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言在法国学术界中被视为秉性倨傲，为人尖刻。他任巴黎大学附设中国学院校务长期间，与马伯乐屡次争执，致使后者辞去兼职。据说吴文藻游法之时，曾三过其门，不得一见，最后还是经莫斯介绍，方获晤谈。（参见高名凯：《马伯乐教授》，载《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1919年蔡元培长校北京大学时，与来华的葛兰言见过几次，欲聘其任教，葛氏不肯留京。（参见1919年4月16日《致李煜瀛函》，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287页。）但这位与中国学者一向缺少联系的汉学家兼社会学家，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却相当宽厚热情。早在1921年2月，留法中国学生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分会曾请几位法国学者发表对于宗教的感想，葛兰言最先作答，他说：“我一点不迟延，便回答贵会的问题，你们贵会可算是最令我特别注意的。”对于所问人是否宗教动物，新旧宗教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以及新中国是否还要宗教等三大问题，其简要的答复是：“人类由有宗教渐渐变到无宗教，要算是人类的根本进化”；中国旧宗教已随社会变迁而消灭，无须白费力气以求恢复，希望中国人的思想“永远保守这个无宗教的道德精神”；为一民族重建一种宗教，为矫揉造作且甚危险之事，新中国“在今日无宗教的需要了”（李璜译：《法兰西学者的通信》，载《少年中国》，第3卷第1期（1921年8月）。）。这对留学生很有鼓舞作用。先后从学者有杨堃、李璜、凌纯声、陈学昭、陈锦等。
不仅如此，葛兰言还对中国文化深深景仰。他曾说：“中国代表一种文化传统，它是西方最好传统的姊妹。因此我们希望它所代表的理念获得成功。”杨堃因而称葛氏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西方汉学家，而且是中国的伟大朋友。（参见杨堃：“Marcel Granet：An Appreciation”，in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vol.10（1939）。）他也曾于1911年、1918年两度来华，先为学术调查，后来则是外交公务。他虽与马伯乐不睦，但两人都是“当时法国汉学家关心中国抗战前途最切的”，“是中国最真挚之友人”（陈定民：《记念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教授》，载《中法文化》，第1卷第7期。另一位最关心中国抗战前途的法国汉学家是鄂庐梭。）。治学之外，葛兰言还勇于任事，1926年他出任由中法共同创办的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校务长，由于其热心办理，使院务“大有蒸蒸日上之势”（代理巴黎大学中国学院中国政府代表刘厚报告：《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载《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他虽然认为中国无须恢复宗教，但对来访的中国宗教界人士却热忱接待。1928年9、10月间，太虚法师访问巴黎，两人在中国驻法国使馆的宴会上见面。后来葛兰言听说太虚有意发起世界佛学院，即邀请太虚过其家商议，并担任发起人，还为太虚在巴黎大学演讲“中国禅宗”时担任翻译。（参见释印顺编著：《太虚法师年谱》，143～145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1940年，葛兰言愤恨入侵的德军猖狂，56岁即告别人世。但其对中法学术研究及交流的影响则一直持续。次年，在北京成立了中法汉学研究所，“主其事者为沙畹教授之旧友与常为葛兰言教授计划改正其著述之良友铎尔孟（Andred’Hormon）先生，及葛教授最得意而成绩斐然之门生杜让（伯秋）（J.P.Dubose）先生”（王静如演讲，瞿恩宝记录：《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载《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8期（1943年8月）。），中方成员中如杨堃等人，也是葛氏的弟子。该所1942年秋设立的语言历史组，计划之一是将葛兰言的《中国思想论》（LapenseeChinoise）一书译成中文。杨堃对其学说的介绍，也主要在这一时期。可以说从这时起，葛兰言才为中国学术界所了解认识。可惜在畸变的形势下，影响难以广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者仍然认为在北京的葛氏门生将继承发扬其所开创的学风。
巴黎学派的其他汉学家，也不同程度地与中国学者有所联系。佛教及梵文学者列维（SylvainLevi）20世纪20年代来华游历，在北京大学演讲法兰西学院史略。（参见［俄］钢和泰：《西耳文·勒韦教授逝世》，载《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9卷第5号（1935年9—10月）。）戴密微任厦门大学哲学教员期间，参与该校国学研究院的筹备并任筹备总委员会委员，出席过讨论修订章程的会议。（参见《国学研究院筹备总委员会》，载《厦大周刊》，第132期（1925年12月19日）；《国学研究筹备会志略》，载《厦大周刊》，第133期（1925年12月26日）。）他与任教于该校的陈衍、缪篆等人有所交往，1926年7月，戴密微归国省亲并欲游学日本，陈、缪等分别应其所请，赠诗送行，戴氏则还以瑞士山水画册。（参见缪子才：《送戴密微教授归省序》，载《厦大周刊》，第152期（1926年5月29日）；陈声暨编，王真续编，叶长青补订：《侯官陈石遗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64。）
