日本资助留华学生的机构又有所扩大。如帝国学士院的松方基金向留华学生开放，东亚考古学会也争得了专门基金。该会成立于1925年，由东西两京的考古学者合作组成，目的是与中国学者合作，进行考古发掘，同时在北京大学和东京帝国、京都大学之间交换留学生。据说资金系由外务省提供。（参见《学问の思い出：原田淑人博士を围んで》，载《东方学》，第25辑（1963年3月）；《先学を语る：滨田耕作博士》，载《东方学》，第67辑（1984年1月）；《先学を语る：水野清一博士》，载《东方学》，第75辑（1988年1月）。）
此外，日本用退还庚子赔款举办的东方文化事业，从1930年11月起补助在华日本留学生，分为三种，其中第三种为日本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以及具有同等学力在中国大学研究所或专门学校进修研究者。（参见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之45。）由帝国学士院松方基金资助者有1927年加藤常贤。由文部省派遣来华者有1928年仓石武四郎、冢本善隆、楠本正继，1929年大渊慧真、玉井是博、奥村伊九良、原富男、鸟山喜一。东亚考古学会从1928年开始，每年1人，依次为驹井和爱、水野清一、江上波夫、三上次男、田村实造。由上野育英会资助的有佐藤广治、吉川幸次郎（先为自费）、木村英一、小川环树、今西春秋等。由东方文化事业总会资助者人数较多，如1936年平冈武夫，1937年奥野信太郎。此外还有目加田诚、桂太郎等。
不过，总体看来，文部省派遣留华学生比例很小。据文部省年报，从1918年到1935年，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年份为1922年，达217人，1919年至1928年以及1931年，均超过100人。若以累计在外留学人员计算，1922年至1928年每年约350—450人，其中留学中国者最多为6人，一般仅三四人，后来更减少到1人，甚至出现空缺的年份。（参见《日本帝国文部省年报》，第50—62号（1922—1935）。）
与此同时，其他类型的留学生也继续派遣。1907年宇野哲人留学时，即与三井的留学生都筑、铃木、母袋等合宿。1923、1924年，日本大谷大学教授稻田圆成、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法相宗长佐伯定胤等相继来华，与太虚商议交换佛教留学生事宜。（参见《太虚法师年谱》，86～87、96～97页。）
1927年以前，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各类留华学生汇聚于此。仅位于东城东四牌楼演乐胡同39号延英舍住宿的就达20人之多。北伐以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与政治军事关系密切的外务省和陆军留学生纷纷转移，延英舍住宿者下降到不足10人。但为学问而来的留学生人数反而有所增长，当时在北京东有延英舍的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江上波夫、三上次男；北有六条胡同本愿寺的冢本善隆、大渊慧真；南有船板胡同日本旅馆一二三馆的加藤常贤、玉井是博、楠本正继，绒线胡同盛昱故宅的奥村伊九良；西有寄居孙人和家的仓石武四郎，所以吉川幸次郎戏称这是留中史的鼎盛时期。（参见《水野清一君挽词》，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3卷，635～636页。）其实此后来华者更多，1930年至1933年留华的法本义弘，即记述了原、森口、铃木、杉村、熊田、山野、福本、吉田、仓井等十几位留学生在北京的生活情形。这时东单牌楼附近有所谓“日本人村”，留学生还组织了大兴学会。（参见［日］法本义弘：《在东外交官と支那》、《北京留学生觉书》，见《支那觉え书》，9～10、257～272页。）
卢沟桥事变后，从7月27日至8月9日，庆应大学的奥野信太郎、东京帝国大学的钓田正哉等留学生再次经历了“笼城”。（参见［日］奥野信太郎：《北平笼城二周日》，载《三田评论》，第481号（1937年9月）。）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仍有以留学生名义来华者，但性质已不同，无论主观意愿如何，都只能视为文化侵略的组成部分。
§§§第三节 学习与生活
日本来华留学生品类不一，其生活、学习和活动也各自不同。其中为求学问而来者多数为各大学的教师，不少人已是副教授甚至教授，还有的虽为刚毕业或在校的研究生，但已确定将来任教的大学和专业，因而目的性强。留学地点主要集中于北京，个别因专业研究的需要而改到其他地方。如羽田亨在奉天随喇嘛学习蒙古语，青木正儿为了解昆曲到上海。
生活方面，依各人的经济来源而定。19世纪末，外务省留学生每月35圆，公使馆附属语学生每月60圆。20世纪20年代，文部省第三种留学生为每月120圆，上野育英会每月200圆，帝国学士院松方基金每月300圆，文部省以在外研究员名义派遣来华留学者，因为多为副教授以上职称，待遇更高，达到360圆。1922年，文部省划一除外务、陆军以外的所有在外研究员待遇（包括递信省、水产讲习所、关东厅以及台湾、朝鲜两个总督府所派），分为三类地方、两种等级，其中包括中国、西伯利亚的丙等地方的高等官每年3000圆，判任官每年2400圆。（参见《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7卷，774、783页。）而当时外务省低级职员每月仅80圆。
