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小地主家庭的扬雄，人到中年才入仕途。官卑职小，薪俸自然也就很少；虽然晚年被封了个“大夫”，但却是个闲差事，仍然无职无权，莫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怎样捞钱，即使他真想捞钱，也没有人会给他“进贡”；加上他嗜酒如命，哪怕是花生胡豆做下酒菜，对他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再加上他父母、妻儿先后去世，古代安葬死人是大事，花费自然也不少。扬雄长期入不敷出，寅吃卯粮，一辈子都过着紧紧巴巴的穷日子。他在《逐贫赋》中所描述的“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餐”（别人穿的都是绫罗绸缎，而我穿的全是麻布衣衫；别人吃的都是珍馐美味，而我吃的尽是野菜稀饭），仿佛就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这就难怪他的“忘年交”朋友桓谭引用别人的话说：“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意思是说：道德文章如同孔子一样的扬子云，竟然贫穷到如此地步啊！）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从来不在意自己富贵贫贱的穷光蛋，却一直关注着天下百姓的疾苦，始终坚持用对待百姓态度的好坏来衡量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治人者”。
扬雄在《法言·先知》的序中强调：要建立和谐的社会风气，执政者必须真正了解民情（“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他在回答别人问他“何以治国”的时候，首先强调要确定治国的大政方针和基本路线（“立政”），并且指出：“立政”的根本在于皇帝的自身修养和素质（“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接着，他告诉别人：落实大政方针的关键，是各级“从政者”必须了解老百姓最期盼什么、最厌恶什么（“从政者，审其思斁而已矣”）。最后，他直接告诉别人：老百姓期盼老人能受到尊重，孤儿能有人照管，病人能得到治疗，死人能有钱安葬，男子有田种，女子有布织；老百姓最担心的是，老人被人侮辱，孤儿受人欺负，病人孤独无助，死人暴尸荒野，田地无人耕种，织机无人织布。扬雄希望统治者“审其思斁”的政治主张，完全是针对汉成帝以来的西汉末期严重的社会问题来说的。当时有官员上书朝廷，反映“民有七亡、七失”（七种使老百姓遭受死亡和重大损失的社会现象），如“水旱为灾”而“县官重责更赋租税”（水灾旱灾频繁发生，而地方官吏还要加重百姓的租税负担），“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地方豪强势力，无休止地侵占百姓的土地和利益），“苛吏徭役，失农桑时”（繁重的徭役，使农民失去耕种的时间），“酷吏殴杀，冤陷无辜”（酷吏残酷虐待百姓，昏官冤枉陷害无辜），“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以及“岁恶饥饿”而“时气疾疫”（收成很坏使百姓挨饿，瘟疫流行使百姓患病）鲍宣：《上时政疏》，《资治通》卷三十四“哀帝建平四年”。。这样的人祸与天灾，简直活脱脱的一座人间地狱的恐怖景象！
扬雄把符合老百姓的期盼和愿望作为检验“为政”措施的唯一标准，充分体现了“旧儒学”、“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扬雄最可贵最难得的地方还在于：他将这种政治主张用于衡量封建皇帝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措施，由此决定对这个皇帝是该拥护、还是该反对，并且将它作为评判所有帝王将相功过是非的重要标准。
扬雄为什么歌颂王莽？
朱熹等人认为，这是因为扬雄希望从王莽那里得到好处，或者已经得到了好处而给予王莽的回报，因此说扬雄“媚事王莽”。如果朱熹果真这样认为，那是他不了解扬雄，否则，就是别有用心。