长期在华教授法文的铎尔孟，与众多中国学者建立友谊，他参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活动，与钢和泰（Alexander Wilhelm BaronvonStael-Holstein）、尉礼贤、福开森（JohnC.Ferguson）等人参加柯劭忞、罗振玉等人组织的东方学会，后来又负责中法汉学研究所，虽不是专业汉学家，但于中法汉学交流关系甚大。（参见金梁：《瓜圃述异·辜博士》，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4辑，34页；《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之恳亲会》，载《晨报》，1923年10月1日。）
另外，刘复留学法国时，参加巴黎大学助教阿脑而特（There’se P.Arnould）女士主办的歌谣演讲会，与之谈论中外歌谣，并请她担任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特邀通讯员。（参见徐瑞岳：《刘半农评传》，11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该女士将所撰研究歌谣报告编为“民歌通论”、“圣诞歌”、“民歌与神话”、“民歌与戏剧”等四编，分别寄赠北大国学门。（参见《刘半农致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函》，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718号（1925年6月12日）。）
1936年1月，访学巴黎的王重民、庄尚严、傅振伦等人应罗道尔（RobertdesRotours）之邀，赴巴黎郊外维罗弗勒村午宴，阅览其拍摄的天龙山石窟寺造像、北平古迹名胜及民俗等照片。罗氏有欧洲第一汉籍收藏家之称，尤好唐代历史，翻译过《新唐书·选举志》，编制了《唐书》人名卡片索引，收藏唐代图书资料颇多。他还委托北平西琉璃厂来熏阁代为采购中国新出版的重要图书、杂志10余万卷。（参见傅振伦编著：《七十年所见所闻》，15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与法国其他方面的对华态度相比，汉学家的真诚更显得突出。1929年，中法双方协议合组考察团，分头考察中国西北及中亚，预定会合后同返北平。1931年4月出发，法方成员不听中方团长约束，不遵守协议悬挂中国旗，擅摄影片，阻止中方公报考察情形，并侮辱殴打中方成员，而巴黎国际殖民地博览会称该团为黄种巡察团，与黑种巡察团并举。古物保管会闻讯，决议取消联合考察，并向巴黎博览会提出抗议。（参见《取消一九学术考察团之经过》，载《燕京学报》，第9期（1931年6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声势上压倒欧洲，很大程度仰仗其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发展经济，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能够大笔投资于中国研究。而法国的汉学研究，却始终在财政拮据中艰难生长。几代汉学家均将有限的资金尽量用于购买书籍资料，其他条件则并不好。伯希和与马伯乐在法兰西学院所开课程，课室在陈旧楼房与地面平行的又小又暗的房间，学生也不过五六人。（参见［日］松本信广：《佛兰西に於る支那研究》，见庆应义塾望月基金支那研究会编：《支那研究》，384页。）但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他们的讲座却吸引了欧美各国的许多研究生和学者前来听讲。
§§§第二节 西北欧各国
巴黎作为国际汉学研究的中心，影响十分广泛。除了来自各国受教从学的留学生外，“英美德荷比瑞士及北欧各国研究汉学的专家，接踵而来巴黎，求教于法国汉学家。当时汉学家上课，各国远道来听讲学生甚众”（陈定民：《中法文化交换之回顾与前瞻》，载《中法文化》，第1卷第1期（1945年8月）。）。学风所被，欧美其他国家的汉学界也都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东方主义盛极一时，最受推崇的中国古代硕儒为孔子，而当代学者竟是辜鸿铭。德国的尉礼贤，本不是学院式汉学家，但与中国学者的联系较为广泛，在德国的影响也十分普遍。1922年3月，短期归国的尉礼贤与徐志摩、陈源等人同游魏玛和耶纳，参观歌德与席勒故居。后来徐为文记其事赞其人：“卫礼贤先生，通我国学，传播甚力，其生平所崇拜者，孔子而外，其邦人葛德是。”（《小花篮——送卫礼贤先生》，载《晨报副刊》，1923年3月23日。）1923—1924年尉氏任教于北京大学期间，参与国学门的活动。是时国学门声势极盛，一度有会员160余人，尉氏因而提议：“将中国学者生卒年月及重要学说报告英美学者，编入世界学术史。”（董作宾：《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二次恳亲会纪事》，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506号（1924年6月27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载《晨报》，1924年6月16日。）
