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3年，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他的改革纲领，其内容包括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改革科举、加强边防等，其中大部分内容由宋仁宗颁诏全国实行，这就是"庆历新政"。但是反对派攻击范仲淹等人结党，范仲淹遂被罢免，新政夭折。
改革的需求仍然强烈。宋神宗即位后，任命主张变革的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拉开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的序幕。这次变法习惯上又被称为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1021-1086）是宋朝著名文学家和政治家，20岁中进士，做了20年地方官，政绩颇佳。在庆历新政失败13年后，由地方官升任京官的王安石向宋仁宗再次发出改革的呼吁。他在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尖锐地指出，北宋"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益衰坏"。他指出，局势败坏的原因就在于"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因此必须"变风俗，立法度"。宋神宗继位后，王安石以翰林学士兼侍讲身份与皇帝讨论治国之道，君臣之间取得了共识。
1069年，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推行新法。1070年年底，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变法进入高潮。
王安石变法是以"富国"和"强兵"为宗旨，主要内容可分为理财、整军和育才三大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理财之法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目的是稳定市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财政收入。均输法，规定为皇室、官府采购物资的淮南等六路转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保证京师的正常供应和市场稳定，限制商人投机倒把。市易法，即由政府出资在开封和几十个大城市设立市易务，物价低廉时加价收购，物价高涨时减价出售，以平抑物价，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青苗法规定政府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户贷款、贷粮，抑制高利贷盘剥；农田水利法是奖励兴修水利；免役法规定民户可交纳免役钱由官府雇人承担差役，这三法均是为了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方田均税法则是清查全国土地，按土地等级征税，避免逃税，增加岁入。
整军包括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设立军器监等措施。保甲法在乡村中实行，主客户十家为保，五保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人作保丁，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平时夜间轮流派保丁值班巡查，维持治安。其目的是逐步实现民兵制与募兵制相结合，以民兵取代冗兵，增强各地的武装力量。保马法规定在开封、河东、陕西等五路民户按资产代官府养马，官府每马给钱十贯。保马法的实行，节约了政府开支，加强了防御西夏的力量。将兵法是指淘汰军中老弱，于战略要地置将92名，分领3000人，选派有经验将领统率训练，增强战力。军器监的主要职责管理兵器的生产、设计，提高兵器的质量，确保边防战斗的需要。
育才之法在改科举。他于1069年改革科举制，保留进士科，罢诗赋明经诸科，增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帖经、墨义，改考诸经大义，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明法科考律令、刑统大义、断案法。将太学分为三等，即上、内、外三舍。上舍优秀生可举荐于中书省，直接授官。后来还在京城设立武学、律学、医学等，培养各类专门人才。
在宋神宗及王安石的主持下，变法持续了近二十年，使北宋摆脱了积贫积弱的危机，达到了富国强兵的预期目标。但在宋神宗去世后，年仅10岁的宋哲宗即位，由反对变法的高太后临朝听政，原变法派人物相继被贬黜流放，在一年间，新法全部被废止，史称"元祐更化"。在宋哲宗亲政后，又部分恢复了新法。
四、传统农业的新发展与商业革命
虽然两宋时期边患不断，但是在统治区域之内社会秩序还是保持稳定，加上政府采取了有利于恢复经济的改革措施，使中原及江南经济的活力得以绽放，不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品贸易，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宋代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历任帝王都不断地颁布劝农诏书，召流民复业、开辟荒地、兴修水利、设置农官、劝导农桑、推广农业新技术、奖励种树和种桑麻、设置常平仓和义仓，这些措施对农业的发展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国家组织民力治理黄河、漳河等江河，在关中疏浚郑国渠，在东南沿海修筑长达500余里的海塘和钱塘江堤等工程，在太湖流域筑石堤以防水患，使江浙地区成为两宋最为重要的产粮区。
