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思想是荀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荀子强调，"礼"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和治国的根本，即"人道之极"，同时也是至高无上、永恒存在的最高原则。在自然观方面，荀子反对信仰天命鬼神，强调人定胜天。在人性问题上，他主张"性恶论"。荀子不少名言流传后世，诸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均为劝人向学的警句。
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荀子的地位颇高，但自宋代以后，理学家往往抬高孟子而贬抑荀子，将他从儒家道统中剔除。但荀子的思想学说影响颇为深广，如张衡、王充、柳宗元、王夫之、戴震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
孔子、孟子和荀子不仅奠定了儒学的根基，他们的思想也全面渗透到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领域，同时还影响了中国周边一些地区的文化生态，尤其是孔子和孟子，堪称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三、墨家和法家
墨家和法家也都是战国时代的显学，墨家为墨子（约前479-前381）所开创，故名"墨家"；法家崇尚以法治国，故名"法家"。
墨子与墨家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为宋国人。相传他早年受过儒家教育，后抛弃儒学，另创墨家学派，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墨子的弟子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墨家有着严格的纪律，他们结成团体，过着极其艰苦的苦修生活。墨子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平民和小生产者的利益，其思想主要保存在记录墨子言论的《墨子》一书中。
墨子反对诸侯国之间的攻伐抢夺，对强凌弱、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这类社会现象十分痛恨，认为这些是"天下之大害"。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所谓兼爱是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非攻"就是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但对防御战，墨子是支持的。
墨子精通兵法器械，曾经多次带人协助弱国守城。据说，楚惠王年间，被木匠奉为祖师爷的鲁班帮楚国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知道后，从齐国起程，日夜不停，奔走千里，废了三双鞋子，面见楚王阻止其攻宋。楚王不听，墨子让鲁班为攻，自己为守，演示战争。鲁班攻了九次，都为墨子击退。楚王欲杀墨子以绝后患，墨子坦然说道："你杀了我也没有用，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带着守城器械到宋国去了。"楚王无奈地说道："吾请无攻宋矣"，只好放弃攻宋的打算。
墨子在政治上主张"尚贤"，认为君主应该举用贤才，而不问其身份等级。他抨击"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世卿世禄制度，斥责这种制度是产生暴政的根源之一。他赞同的用人之道是"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反映了平民要求参与政治的意愿。
诸子之中，墨家最具有劳动人民的特色。墨子重视劳动，认为人要靠劳动才能生活，不出力劳动就不能生存，"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就是这个意思。不劳而获，是不仁不义的行为。墨子还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贵族的铺张浪费。他指责贵族"暴夺民衣食之财"用来奢侈享乐。
墨家不但注重言传，还注重身教，生活十分俭朴。墨家的人全部葛衣短衫，力行劳作。墨子自己也吃粗粮，住茅屋，还鼓励弟子们以吃苦为乐。正因为如此，墨子才深知民间疾苦，才对儒家提倡的繁琐礼制表示抗议。
墨家由于贴近平民，在墨子晚年和身后，墨家渐渐成了战国时很有影响的学说，与儒家学说分庭抗礼。不过，在秦朝以后，墨家不再为世所重。
韩非与法家法家在战国时期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是先秦诸子最为重视法律的学派。战国早期的法家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人，都是各国变法运动的倡导者。后期的代表人物有韩非（约前280-前233）、李斯等人。这里主要讨论韩非的法家思想。
韩非，也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贵族。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后来任秦朝丞相的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据说韩非言辞拙讷，不善交际，与人辩论，常常语塞脸红。不过，韩非文采出众，下笔成章，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
韩国在战国七雄中处于劣势，韩非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国家的落后局面，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名篇。
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嬴政所赏识。为使韩非为秦所用，秦王特派大军攻打韩国，逼韩王交出韩非。韩王对其本不重用，在重兵压境之下，同意韩非到秦国效力。韩非来到秦国，很受重用。但韩非不善言辞交际，又受李斯所忌。李斯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说他是韩国宗室，并非真心为秦效力。韩非被投入监狱，在狱中自杀。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国得到了实施。韩非的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总结了战国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认为人性本恶，人生来是自私自利的，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是建立在利害矛盾之上的，统治必须建立在暴力和刑法的基础之上。人的心理无不"畏诛而利庆赏"，君主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德"，使民众畏威而臣服。他提倡严刑峻法，轻罪重判，认为这样可以使"小过不生，大罪不至"。
法家崇尚专制，战国早期法家有的重视"法"（即法律、法令），有的重视"术"（权术，即君王控制驾驭臣民的手段），有的重视"势"（权势，即君临臣民的客观条件），从不同角度提出加强君权的主张。韩非认为这些都只强调了一个方面，要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法、术、势缺一不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韩非认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要严格控制地方。
