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是《杜诗辑注》的主要工作。作者对前代杜诗注释的成果广泛搜罗，删刈粗陋，汲取精华，纠正错误，新增注释。朱鹤龄云：“今为翦其繁芜，正其谬乱，疏其晦塞，谘诹博闻，网罗秘卷，斯亦古人实事求是之指，学者所当津逮其中也。”(《辑注杜工部集序》)
注释取材广博，比较精确、细致，在前人的基础上有很多创新。《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卷一)注“韦尹丈人”：“《旧唐书·韦济传》：天宝七载，为河南尹，迁尚书左丞。《唐会要》：天宝七载四月，河南尹韦济奏于偃师县东山下开驿道通孝义桥，公寄诗当在其时。”用新的材料，并加以考证，颇有新意。《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卷四)注：“《唐会要》：宣政殿在含元殿后，即正卫殿也。《唐六典》：在宣政门内，殿东有东上门，殿西有西上门。按，东上门，门下省在焉，西上门，中书省在焉。公时为左拾遗，属门下，故出左掖。《汉书》注，掖门在两旁，若人之臂掖。”注诗题细致，准确。《晚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得溪字》(卷一一)注“摩诃池”云：“《元和郡县志》：摩诃池在州城西。《通鉴·注》：《成都记》云：摩诃池在张仪子城内，隋蜀王秀取土筑广子城，因为池，有胡僧见之，曰摩诃宫毗罗。盖胡僧谓摩诃为大宫，毗罗为龙，谓此池广大有龙，因名摩诃池，今在成都县东南十二里。”注摩诃池准确而简明。相比之下，旧注云因萧摩诃而得名适见其浅陋。《上兜率》(卷一〇)“栋宇自齐梁”下注：“按，王勃《郪县兜率寺碑》：‘兜率寺者，隋开皇中之所建也。’此云‘自齐梁’，疑未详考。”以王勃碑考据，疑“自齐梁”有误，所注甚好。
解释文意符合历史背景，解释多准确，有新意。《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卷三)注云：“此诗‘去秋群胡反’，赵次公、黄注诸注皆指吐蕃。按，《唐书》，至德元载，吐蕃陷威、戎等，诸军入屯石堡，此在陇右、河鄯等州，而河西、凉州未尝陷。《通鉴》：至德二载正月丙寅，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沁，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度支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攻之，旬有七日平之，此云‘群胡反’，正指其事。曰‘去秋’者，讨平在正月，而发难在去秋也。是时武威虽复，而余乱尚有未戢者，故欲其早到凉州，安甿黎而按城堡也。”考证史实，准确地解释“去秋群胡反”的准确时间及事件的情况，阐明了诗的写作背景及内容。《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卷一一)“黄老真如律，青袍也自公”下注：“《唐会要》：天宝四载十一月，敕御史依旧置黄卷书阙失，每岁委知杂御史长官比类能否，送中书内下改转曰褒贬。按，《唐·志》：‘尚书员外郎，从六品上。上元元年制，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公时已赐绯，而此云‘青袍’者，以在幕府故耳。旧注谓青袍九品服，误矣。‘真如律，也自公’，言幕下之体，亦同于朝廷也。”解说幕府也有考核制度，体制大致同于朝廷，对于了解杜甫的诗意非常重要。
不破不立，多指出旧注之非。杜诗注解甚多，错误也多，不廓清旧注的影响，新说就难以产生巨大的影响。任其谬种流传，必然误人子弟。《杜诗辑注》指责前人的错误之处甚多。《八阵图》(卷一二)云：“《东坡诗话》：尝梦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吾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能相图。晋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志，以此为恨耳。此说甚长。按，史，昭烈败秭归，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观此，则征吴非孔明意也。子美此诗正谓孔明不能止征吴之举，致秭归挫辱，为平生遗恨。东坡之说殊非。潘鸿曰：蜀自昭烈亡后，未尝有吞吴之志。晋所灭，失不在此，此亦非东坡之言，当削去。”所谓“东坡诗话”，其实非东坡所著，乃伪东坡注。《杜诗辑注》所驳甚是，同时阐明了杜诗的本意，可谓拨乱反正。《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卷一四)注“三止锦江沸”云：“‘三止锦江沸’是指柏中丞与崔旰相攻时事，黄鹤指讨平段子璋、徐知道及崔旰，非也。子璋反东川，与成都无涉。次公谓宝应元年徐知道反，永泰元年崔旰反，大历三年杨子琳以泸州反，考子林入成都，公当去蜀已久，柏中丞亦不闻反复迁蜀，安可妄为之说哉！”驳斥旧说之误有充分的根据，很有说服力。《玄都坛歌寄元逸人》(卷一)驳陆游东蒙为终南山峰名之说云：“按，公同太白访范隐居诗‘予亦东蒙客，怜君如兄弟’，此在鲁郡作也。《昔游》诗‘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正指元逸人言之。陆放翁谓东蒙乃终南山峰名，引种明逸诗‘登遍终南峰，东蒙最孤秀’为证，乃喜信之说，不足信也。”用考证说明杜甫所到东蒙为山东东蒙山，元逸人所隐亦应为此处，驳斥有力。正是在驳论的同时，《杜诗辑注》进行了新的注释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论述。
