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元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卷一)：“范元实(原作宝，当误)《诗眼》曰：必言所以见韦者，于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为传诵其诗也。”《登岳阳楼》(卷三五)：“范元实《诗眼》云：《望岳》诗云：‘齐鲁青未了。’《洞庭》诗云：‘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语既高妙有力，而言东岳与洞庭之大无过于此。后来文士道之，终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孟浩然《岳阳楼》诗诗(衍一诗字)‘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楼’，然气蒸者云梦泽而已。杜云‘吴楚东南坼’，则《子虚赋》所谓‘吞云梦者八九而不芥蒂也’。且学者指为佳句者，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而已，殊不知‘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两句尤是含蓄有意之对。邵溥泽民侍郎云：晁以道以此为俯仰格，次公采其说，盖若桔槔之势相引也。其义以既在洞庭之际，亲朋相去之远，虽无一字见及，然于老病中，尚赖有孤舟可以浮泛，而生涯自知也。”
胡仔：《羌村三首》(卷三)：“《渔隐丛话》载：《冷斋夜话》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更相秉烛照之，恐尚是梦也，当作‘更’，若使侧声字读，则失其意甚矣。”《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苕溪渔隐曰：待(律)诗之作，用字平侧，世固有定体，众共守之。然不若用时变如兵之出体(体宇当衍)奇，变化无穷。杜公此篇，即七言律诗之变体也。韦苏州诗：‘南望青山满禁围，晓陪鸳鸯正差池。共爱朝来何处雪，蓬莱宫里拂松枝。’如《上严公寄题锦江亭》诗‘漫向江头把钓竿’，亦是变体。唐人如此甚多，学者不可不知。”
王彦辅：郭知达集注本：《义鹘》(卷三)题下注：“感鸟兽犹见义而动也。”黄鹤补注本：《义鹘》题下注：“彦辅曰：感鸟兽犹见义而动也。”又，郭知达集注本《溪》(卷二三)题下注：“《异物志》：溪，水鸟，毛有五色，食短菰，其在溪中无毒气。”黄鹤补注本：“补注：彦辅曰：《临海异物志》：溪，水鸟、毛有五色，食短狐(当作孤，即菰)，其在溪中无毒气。”将两种本子中两篇对应的诗注加以对比，可以看出，注文是相同的。郭知达集注本两篇所集的注皆为王彦辅所注，不过未载王彦辅之名。而《溪》将《临海异物志》简称为《异物志》。
鲁訔：郭知达集注本：《游龙门奉先寺》(卷一)题下注：“龙门在西京河南县。地志曰：塞阙山一名伊阙，而俗名龙门耳。”黄鹤补注本：《游龙门奉先寺》题下注：“鲁訔曰：龙门在京西河南县。地志曰：塞阙山一名伊阙，而俗名龙门。”将两种本子加以对比，可以看出注文大致一样，可知郭知达集注本所集为鲁訔注，只是未标其名。
从黄希、黄鹤《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可以看出，宋人所谓注家，就是其人有著述材料采入集注中，并非其人一定有杜诗注释之作。故有宋一代注杜者数十人，而号千家注杜。用此注家标准来衡量，我们完全可以说，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实际有注家20人左右。从现存材料看，王彦辅、王深父、吕本中、鲁訔四家皆有杜诗注释之作。而苏轼、胡仔、范元实皆有不少杜诗之论，蔡元度留下的材料少，八人皆足称杜诗注家。
事实说明，九家注之外，确实尚有至少八位注家的注存在。由于《杜工部诗集注》很多地方未标原注者姓名，准确统计具体的注家非常难，估计应在20家以上。当然，郭知达序中所说的九家仍是最主要的注家。
标名为“东坡”的伪东坡注，集中也有多条，今亦举两条：