法家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图强的有力推动者，坚信变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韩非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变法来增强自身实力，应对变幻莫测的时局。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韩非反对贵族特权，认为应按功劳与才能的大小授予官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不公。韩非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
韩非的思想为后来秦朝建立中央集权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即使是在确立儒家独尊的地位以后，法家思想在历代统治者心目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德治"与"法治"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两大传统，影响异常深远。
四、士阶层的兴起
在春秋战国时期激剧的社会变动之中，中国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士，逐步兴起。他们胸怀治国用兵之策，游走于天下诸侯之间，或为吏，或为将，或为师，成为这一战火与思想交织时代的风云人物，也开启了中国两千余年来士之传统。
在周制中，士是贵族中的最低阶层，排在诸侯、卿大夫之后。士不仅是一种爵位，有一定的"食田"，还可以担任官职。经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育的士，是各诸侯国重要的人才来源。
在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士之子恒为士"。但到战国以后，世卿世禄制及宗法制度受到破坏，士逐渐转变为社会上的一个新兴阶层。这时士的来源除了贵族之外，更主要的是由社会底层凭借个人的才能而进入到士的行列。这时的士主要成为一种与个人才能和品性有关的称谓，其地位高低不太受出身的限制。
在当时许多著述中，常常把士作为一个介于大夫与庶人之间的特定等级来看待。《荀子·王制》中说："农农，士士，工工，商商。"《孟子·离娄下》中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说明士已经带有一些职业分类的意味了。
不过，战国时期士的成分非常庞杂。《墨子·杂守》中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士的行迹涉及各个领域、各个行业，诸子百家，绝大多数都属于士阶层。
战国时期，也是士阶层的政治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的时代。"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各诸侯国纷纷以礼贤下士的姿态寻求能够治国平天下的良相良将，魏、秦、楚等国的变法无不从重"士"开始。齐国设稷下学宫，招揽了上千的文人学士在这里讲学论道，一时人才济济。
七雄之中，地处北部的燕国国力较弱，曾被齐国攻破。燕昭王为雪前耻，四处访求贤士来辅佐自己。谋臣郭隗给昭王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古时有国君派人持千金访购千里马，三年未成。又派侍臣去，结果这位侍臣花五百金带回一副千里马的骨架。国君大怒，侍臣回答说："如果天下人都知道您为千里马之骨都不惜重金，还愁没有好马来吗？"果然不出一年，就得到三匹千里马。郭隗劝谏燕昭王，如礼聘贤士由他郭隗始，那比他更有才的人就会不远千里而至。昭王从其言，筑黄金台，尊其为师，优礼相待。燕王求贤之名一出，乐毅、剧辛等名将纷纷由他国前来。后来乐毅率军攻破齐军七十余城，差点将齐国灭亡。
战国中晚期，养士已经成为国家争夺人才的手段，国君、权臣以养士为时尚。养士最为著名的"战国四君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四人都是王室贵族。据史书记载，"四君子"门下的食客都超过三千人，既有贤臣良将，也有鸡鸣狗盗之徒。秦昭襄王称赞孟尝君善于结交各种人才，说："孟君门下，如通物之市，无物不有。"平原君门下也人才济济，"文武备具"，他曾自夸：一旦有事，"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信陵君"仁而下士"，使得周围数千里的游士"争往归之"，"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秦相吕不韦、燕国太子丹，门下也都收养有上千门客，规模远远大于春秋时期。
诸侯竞相养士、尊士，造成人才大量集中，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战国策·秦策三》中载："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使得秦王颇为忧虑，可见人才归附的威力。士则"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或对朝廷的大政方针提出建议；或备选出任官职；或临危受命，出使他国，显扬君威，不辱使命。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本为赵国权臣缪贤的门客，受命携带赵国珍宝和氏璧与秦国交涉，秦国佯称愿以十五城来交换，但实际上没有诚意，千方百计想无偿占有和氏璧。当时赵国势弱，蔺相如既要保全和氏璧又不能激怒秦国，处境非常危险。在秦廷之上，蔺相如不畏刀斧，巧施妙计，最终挫败秦国的阴谋。蔺相如由于完璧归赵有功，受到赵王的重用，拜为赵国的上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完璧归赵"的典故。蔺相如充分展示了士智勇双全的形象，堪称当时士阶层的典范。
士之所以成为士不是因其经济地位，而是由于其才学与品行，当时社会上形成了尊士之风。《史记·孟尝君列传》载："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文，指孟尝君---引者注）等。"孟子也曾公开批评梁惠王："不仁哉，梁惠王也。"史载魏文侯的太子击在都城遇到田子方，于是停车拜礼，田子方并不礼让。太子击问他是贫贱者"骄人"，还是富贵者"骄人"时，田子方说："亦贫贱者骄人耳。"意思是说，富贵者如过于高傲，可能会失去富贵；贫贱者如言行不合，则另谋高就。这一方面可以看出田子方本人具有士之傲气，另一方面也说明士是以自身才能来追求显达，有一定的选择自由。战国时期不缺乏明君忠臣的例子，但"士无常君，国无定臣"也是很普遍的现象。
儒家对士的精神特质论述颇多。孔子说："士志于道"，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是有很远大的志向、很重大的使命的。他批评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哉"，一个人如果总是想着自己的衣食住行，没有远大的理想，不可以称为士。孟子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如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即使再穷困，也不可以放弃道义上的追求。可见，他们多将士视为知识与道义的结合体。这种独立、自由意识的觉醒与发展，为学术文化的繁荣及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重要条件。
"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这准确反映了此时士阶层的兴起及其重要的社会地位。战国以后，士阶层逐步演变为知识阶层与官吏阶层的混合体，成为中国古代王朝体制的支柱。但在思想层面，此后两千余年士的标准虽有变化，但其志于道、心忧天下的特性始终未变。士之所以为士，也正因其存在精神上的超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