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物价较低，包车一个月19元，雇佣人9元。后来由于国际金融市场银价急落，银本位的中国货币与金本位的日圆之比大幅度下跌，200日圆可兑换中国银500元。北京物价虽有所上涨，以较高标准，连同衣食住行，总计不到每人每月100元（房钱饭费共30元）。（参见《学问の思い出：竹田复博士を围んで》，载《东方学》，第37辑（1969年3月）；《学问の思い出：加藤常贤博士を围んで》，载《东方学》，第39辑（1970年3月）；《留学时代》，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371～372页。）早期北京租房甚难，服部宇之吉来华时只能住在旧公使馆宿舍，到铃木虎雄时仍然颇费周折。（参见［日］铃木虎雄：《北京より》，载《艺文》，第7年第6号（1916年6月）。）以后逐渐改善，经济优裕的住在日本旅馆，其他则或寄宿于中国人家，或租用民宅，或共居宿舍。进入20世纪30年代，北京各大学周围出现不少学生公寓，也有个别留学生入住，与中国同学一起生活。饮食虽多面食，与日本习惯不同，但或由房东包伙，或于饭馆用餐。外出则多乘人力车。
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力虽然强弱不同，在日常生活尤其是饮食方面，都市人的一般水平比日本还要略胜一筹。1903年来华短期游历的盐谷温，将衣食住的发达视为中国同化力强大的表现（参见《燕京见闻录》，载《史学杂志》，第15编第10号（1904年10月）。），以后也很少有人抱怨饮食不佳，反而对北京的大菜小吃印象深刻（参见［日］奥野信太郎：《燕京食谱》、《小吃の记》，均见《随笔北京》。）。与中国留日学生的反映明显有别。（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的饮食抱怨最多。参见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见《周作人文选》，第2卷，309～314页。）只有沐浴之事远不及素爱洁净的日本，中国都市里混堂的脏与乱，常常成为日本留学生取笑抨击的对象。这时穿着西装在城市已经逐渐流行，禁止日本人在华穿中装的禁令无形中取消，一般日本留学生多着西装，而京都大学的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受狩野直喜研究中国应当沾染上中国文化之说的影响，也模仿当时北京流行的服饰穿着中装。
学习方面，首先是学习语言，尤其是口语。这是令日本留学生大为头痛之事。中国各地方言杂出，甚至同一北京城内，据说也有8种口音。单纯通过日常生活学习，很难通行无碍，必须学习官话。20世纪初北京尚无专门言语学校，聘请个人教师，又因全城有资格者不过10人，要价过高，每日1小时，一个月即须5元至10元，两小时则加倍。为此，早期留学生曾以同文会名义在霞公府创办清语学堂，共同请人教授。（参见《燕京见闻录》，载《史学杂志》，第15编第8、12号（1904年8、12月）；［日］宇野哲人：《〈考史游记〉序》，7页。）后又在霞公府组织同学会，数十名日本年轻人每天上午集中学习汉语，留学生也加入其中。（参见《学究生活思出》，见《武内义雄全集》，第10卷，419页，东京，角川书店，1980。）
民国以后，旗人失去特权地位和生活保障，又缺少专门技艺，不得不另谋生计，不识字者做人力车夫，而通文墨者维生的途径之一，便是登门教授来华外国人学习北京话（日本留学生称之为出张教授）。因旗人所操直隶腔，为当时上流社会比较标准的官话，不似一般汉人南腔北调，同时旗人过去生活闲适，对于清朝的礼节制度乃至各种民俗风情均略知一二，尤为想了解清代学问与社会的日本留学生所欢迎。出身清朝贵族的奚待园即前后教过不少日本留学生。北京先后担任过日本留学生汉语教师的还有金国璞、骆亮甫、马杏昌，在上海则有延年等。由于教师增多，二十余年间学费竟有所降低。到20世纪20年代末，单教口语每天两小时每人每月5元，教授文学等则每人每月10元。留学第1年一般学习语言，因为没有专门课本，多以《红楼梦》、“四书”为教材。除书本知识外，有时留学生还提出有关制度、民俗、戏剧等方面的问题请求解答。（参见《留学时代》，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381～382页；［日］奥野信太郎：《北平通信（一）——间崎万里氏宛通信》，载《三田评论》，第474号（1937年2月）。）
其次为专业学习。多数日本留学生实际上是来华进行研究，因而一般并不进入具体的学校。如加藤常贤以中国家族制度为研究课题，而中国的大学当时尚无有关课程或专家，所以主要是在市井坊间实际考察婚礼葬礼等现实生活。竹田复也只是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室请沈尹默、黎锦熙等解答问题，其余时间则为自己读书。至于拜师学习者，则得到谆谆教诲。盐谷温从叶德辉习元曲，叶在《元曲研究序》中记其事道：“余家藏曲本甚多，出其重者以授君，君析疑问难，不惮勤求，每当雨雪载途，时时挟册怀铅，来寓楼，检校群籍。君之笃嗜经典，过于及门诸人。”当盐谷温请益时，叶“执笔作答，解字析句，举典辨事，源源滚滚，一泻千里，毫无窒碍。由朝至午，由午至晚，谆谆善诱。至会心之处，鼓舌三叹，笔下生风，如发小楷，直下一二十行，乐而不知移时。……夏日酷暑，不顾汗流滴纸，冬日严寒，不顾指僵难以握管，开秘籍、倾底蕴以授余”（［日］盐谷温：《先师叶郋园先生追悼记》，载《斯文》，第9编第8号（1927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