《后出塞》其五(卷五)：“坡云：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八阵图》(卷三一)：“东坡先生云：仆尝梦见人云是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世人皆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所以能取吴者，以蜀有吞吴之意，以此为恨耳。此理甚长。然子美死仅四百年，而犹犹(衍一犹字)不忘诗，区区自列其意者，此其书生习气也。”
我们认定这两条为伪东坡注，根据有三。（一）两条注皆不见于苏轼全集中。（二）所注见识低下，立意与杜诗的本旨不合。杜甫《后出塞》并非如注所言，是咏安禄山的叛将脱身归国之事。而苏轼并不一定认为“晋之所以能取吴者，以蜀有呑吴之意”。注所表现的是庸人的眼光和胸次，并非苏轼的见解。（三）文辞拙劣。“其将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谁“可恨”？为什么要出其将“姓名”？完全莫名其妙。“然子美死仅四百年，而犹不忘诗，区区自列其意者，此书生习气耳。”有点令人不知所云。而杜甫死距苏轼在世，仅三百年多一点，谈不上四百年，有明显的破绽。全文皆小说家口吻，故可肯定为伪东坡注。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实际注家与郭知达所说的注家不符的矛盾？为什么序说删削尽伪注而实际未删尽呢？这自然引起我们对《杜工部诗集注》成书过程的探索。
《杜工部诗集注》署名为郭知达集注，其实他只是策划与组织者，而并非具体的集注者。郭知达在集注序中说：“属二三士友各随是非而去取之。”从序可以看出：（一）郭知达是集注的组织者与主编，没有具体参加集注；（二）集注是几个人共同完成的，成员殆即郭达达任职之郡的士人(包括郡的官吏)。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杜工部诗集注》的成书过程。它不是像一般的集注那样，先搜集各注家的注释材料，然后汇集材料，剪裁、组织加工而形成集注，而极有可能是利用含有九家注的多家集注本(近似黄希、黄鹤用以补注的《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删削、增补而成。说得详细一点，就是选一个含有九家注(含有其中一部分)的多家集注本作底本，把九家注保留下来，而将其余的删去。九位注家的注不全，再搜集材料，重新增删，组织安排，撰成集注。
知道了《杜工部诗集注》的成书情况，也就找到了九家注为什么会实际是20家左右的注的答案。因为底本原本是多家注，在删削非九家注时，难免删削未尽。更有甚者，集注者是多人，各有所好，有意将一些非九家注保存下来。加之有的注没有标明注家，无法判别是否为九家注，也将一些非九家注保存下来。至于伪东坡注存留，主要是伪东坡注很容易迷惑人，不仔细辨别，往往误以为真。总之，九家注之外的十家左右的注和伪东坡注保留在《杜工部诗集注》中，是集注者对有多家集注的底本有意或无意删削未尽造成的。如果《杜工部诗集注》是按体例自行逐一搜集九家注的材料而整理、剪裁、撰集成书，是不会含有20家左右注和伪东坡《杜诗故事》的。从规范的角度说，利用多家集注而又删削未尽，破坏了《杜工部诗集注》自定的九家注体例，但从质量上看，保留非九家注，弥补了九家注的不足，更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注释成果，提高了《杜工部诗集注》的质量。
三
作为一个集注本，《杜工部诗集注》最大的学术特色和价值主要体现在集注上。可以说，就注释的完全与准确而言，《杜工部诗集注》是宋代最好的。
首先，集注者富有卓见，精选注家。郭知达时代，杜诗注家已非常多。郭知达精选其中有创见的、注释较好的九家，既能集中宋代研究(注)杜甫的主要优秀成果，又防止集入平庸粗滥的注。这是保证集注质量高的根本。
其次，特重赵次公注。赵次公是比郭知达略早的注家，他的注代表了郭知达那个时期新近的杜诗注释水平。宋人很推崇赵次公注。刘克庄《跋陈教授杜诗补注》说：“杜氏《左传》、李氏《文选》、颜氏《班氏》、赵氏《杜诗》，几于无可恨矣。”郭知达本特重赵次公注，汇集了杜诗注释的新成果，富有时代气息。郭知达本所集赵次公注的分量，估计约占整个集注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比例甚大。《登岳阳楼》除题下注集《诗眼》外，其余所注皆集赵次公注。《送李煜卿》一首，所集更全是赵次公注，没有一条他人所注。大量集注水平高的赵次公注，可以将集注的质量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