研究杜诗的目的，主要还在于正确理解杜诗，汲取思想与艺术的营养。所以，《杜诗辑注》非常重视对杜诗思想内容的解说。对于长诗还分段解说。“训释之家，必须事义兼晰。今于考注字句之外，或贯穿其大意，或阐发其微文。古律长篇，汗漫难读者，则分章会解之。若诗语易晓，概不赘词。”(《杜诗辑注·凡例》)
朱鹤龄对杜诗在总体上有正确的把握。他认为杜甫敦笃儒家的伦理道德，在艰难困苦中仍然拳拳忠爱，儒家思想已化为他的性情，而这种性情充分表现在他所有的诗中。他说：“子美之诗，非徒学也，夫诗以传声，节族成焉。声以命气，底滞通焉。气以发志，思理函焉，体变极焉，故曰诗言志。志者，性情之统会也。性情正矣，然后因质以委思，役才以适分，随感以赴节。虽有时悲愁愤激怨诽刺讥，仍不戾温柔和平之旨。不然，则靡丽而失之淫，流漓而失之宕，雕镂而失之琐，繁音促节而失之噍杀，缀辞愈工离本愈远矣。子美之诗，唯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发于君父友朋家人妇子之际者莫不有敦笃伦理，缠绵菀结之意极之，履荆棘，漂江湖，困顿颠踬，而拳拳忠爱不少衰，自古诗人变不失贞，穷不陨节，唯有如子美者。非徒学为之，其性情为之也。”用儒家思想去观照杜甫与杜诗，得出了正确而深刻的结论。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他整体的杜甫研究和具体研究，自然成就突出。
《杜诗辑注》对诗篇内容和艺术的解说比较准确，有新意。《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卷一)云：“此诗前后乃陈情也。韦必尝荐公而不达，故有踆踆去国之思，今犹未忍决去者，以眷眷大臣也。然去志终不可回，当如白鸥之远泛江湖耳。意最委折，而语非乞怜，应与昌黎上宰相书同读。范元实但称其得体，未为知言。”准确地解说了陈情的内容特色与表现曲折的艺术特色，最符合杜诗的实际。《塞芦子》(卷三)云：“此诗首以五城为言，盖忧朔方之无备也。高史二寇合力攻太原，克太原则渡河而西，即延州界，北出即朔方五城，朔方节度治灵州，灵距延才六百里尔。灵武为复兴根本，公恐二寇乘虚袭之，故欲以万夫守芦关，牵制二寇，使不得北。景仙从扶风出兵，捣长安之不备，所谓芦关扼西寇也。‘塞’字仍作壅塞解，时太原几不守，幸禄山死，思明走归范阳，势甚岌岌，公故深以为虑也。‘谁能叫帝阍’，即《悲青坂》所云‘安得附书与我军’也。此本陷贼时诗，诸本多误解，故次在收京之后。”从文本出发，认为《塞芦子》就是告诉抗击安史叛军的军队统帅，要守好芦子关，防止叛军攻破太原，从延州进攻灵武。并将诗系在收复长安之后。纠正历来一些注家的错误之说，更可见杜甫高瞻远瞩的军事才能。《杜诗辑注》像这样的闪光之处甚多。
《杜诗辑注》虽名曰诗注，其实是包括文的注释，是全集之注。在《杜诗辑注》之前，还没有杜甫的全集之注。完全可以说《杜诗辑注》是杜文注释的开山之作。朱鹤龄说：“子美文集，唯吕东莱略注《三礼赋》，余因为广之，钩贯唐史，考正文义，允称杜集备观。”(《杜诗辑注·凡例》)
朱鹤龄的杜甫文的注，有两大特点：（一）整个注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注，即注事典、名物制度，包括人名、地名，还注语典，有时对难懂的地方和含义深邃的地方进行解说。极少对杜甫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进行评论。（二）注总体而言比较贴切，比较正确，比较详明，较少错误，较少穿凿附会。其表现出来的注的水平与诗歌部分是一致的。
朱鹤龄的杜甫文的注是开创性的注，也是古代最详细的注，也是质量非常高的注，在杜甫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杜诗辑注》有以下特点：（一）取材极为广博，凡古代与杜甫和文集内容有关的材料以及有关的研究材料尽量网罗。从唐人的材料直至作者当代的材料都努力搜寻，这为辑注内容的丰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对材料认真分析，进行考证。不管是从信前人的材料和结论，还是另立新论，都下一番鉴定考据的功夫，力求做到无征不信。（三）做结论时非常谨慎。众说纷纭，难以作结论时，则罗列众说，供读者选择。《杜鹃》(卷一二)“云安无杜鹃”下注云：“夏竦曰：四句乃题下甫自注耳，误以为诗。黄希曰：《白头吟》：郭东亦有樵，郭西亦有樵。此诗起法或本此。吴曾《能改斋漫录》：《乐府·江南词》：鱼戏蒲(应为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子美正用此格。