让我们先看看扬雄都歌颂了王莽的哪些德政吧。《法言》全书末尾，在充分肯定王莽“勤劳”国事的基础上，扬雄对王莽“托古改制”的各种改革措施给予充分的肯定，主要有：发展教育以培养人才和推行儒家教化，演练礼乐以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恢复井田制度以抑制豪强兼并土地，恢复肉刑以儆戒各种犯罪行为，鼓励耕种以发展农业生产。王莽的这些改革措施，完全是针对汉成帝以来的几代皇帝的弊政和严重社会问题而制定的。
正是王莽的这些改革措施和他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上的巧妙“伪装”，完全赢得了扬雄对他的信赖，以至于使扬雄把实现自己儒家“圣王”政治的社会理想完全寄托在了王莽身上。这才是扬雄歌颂王莽的真正原因。
扬雄坚持旧儒学“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以及他在《太玄》、《法言》中所阐述的“因循革化”的历史发展观，使他晚年选择了与刘氏政权决裂而支持拥护王莽政权的道路。应当说，扬雄的这种选择，其动机和目的绝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和民众。因此，我们一再强调，扬雄的“事莽美新”不仅不是什么“败坏名节”的行为，恰恰相反，它正好表现了扬雄高尚的人格和进步的历史发展观。对扬雄“事莽美新”作这样的评价，一是基于我们对扬雄“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的科学考察，二是基于我们所坚持的“阶级性”和“历史性”相统一的道德评判标准。如果王莽确实“诈伪”，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伪装”，那也只能说扬雄缺乏政治远见而受到蒙骗，根本不存在什么“媚事王莽”、“败坏名节”的人格问题。
至于王莽是否“诈伪”，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它涉及的是对另外一个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自然不能妄下结论。只是因为与扬雄是否“缺乏政治远见”这个次要的问题有关，我们也不妨做一下简单的探讨以供读者参考。
考察王莽事迹的最权威资料是班固的《汉书》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中国的历史著作，以自《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五史”为正史。“二十五史”中，绝大部分是后一个朝代的人为前朝修史，只有《史记》、《汉书》很少几部著作是当朝的人给本朝修史。诚如鲁迅所说，一部“二十五史”其实都是封建统治者的“家史”。撰写“家史”，本来就免不了许多忌讳，尤其是封建礼节中有“为尊者讳”的严格要求；何况《汉书》是汉朝人写汉朝皇帝的“家史”，其忌讳之多自然不难想象；再加上班固又是汉朝皇帝的亲戚（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是班固的姑曾祖母），于公于私，他都不得不对“汉贼”王莽有所挞伐。换句话说，班固所写的“王莽传”，根本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至少是在感情色彩方面。尽管如此，我们从《汉书》中读到的王莽，如果抛开那些明显具有感情色彩的字眼，仍然是一个既有“内圣”修养又有“外王”才德的大贤形象。请看《汉书·王莽传》中的这段话：
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耶？
将这段话译为现代汉语是：
王莽以皇帝亲戚的身份开始做官，对人谦卑有礼，遇事身体力行，从而取得美好的名誉，宗族中的人称道他孝敬长辈，老师和朋友都说他很有爱心。到他身居高位辅佐朝政以后，在成帝、哀帝时代，为国事竭尽辛劳，办事坚持原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令人信服和被人赞赏。何止是所谓“在家时家人一定听从，在国时国人一定听从”、“外表仁爱而言行不一”的人呢？
如果将这段话中明显带感情色彩的“色取仁而行违”去掉，班固笔下的王莽，不就是一位“内圣外王”的大贤臣吗？
由此看来，扬雄对王莽的信赖和歌颂，既不是为了“献谀邀功”，也算不得是“缺乏政治远见”。我们姑且做这样的假设：假如王莽像晋朝的司马氏、宋朝的赵匡胤那样政变成功，或者后来打败王莽的不是姓刘的汉光武帝，甚至《汉书》的作者不是汉朝人班固，那么，历史文献上记载的王莽，还会是一个“大奸臣”形象吗？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身在官场却能一辈子淡泊名利、珍爱自己生命却能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而舍生取义、从不计较个人贫贱却始终为天下百姓疾苦担忧的人，他的人格绝对是高尚的！