宋代以前，北方以种植粟、麦为主，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宋太宗时为增加粮食产量，开始在河北、河东等北方地区试种水稻，又把福建地区种植的占城稻引种到江淮等地，获得成功。在长江以南的丘陵地区，则大规模推广种植粟、麦、黍、豆等粮食品种。到南宋时，江南的不少地方都形成了稻麦两作制，提高了土地产出。经济作物的栽培也有很大发展，农村中开始出现专门种植桑蚕、茶叶、蔬菜、漆树、花卉、果树、甘蔗等经济作物的专业户。棉花种植在闽广地区逐渐盛行，并向江淮流域推广。茶叶种植在秦岭和两淮以南已经十分普遍，出现了专门种植和加工茶叶的园户，有的园户年产茶数万斤，茶税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宋代的农业发展水平还存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四川及江浙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粮食产量较高，在全国所占比重不断提升。不过，整体上讲，传统农业的新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还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宋代的手工业的生产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都远远超出了前代，最具代表性的是丝织业、制瓷业、造船业、造纸业等行业。宋代丝织业以四川和两浙水平最高，南宋时期，两浙地区的丝织产品工艺精美，图案多彩多姿。宋代形成了四川、两浙等著名的产纸区，涌现出许多各具风格的著名纸品。
宋代是我国制瓷艺术的大发展时期，其中以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河南禹县钧窑、河南汴京（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第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瓷窑最为著名。汝窑的青瓷有"雨过天晴"之誉，是北方青瓷中的佼佼者。钧窑的瓷器以窑变最有名，其成因在于釉料中的氧化铜在高温条件下呈现出红如胭脂、青如葱翠、紫如墨黑的效果，五彩缤纷，光耀夺目。景德镇是后起的制瓷中心，烧造的影青瓷滋润细腻，有"假玉"之称。南宋词家李清照《醉花荫》中有"玉枕纱厨"词句，"玉枕"即指色质如青玉一样的青白瓷枕。各窑所产瓷器有很大一部分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
宋代的造船技术高超，造船数量也十分惊人。据统计，在宋太宗期间所造的漕运官船就有3000多艘。海船最考验造船技术，宋徽宗年间出使高丽的"神舟"，船身长10多丈，宽2.5丈，深3丈，造型"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并且有隔离舱装置，可载重物，可抗大浪。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当时还可造配合人力踏动的战船，增强了海上作战的灵活性。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商业贸易随之繁荣，涌现出许多人口众多的商业城市。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达到50多个，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都达到百万以上。城市的商业化与政府的商业政策有关，宋代取消了对城市商业的限制，制定统一的商税，规划齐整的坊市制被自由市场代替，市场贸易更为活跃，因此才造成了"商业革命"的出现。
以汴京为例，贸易繁荣，工商业者有6400多家，小商贩有9000多家。汴河沿岸的桥头、码头，百货杂陈，"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街道两边店铺鳞次栉比，人声鼎沸。著名的定期交易场所相国寺每月开放八次，"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主要的商业街除白天经营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夜市至三更结束，晓市接着开始，不少繁华的商业区则是通宵营业。来自全国各地的酒、果品、茶、丝绢、纸、书籍，还有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阿拉伯）的香料和珍珠，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在著名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面前，一切文字描述都相形见绌。这幅长卷以写实的手法描绘汴京的街市繁荣景象。画卷从东水门外虹桥以东的田园开始，向西是汴河上的市桥及周围的街市、城门口的街市、市子街头的街市。画中有各色人物800多人、房屋楼阁100多间、大小船舶20多艘，蔚为壮观，令人目不暇接。这幅画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繁荣的写照。
南宋都城临安的商业贸易更加繁荣，城中无论是繁华正街，还是偏僻坊巷，大小店铺，"连门俱是"，"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据统计，当时城中的行业组织就达到400多个，足见贸易之发达。
宋代对海外贸易持鼓励态度，南宋时期的对外贸易尤其发达。政府在沿海的明州（今宁波）、杭州、泉州、温州等地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瓷器、陶器、漆器、书籍、药材、茶叶、丝绸等，进口的有产自日本、高丽、南亚、阿拉伯等地的药材、香料、珠宝及工艺品等。宋代与中国保持贸易往来的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西最远达非洲东海岸。
在这种情况下，金属货币已难以适应商品的巨额流通，铜钱、铁钱体积大、分量重，对于长途贩运或巨额批发贸易，十分不便。于是发生了货币史上突破性的变革---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北宋真宗时期，益州（今四川成都）16户富商联手发行一种钱券，称为"交子"，这是由商业信用关系孕育出来的纸质货币。宋仁宗时期，政府从商人手中收回了发行纸币的权力，在益州设立交子务，负责印刷、发行交子。这种政府发行的纸币，面额固定，盖有官印；用户以现钱换纸币时，要把商业字号登记在册，兑现时按字号销账，以防伪造。随着这种纸币的流通范围日益扩大，北宋在都城设立交子务，负责向全国的发行事宜。南宋时，有四川的钱引、湖广的会子、两淮的交子、东南的会子，都是兼有流通职能的纸币。
纸币的出现，在商业和金融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在欧洲，瑞典是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时间是在1661年，但也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60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