第三，注释比较准确，简明扼要。集注水平的高低与集注者的学识成正比。《杜工部诗集注》充分以众注(主要是九家注)为材料，根据注释的需要，精心裁剪，组织成精当的注本，真正集众家注之长，而避单家注之短。有比较才有鉴别，这里将郭知达集注本与黄鹤本的《哀王孙》题下注加以比较。郭知达本注：“天宝十五载，明皇西狩，肃宗即位，改元至德，在七月甲子。是月丁卯，禄山使人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己巳，又杀王孙及郡县主。诗此时作。《史记》：漂母饭韩信，信曰：吾必重报。母怒曰：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王孙，如言公子。”黄鹤本注：“彦辅曰：韩信至城下钓，漂母哀之，饭信，信谓漂母曰：吾必重报。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无补注。郭知达本注了三方面的内容：写作的时代背景；“哀王孙”的语典；王孙的语意。而黄鹤本只注了“哀王孙”的语典。对比之下，可以看出黄鹤本失之太简略，没有达到当注则注的要求。郭知达本则是该注的都注了，注得准确简洁。当然，这是黄鹤本与郭知达本注释局部比较，并非郭知达本的所有集注都优于黄鹤本。
第四，有集注者之注，纠正纰缪，救补阙失。集注也需要创造性的劳动，这集中体现在集注者的自注上。郭知达集注本的自注并不太多，但集注者之注往往高于所集注的注。从体例看，集注者自己的注一般用“新添”二字标出。《江畔寻花绝句》(卷二三)“诗酒尚堪驱使在”，没有现成的注可集，集注者新添：“王羲之云：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以王羲之之语注“驱使”二句的语典，甚确，对深入理解原诗有益。《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牙堂赀》(卷二一)“昔来寻一老，破愁是今朝”下集注：“杜补遗：汉初应曜隐于淮阳山中，与四皓俱征，曜独不至。时人语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曜即应劭八代祖也。又管宁书曰：唯陛下听野人山薮之愿，使一老者得尽微命。赵云：一老，公自谓也。祖出《右》(应为左，指《左传》)：鲁哀公诛，孔子曰：天下不愸，遗一老。松(应为“杜”)所引是，又谓无祖也。”集注者认为杜田和赵次公次所注虽是，但并非“一老”的最早出处，故自己“新添”：“以今考之，《诗·十月之交》曰：‘不愸遗一老，俾守我王。’赵岂不见乎？”集注者所注《诗·十月之交》确实是“一老”的最早出处，比杜田、赵次公高明。这些集注者之注，提升了集注的质量，为集注生色不少。它表明，集注者不仅眼界很高，擅长集他人之注，而且学识渊博，自己注释也堪称行家里手。
当然，《杜工部诗集注》的注释也有缺陷。突出的有两点：（一）很大一部分集注没有标明原注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使用的集注的底本原就没有全标集注者。不管什么原因造成，对集注来说都是大缺陷。它不利于读者了解原注的注者，不利于阅读注文，降低了《杜工部诗集注》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二）有的注文不正确，有的集注抉择注文不精，有的集注注文失之冗长。如《不见》“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下集：“杜《补》：范传正李白新新(衍一新字)暮(墓)碑云：白厥先避仇，后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有大小匡山，白读诗(书)于大匡山，有读诗(书)台尚存。其宅在清廉乡，后废为僧房，号陇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唐绵州刺史高忱及崔令钦记。所谓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匡庐山。”