那么，朱熹为什么要一再地贬损扬雄呢？
可以寻绎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是宋明理学建立“新儒学”的需要。新儒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只尊奉传统儒学中的孔子、孟子，以孔子、孟子为“先圣”，对汉、唐以来的大儒，甚至对孔子的嫡传弟子“七十子”的圣贤地位也一概予以否认；但是对两宋时期创立新儒学、发展新儒学有突出贡献的儒学大师则抬高其地位，奉为“新圣”。于是到了明朝，朱熹父亲朱松、程颢父亲程珦、周敦颐父亲周辅成、蔡沈父亲蔡元定等人，都被作为“圣人”的父亲，得到了在孔庙中被安排在孔子父亲“启圣王”身边配祀的崇高地位。而荀子则因为跟孟子唱反调提倡“性恶论”，扬雄则因为“事莽美新”而受到“罢祀”的处罚，两人的神主牌位从此被撤除。以扬雄在唐宋两代的巨大影响，要推行新儒学的那一套，自然是必须否定扬雄的地位了。子云学校的“识贤堂”第二，这是朱熹坚持新儒学道德观的必然结果。新儒学道德观的核心内容是所谓“三纲五常”。连蔡文姬被迫嫁给匈奴单于尚且得不到朱熹的谅解，被朱熹指斥为“琰失身胡虏，不能死义”；何况扬雄身仕“贼莽”，不能为刘汉王朝殉节，还进而美化歌颂王莽这个“汉贼”呢？
第三，或许真的是因为朱熹没有“读懂扬雄”。朱熹说：“扬雄则全是黄老。吾尝说扬雄最无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处只是投黄老，如反《离骚》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见朱熹没有读懂《法言》，因为他没有像司马光那样，把扬雄的《太玄》、《法言》读了“数十过”。朱熹还说：“盖天地只有个奇偶，奇是阳，偶是阴。春是少阳，夏是太阳；秋是少阴，冬是太阴。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扬子却添两作三，谓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气而无朔，有日星而无月，恐不是道理。”朱熹竟然不知道，他直接采用邵雍《易》学研究成果所著的《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其实很多内容都是扬雄的《易》学思想，因为邵雍借鉴了《太玄》中很多精粹的东西，并且有诗赞扬扬雄说：“不究扬子天人学，安知庄生内外篇？”所以我们说，朱熹对扬雄的无情贬损，还有可能是由于他对扬雄的太不了解。
第四，贬损和否定扬雄，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主张“以民为本”的旧儒学，毕竟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产物，是跟汉唐时期封建社会蓬勃向上发展的形势相适应的。南宋以后，封建社会由盛而衰，最高统治者需要一种能够维系这种摇摇欲坠的政治局面的文化思想，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于是应运而生。南宋以后，儒学更加官方化、正统化，并且把“忠孝节义”之类的伦理道德称为“天理”。进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都完全是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的需要。“事莽美新”的扬雄，被视为“逆子贰臣”而遭到挞伐，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由于“忠孝节义”是封建社会的“天理”，所以南宋以来，凡是尊崇扬雄的学者，都要在“事莽”和“美新”问题上为扬雄辩解。辩解的说法和理由主要有：（一）断然否定扬雄“事莽”，理由是扬雄死在王莽篡汉之前；（二）断然否定扬雄“美新”，理由是《汉书·扬雄传》不载《剧秦美新》之文；（三）承认扬雄“事莽”，但情有可原，这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四）承认扬雄“美新”，但认为这是借歌颂之名行讽刺之实，或者认为扬雄称颂王莽的话，只是对王莽的一种期望；（五）承认有《剧秦美新》之文，但认为非扬雄所著，认为其作者是与扬子云同名的“谷子云”（谷永）；（六）承认扬雄“事莽美新”，但情有可原，因为王莽太善于“伪装”，使扬雄受到了欺骗。
