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伊格尔斯教授是我在美国的忘年交，并在人大和首师大做过讲演。我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黄兴涛、牛润珍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的徐蓝、梁占军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帆、张越教授等的接待和款待。
我对南开大学的访问 ，那么我在中国的忘年交就是史学理论界的前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荣誉学部委员陈启能先生。我与陈先生的交谊，算起来也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世纪了。有幸的是 ，我这么些年来 ，得到过许多一流学者的教诲。1986年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就承蒙陈先生不弃，并对所有与写作、出版此书有关的人 ，邀我为他所主编的《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写有关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章节。自此以后，我的研究得到了他的不少帮助和提携，并常有合作。我还与他的同事姜芃教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和照应。
我从事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 ，如果从我上研究生的 1982年开始算起 ，表达我由衷的谢意。
自1993年以来 ，我曾多次访问台湾 ，实在深感荣幸。
我在北京逗留期间 ，多有切磋和交流，受益匪浅。
此书得以出版，我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先生。如果没有谭先生的约请和信任，我想此书的完成，出于我在北大历史系开设的讲座。
可惜自己才疏学浅 ，亦无可能完成此书。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么多年来 ，成果实在不多 ，愧对曾帮助和教育我的老师和前辈。此书的分量微薄 ，也为安排我和我的家庭在北大的生活起居 ，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但还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以文字的形式 ，对我的老师们表示我由衷的敬意。我每次回国 ，常会到上海一次 ，我既无法开设这些讲座 ，不但看望家人 ，也与上海学界的朋友切磋学问。因此本书附有两篇附录 ，由孙卫国教授安排 ，纪念郭圣铭和张芝联先生。郭先生是我研究史学史的入门老师 ，而张先生长期以来 ，对我的学业 ，常常让我受益。我能由他安排在山大访问 ，十分关心。在此我想对复旦大学的邹振环、陈新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政惠、胡逢祥、邬国义、余伟民、刘昶、龚咏梅教授、上海大学的忻平、陶飞亚、徐善伟和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陈恒等教授 ，表示我诚挚的谢意。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 ，我就不会有今天。郭、张两先生均在近年魂归道山 ，虽得享高寿 ，仍让我十分伤感。他们的去世 ，虽然每次在北大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 ，对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和对外史学交流 ，都是莫大的损失。
上海是我的故乡。自 2007年到我北大开课以来 ，是无法想象的。还有美国罗文大学的中国学生刘一和韩竹琳同学，为整理讲演稿，花费了不少时间，是我钦佩的一位学者。他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分析 ，特此表示谢意。我有机会到东北师范大学访问 ，受到赵轶峰、韩东育教授和他们的学生谢进东、王伟、李媛、李佳等的热情接待。
2010年初，我得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 fellowship，使我能集中心思，李隆国副教授便成了我得力的帮手，把书稿整理完毕。该研究院是美国科学界、学术界的重镇，最初为吸引和安置如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奥本海默 (J.Robert Oppenheimer)等世界级科学家所设，以后又增加了史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该院环境优美、闹中取静，但却得到了系里不少同事、朋友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他的热情无私和有求必应 ，做过讲演 ，而华东师大是我的母校。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北大历史系的牛大勇、高毅、彭小瑜、钱乘旦、王希、许平、高岱、董正华、罗志田、欧阳哲生、王立新、李剑鸣等教授。没有他们的帮助、支持及学问上的切磋与交流 ，又与普林斯顿大学毗邻，用书方便，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最后，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 ，我还想在这里，对所有听过我讲演的同学，表示我的谢意。本书的内容也包括了我最近在台湾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台湾大学历史系的讲演 ，由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黄俊杰、历史系教授古伟瀛教授安排 ，与王教授本人、他的同事及学生李平生、张福祥、李扬眉、蒋海升、陈峰等交流、切磋 ，古教授的研究助理蔡岚婷小姐帮助整理 ，对此我谨奉上我的谢忱。你们的热情提问和对学问的专研态度，受益良多。
我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 ，也得到了两位名家的指点。一个是约瑟夫 ·列文 (Jose M.Levine)教授，是我得以在北大顺利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系办公室的刘隐霞女士 ，另一个是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Georg G.Iggers)教授。赵教授是明史专家 ，并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领域 ，学有专攻 ，本书的雏形 ，而韩教授对于中日学术文化比较研究之精湛 ，为学界所公认。列文教授是一位英国史学史、思想史的专家，其《书之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一书曾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奖项。我在留学期间，有幸受到他的指导，乔治忠教授主持。他们都是史学史界的一流学者。我每次回沪 ，总会造访华东师大的师友 ，还曾访问过其它学校 ，并开一些讲座。我能与他们结识 ，受益良多。而伊格尔斯教授是鼓励我到美国求学的关键人物，长期以来一直受他的照应和教诲，并成为很好的忘年交。他为西方史学史和全球史学史研究的著名学者，我想在这里简单回顾一下本书的写作过程 ，其论著也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我在前言里面已经交代过 ，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以上了。可惜的是，列文教授于 2008年去世，使我失去了继续向他请教的机会。有幸的是，我每次到北大工作 ，伊格尔斯教授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仍思维清晰、写作不辍。最近我与他合作完成的《全球史学史》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就是一例。这几年来 ，我曾应邀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 ，为我提供了各个方面的帮助。
2009年春天 ，是促使我写作的原动力。此书的完成，与我家人的大力支持 ，也不能分开。山东大学的王学典教授，与台湾史学界的不少同行 ，结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期间 ，鞭辟入里 ，我妻子高霓虽有全职的工作 ，但却承担了照顾我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的主要责任。如果此书对于妇女史和女性的立场有所关注的话 ，那么功劳便非她莫属。
王晴佳记于美国普林斯顿
2010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