赵曰：连用四杜鹃，正《诗·有酒醑》：我无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之势(式)，岂是题下注耶？此四句特记杜鹃有无，其下云‘我昔游锦城’至‘哀哀叫其间’，则以成‘西川有杜鹃’之句，下又云‘君可有情鸟’至‘泪下如迸泉’，则以成‘云安有杜鹃’之句。诗之引结甚明。”对于“西川有杜鹃”四句是题下杜甫自注，还是诗的正文，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说法，作者只是罗列众说，而未表态。对于杜诗应注而无材料可注之处，往往存疑。《壮游》(卷一五)“枕戈忆勾践”下注：“‘枕戈待旦’乃晋刘琨语，此作勾践事用，未详。”不可解就用“未详”说明，而不强解，显示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四）广泛利用前人的成果，成集成式的集注之作，又有大量有创见的新注和新解，是一部有创造性的注释之作。特别是关于杜文的注释，更有开创之功。钱谦益晚年虽与朱鹤龄有矛盾，但仍对朱鹤龄注杜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特点作了充分的论述与赞许。其《杜诗辑注·序》云：“其刊定是编也，斋心祓身，端思勉择，定一字如数契齿，援一义如征丹书。宁质无夸，宁拘无偭，宁食鸡跖，无噉龙脯，宁守兔园之册，无学邯郸之步。斤斤焉取裁于骚之逸，选之善，罔敢越秩。近代攻杜者，觅解未憗，又从而教责之，章比字栉，俨然诗资。长孺蹙额曰：不知群而愚，那用故谤伤。鹤龄虽固陋，忍使百世而下，谓有师心放胆，犯蚍蜉撼树之诮，如斯人者乎？”
《杜诗辑注》也有明显的缺陷。最大的缺陷是对杜甫作品的注释和解说都有明显的错误。这在清人的一些著作中，都有指正。有的解说不够正确，不够透辟精到。《望岳》(卷五)“箭栝通天有一门”下注：“按，地志诸书并不云华山有箭栝。《韩非子》：秦昭王令王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王与天神博于此。《水经注》：自下庙历列柏，南行十一里，东回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从北南入谷七里又屈一祠，出一里至天井，井才容人行，迂回顿曲而上，可高六丈余，山上有微涓细水，流入井中，上者皆所由涉，别无别路，出井望空视，明如在室窥窗矣。此与天通一门语甚合。所云‘列柏’，岂即‘箭柏’耶？《初学记》事类亦以‘莲峰’对‘箭柏’，则‘箭栝’乃‘柏’字之讹耳。李攀龙《华山记》又云：自昭王施钩梯处西南上三里许，得一峡如栝，曰天门。岂后人因杜诗附会乎？”其注解详而不得要领。其实，杜诗正用《韩非子》以松柏之心为博箭之语。用松柏作为箭栝，自可用箭栝指松柏。朱鹤龄过分拘泥，说“箭栝乃柏字之讹”，迂曲而无据，反致错误。
《杜诗辑注》是一部极见功力的著作，是一部集成式的富有学术个性的著作。以注释为主，兼及多方面的研究，集众家之长，而建树颇多，是杜甫学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杜诗辑注》与钱谦益《杜诗笺注》齐名，盛行于清代，对于开启和繁荣清代的杜甫学，功绩甚伟。
五金人瑞
一
金人瑞(1608—1661)，一说本姓张，名采，字若采。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金人瑞明末为秀才。入清后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务。学问广博，才思敏捷，狂放不羁。以《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为“六才子书”。评点《水浒》与《西厢记》，有新见，流传非常广。金人瑞有反清思想，诗《塞北》云：“塞北今朝下教场，孤儿百万出长扬。三通金鼓摇城角，一色铁衣沉日光。壮士并心同日死，名王卷席一时藏。江南士女却无赖，正对落花春昼长。”描写了清军的屠杀和表现一些士女对亡国的麻木，具有明显的爱国思想。清世祖去世时，金人瑞因参与逐吴令而惊世祖灵，被杀抄家。金人瑞是清代著名文学家批评家和诗人，有《沉吟楼诗选》。
金人瑞把杜诗列为“六才子书”之一，称第四才子书，对杜甫非常崇敬，研究杜甫甚勤，把对杜诗的研究看作一生重要的事业。“继批杜诗，以为能将诗圣之诗，句解明晰，则杜诗一日不灭，句解亦一日不灭也。宵深不寐，勤心从事，乃伏案三月未终一卷。”(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金人瑞》)“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不数年所批殆已过半，以为计日可奏成事也。而竟不果，悲夫！临命寄示一绝，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句。”(金昌《叙第四才子书》)金圣叹批杜诗二十余年，未批完即被杀，未能实现他的杜诗研究规划与宏愿。身后，学人将其杜诗研究成果结集成《杜诗解》四卷。虽非完璧，却是杜甫学的重要著作。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