在众多为扬雄辩解的学者中，以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也是反对程朱理学的斗士之一的费密的辩解较为有力。
费密在他所著的《弘道书·从祀旧制议》中说：
莽之篡非忽起也，奉太后命居摄，已非一日，不过以哀章“金匮”之文即真耳。一切仍旧，校书天禄（阁），不与朝政也。必欲犯莽之怒，去位以干不测之祸，则“三家”执国命已久，先圣亦不当事之，而微服过宋矣……微子归周，圣人未尝不许以仁。子曰：“管仲相桓公，民到于今受其赐。”使先圣生宋元间，亦岂遂仰天绝吭哉？后世不以古经所载圣门旧法论人，而独取后儒偏私之说，此宋以来学者之通弊也……盖以圣人忠恕论人，则人无过者多；以后儒苛隘论之，则人皆有过而无可逃者矣。
费密这番话的大意是：如果扬雄“事莽”就是不忠不义的话，那么孔子“事鲁”也是不忠不义了，因为当时鲁国真正的执政者不是鲁定公，而是权臣季桓子。如果扬雄歌颂王莽（“美新”）就是歌颂叛臣的话，那么孔子歌颂管仲也是歌颂叛臣了，因为管仲背叛了他的主子公子纠，投靠了公子纠的敌人公子小白（齐桓公）。如果扬雄“事莽美新”就应当受到指责的话，为什么“微子归周”还会受到孔子等先圣的赞美？微子不是商朝的“叛臣”吗？
应当说，费密对朱熹等人的批判是有一定力量的。他不仅批判了朱熹等“后儒”对待汉唐诸儒的苛刻狭隘（“苛隘”）、对待宋儒的“偏私”，而且揭露了他们“苛隘”、“偏私”的目的——贬低汉唐诸儒是为了抬高宋儒。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扬雄的人格是高尚的，朱熹对扬雄人格的贬损是不足为训的。二、杰出成就
纵观先秦至两汉的学者，若论成果所涉及的学术领域之广、所达到的学术水平之高，扬雄应当是首屈一指的。
扬雄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在哲学研究领域，其代表性成果是《太玄》和《法言》。《太玄》和《法言》使他赢得了“大儒”甚至“圣贤”（西道孔子）的美誉，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史和儒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但是，由于这两部著作的语言过于简略，文义过于艰深，不仅现代人很难读懂，就连扬雄的同时代人也感到晦涩难懂。这不仅大大影响了《太玄》、《法言》的广泛传播，也使得后世研究者众说纷纭，以至于出现了“真正读懂了扬雄的人，无不崇拜他；而没有读懂和根本读不懂扬雄的人，总是贬损他”的奇特现象。
有人说：“扬雄并非富于独创性的思想家。例如他的《太玄》一书，不但在内容上是拾前人牙慧，毫无新见；即其全书的结构，也全然模拟《易经》而成。”
晋人范望的《太玄经注》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偏见甚至浅薄。可能因为论者根本不了解“《易》学”发展的历史，不了解扬雄写作《太玄》的背景和动机，更不了解《太玄》的特点和贡献。
扬雄生活的时代，为《易经》作注解的人很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京房、孟喜两家。京房、孟喜所传的《易经》，以“阴阳五行”之说为理论基础，将自然界的灾异现象，附会成人事变化祸福的征兆，极力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以至于极大地助长了社会上的谶纬迷信风气。受严君平影响，扬雄根本不相信“天人感应”那一套，更反感社会上遇事必筮卜的迷信风气，所以进京后不久，他就萌发了写一部科学地解释天、地、人三者关系的著作的想法，这就有了后来的《太玄》。
与《易经》相比较，《太玄》具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
第一，创立了以“玄”为最高哲学范畴，以“首”、“赞”为经，以十一篇“玄文”为传，以逢三进一的“圜元模式”为数理逻辑的特殊结构模式。《太玄》的这种结构模式，与《易经》京房本以及其他《易经》传本按四季、六律、年轮，将卦、爻作牵强附会的排列完全不同。《太玄》的结构模式，成为宋代彭晓的《明镜图》、陈抟的《无极图》、邵雍的《方圆图》卦爻排列理论的基础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