尉与北大关系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6月，他就应邀到北大演讲《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之关系》（载《北京大学日刊》，第639号（1920年6月21日）。），主张将中国哲学的人道、实用与西洋哲学的秩序、批评、历史相融合，形成最完全的世界人类的哲学。1922年年底，又于出席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时，发表演讲《文化的组织》（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139号（1922年12月25日）。），将北大校庆视为“世界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希望北大顺利发展，使“最古的和最新的相联结而成中国的文化”，不仅古文化为世界所知，新文化“也要渐惹世界的注意”。1924年，北京大学及梁启超等人发起纪念戴震诞辰200周年的活动，尉礼贤也有所响应，曾到清华学校演讲《中国之戴东原与德国之康德》。（参见《要闻》，载《清华周刊》，第305期（1924年3月14日）。）据说他对梁启超十分推重，斯文·赫定（SevenHedin）请他提名中国作家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所提名单名列前茅者就是梁启超。（参见［德］莎珑·卫：《卫礼贤——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精神使者》，297页，转自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印成，分送样书的外国学者中，便有尉礼贤和英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日人今西龙、俄人伊凤阁（A.I.Ivanov）。（参见《王国维全集·书信》，380页。）
尉氏归国后，组织中国学院，更加积极从事中德文化交流。1925年蔡元培游历欧洲，尉曾提议法兰克福大学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1928年年底太虚访欧，尉礼贤派人持亲笔函到法国邀请太虚赴德，聘请后者为中国学院董事，并陪同其到敏兴等地参观，为其在法兰克福大学和中国学院演讲时亲任翻译。其间两人协议：以中国学院为世界佛学院的德国通讯处，召集发起人。（参见《太虚法师年谱》，106、136、148～149页。太虚西游，缘于1925年10月率团赴日本参与东亚佛教大会，与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德人日比支莫莎及参事卜尔熙结交，后者愿为介绍柏林友人，欢迎太虚前往德国讲学。该书误以卫中（西琴，Alfred Westharp）为尉礼贤。）1930年尉礼贤逝世，中国学术界为此“中德学界之一莫大损失”深表痛惜，北京大学以《本校旧教授Richard Wilhelm先生逝世》（载《北京大学日刊》，第2357号（1930年3月8日）。）为题，发布讣告，并由陈大齐、何鸿基、王烈、沈兼士、马衡、杨震文、石坦安（Diethervon Steinen）、刘钧等人发起，举行追悼演讲会，约请与之有旧者数人分任演讲，以纪念这位在北大“热心指导，成绩优美，生平著作宏富，沟通中西文化厥功尤伟”的“学界巨子”。（参见《卫礼贤先生追悼演讲会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第2364号（1930年3月18日）。）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吴宓则请任教于清华的石坦安撰《尉礼贤博士行述》，载于该报。（参见吴昭整理：《吴宓日记》，第5册，3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中德文化协会成立》，载《读书月刊》，第2卷第9号（1933年6月）。）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院成立友谊联合会，聘请蔡元培为名誉会员，并请蔡在该院《汉学杂志》介绍中央研究院的建立与宗旨。（参见《蔡元培全集》，第5卷，215、263页。）1931年刘海粟应邀到中国学院讲授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并在该院举办了展览。（参见刘海粟：《忆蔡元培先生》，见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30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为褒奖尉氏的功绩，中国政府特于该院设尉礼贤纪念讲座。
尉氏身后，所留事业继续发生作用。中国学者郑寿麟在法兰克福时与之过从甚密，每星期必有一次聚会，尉曾有意请郑协助创办中国学院，因见其一心归国而未明言。郑氏后来有感于“卫先生半世替中国文化作宣传，德国对他尚且非常敬仰，中国对他，实在有很多该感激的地方”（郑寿麟：《卫礼贤的生平和著作》，载《读书月刊》，第1卷第6号（1932年3月）。），也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1931年发起德国研究会，又与张嘉森、袁同礼等约请中德人士组织中德文化协会筹备会，1933年5月正式成立，两国文化学术教育外交界多位名人与会并任董事，推动了中德文化交流。后该会改名中德学会，抗日战争期间，参与活动的德国汉学家们坚持纯学术、亲中国的立场，抵制**的影响，拒绝日本的利诱，成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参见丁建弘、李霞：《中德学会和中德文化交流》，见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265～28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