注匡山甚确，而前尚集有：“白始隐岷山，后客任居徂徕山山(衍一山字)，而不载匡山。”这条注释水平低下，本不该取，集于此，画蛇添足，降低了集注的水平。《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卷一三)题下集注：“赵云：此篇极难解，姑以意逆之。似是公泊船处，一美士文采风流，有司马相如挑卓文君之作，公见其人，又见有搜求其人而去者，佳士岂薛文子弟亲戚乎？故及丈人安坐之语，且言国家轻刑以宽之，又言此士俊乂以勉之。尝观《太平广记》载严武一事云：武少时任侠于京城，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室女容色艳艳，武窥见乃诱至宅，月余遂窃以逃。东出关，将匿于淮泗间。军使觉，穷其迹，亦讯其家人，乃暴于官，亦以上闻，有诏遣万年县官捕捉。乘递驿行数日随路，已得其迹。武自巩县方雇船下，闻制使至，惧不免，乃以酒饮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弦缢杀之，沉于河。明日使至，搜武之船，无踪乃已。公诗意有类于此，当俟博闻。”所集赵注既言此篇难注，又引小说家言，不足征信，不仅于理解该篇主旨无补，反而添乱，治丝益棼。集注理应对赵注进行删削。不过这样的例证并不太多，可谓瑕不掩瑜。
除集注方面的价值外，《杜工部诗集注》在版本的选择及校刊方面也多有可取之处。郭知达非常重视版本，集注序说要辑“善本”，故集注本基本符合善本的条件。《杜工部诗集注》为三十六卷，底本与黄鹤补注本属同一系统。作为版本，郭知达本优点有四：（一）搜罗杜诗比较完备。杜甫集子经五代而散佚，至宋代编杜甫诗集，有一个逐渐辑佚的过程。郭知达本反映了北宋至南宋初杜诗辑佚的新成果。凡当时新搜集的杜诗，都用“新添”二字标注题下(所谓“新添”，当不是郭知达新添，而是底本的“新添”)。如《腊日》(卷一九)、《投简梓州幕府简韦十郎官》(《卷二四》)皆标“新添”。（二）杜诗文字比较好，错误比较少。（三）辑有杜甫友人的唱和诗。其中有的也是“新添”辑佚的。（四）杜诗中有杜甫自己的注文，有的用“公自注”标明。杜甫的自注和杜甫友人的唱和诗是重要的资料，对研究杜甫和杜诗皆有用处。与宋代其他版本相比，郭知达本也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势，值得重视。
在校刊方面，郭知达本也做得比较好。郭知达在集注序中说“精其仇校，正其讹舛”，大致符合实际。在校勘中，尽量罗列异文。如《龙门阁》：“高”校：“一作白。”“(危途)中萦盘”校：“一云萦盘道。”“吹过雨”校：“一云过飞雨。”在集注时，也集录注中有关校勘之语。《春夜》(卷二二)“风色萧萧暮”下集：“赵云：一本作‘萧萧风色暮’，则错字眼矣。又一本作‘萧萧风色暮’却无义矣。师民瞻本作‘风色萧萧暮’，是。”其校勘材料丰富，有的还有断语，便于读者研读。
总的说来，《杜工部诗集注》是宋代一个质量很高的注本。在南宋时代即很受重视。淳熙八年，该本刻印后，宝庆元年曾噩又刻于广州漕司。陈振孙对其非常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对该书进行了很高的评价。其文云：“宋人喜言杜诗，而注杜诗者无善本。此书集王洙、宋祁、王安石、黄庭坚、薛梦符、杜田、鲍彪、师尹、赵彦材九家之注，颇为简要。”“知其别裁有法矣。”隐然以其为宋代注杜善本许之，评价高而允当。郭知达集注与黄希、黄鹤《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的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各有千秋，而总的价值大致相当。黄希黄鹤补注本有诗系年，为郭知达本所不及，而就注释的精要而论，郭知达集注本似乎要略胜黄希、黄鹤补注本一筹。
一二黄希、黄鹤
一
黄希，字梦得，宜黄(今江西宜黄)人。(《万姓统谱》谓临川人，亦谓其为宜黄人。因为临川即古抚州，宜黄隶抚州，即临川。)孝宗乾道二年进士(《万姓统谱》谓乾道三年进士)。官终永兴令。事见《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
黄鹤为黄希之子，字叔似，著《北窗寓言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