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yema抽脓水三次。一次在二十四晚，抽五百CC。一次在二十四（当是二十五之误）下午，抽十五至二十 CC。一次为今晨（二十八） ，已现清色，约四十CC。
我的日记，摘抄如下：
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天消息最恶：殷汝耕果已成立冀东自治政府。宋哲元等都到了天津。……长沙无电报来。但主任医师顾仁有电给协和外科主任娄克思先生，请他去会商。他已定二十八晨飞南京转长沙。下午我接翁咏霓电：“日内天气不良，飞机难行。竹垚生已在京虚候二日。”
我与协和王锡炽院长电话商量后，发两电。一给咏霓，告以顾仁电约娄克思会商，拟二十八飞京转湘，乞备机，并电告明日天气。一给经农孟真，告以娄克思二十八飞京，并望电告病情。
十二月二十七日 得孟真电：“两次抽脓，医以抽不尽，必须开割肋膜，坚请协和主任来，……愈速愈妙。……”协和电话说娄克思决定明早飞京。我电告咏霓备机。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昨夜我写一文，到两点始睡，外面大风，我很虑今早Dr. Loucks飞不成。两次醒来，听见大风怒号，心极焦急。
早晨始知Loucks已飞去了。
长沙南京无电报。晚间得王院长电话，知娄医生已到南京，明早飞湘。
据杨医生的记录，在君“自二十七日以后，时醒时睡，神志不甚清晰。二十八日晨，顾仁医生于第五肋骨处开割，果然发现第五肋骨已折，并取出一百五十公撮之浓脓（此可更正孟真所记的小误）。培养及染色检查结果，发现脓中有肺炎双球菌。开割口约二寸，置放出脓管。二十九日，三十日，两日体温复常。时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娄克思已到长沙，会诊之决定，再用X光照胸部。因该处心影所蔽，照片不能详明。以探针试胸部脓管，为后向上升，深有尺余。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一日，我早起时，接到协和王院长的电话，说娄克思主任有电报来，说“在君病状有进步，后果尚难预测”。
娄克思一月二日与孟真同离开长沙。孟真电告我：“病无变。面详。”娄克思一月二日留下这个报告，我依杨济时先生的译文，记在下面：
据两日以来之观察，大致情形为作脓发炎，加之一氧化碳并发毒之结果，肺部不免有发炎变化。惟因心影遮蔽，不易诊察。除已发现之作脓处外，其他处恐尚有较小之同样病态。惟此类脓胞或不大，不能觉察也。
综观病前衡阳旅行之种种疲劳，煤气中毒等等不幸之经过，余个人意见以为脑中枢血管损坏足以解释目下之情形，尤以步行上南岳山，入矿底，离床坐起，过度费力之动作为最严重。衡阳中毒后二日之昏迷，右臂之痉挛，第二次过度动作（指离床下地）后发生失语，大小便无节制，强度之痉挛——脑部血管出血，或脑部脉管血栓形成，足以解释现在之诊状。肋骨截伤非主要症。目下胸腔作脓，可增剧脑部血管固有之损坏（瘀斑出血肿胀等）。此类病理变化，以煤气为主因。……娄克思（原译文见《独立》第一八九号，页十四。我此次引用，曾改变标点一二处。）
一月四日，下午一点，我得长沙电报：“在君病转危。”三点一刻得电报：“病转危。”九点又得电报：“病危，似系脑充血。”下午徐韦曼自长沙来电报：
Surgical condition improving. Fever steadily mounting. White cell lowering. Aphasia （失语症），spasticity （剧性痉挛）and drowisiness stationary. Suspect cerebral complication. Meet Fu and Loucks.Arrange neurological or internal consultation.
晚上九点半，我和协和王院长到西车站接着娄克思医生与孟真。我们同到王家，请协和的内科主任Dr. Dieuaide，神经系科主任Dr. Lyman，脑外科医师关颂韬，同来会议，从十点到半夜后，大家拟定长电，我送到电报局打给杨济时医生。电文凡五十三字，大意说，内外科主任与神经系科主任均可随时去长沙，病理诊断似系大脑脉管损坏，暂勿注射葡萄糖。
那天会议时，他们听了娄克思的报告，都以为十二月九日晨在君的病已是脑中枢脉管损坏了，故有两日的昏迷，又有右臂的痉挛。
一月五日，上午没有长沙电报。午饭后，王院长来电话，说他连得两急电：第一电请协和速派医生飞去。第二电是十二点二十五分发的，说“丁垂危！”
我赶到协和医院，与Loucks，Lyman， Dieuaide及关颂韬五人会商，复一电云：“明早快车来”。
晚上我在王正辅先生家，得王院长电话，说在君下午死了！我赶回家，得电报：“在君昨日转危，于今日下午五时四十分逝世。经农、韦曼。”
在君真死了！
一月六日，我去看林斐成先生（行规），他有在君遗嘱的副本，我摘抄了其中关于丧葬的部分，电告经农与徐韦曼，又电告遗嘱执行人竹垚生，请他将遗嘱与咏霓商酌办理。当晚得徐新六、竹垚生回电，垚生今晚携遗嘱入京示咏霓。（遗嘱见附录）
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他的最适当的墓志铭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句子：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
1956年3月12晨三时写完 胡适
附录 丁文江遗嘱
立遗嘱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今因来平之便，特邀旅平后列署名之三友，签证余所立最后之遗嘱如左（下）。
遇本遗嘱发生效力时，即由余亲属邀请余友竹垚生先生为遗嘱执行人，余弟文渊亦为余指定之遗嘱执行人，依后列条款，会同处分余之遗产及管理余身后之事：
一、余在坎拿大商永明保险公司（The 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所保余之寿险所保额为英币贰千镑，业由余让与余妇史久元承受并经通知该保险公司以余妇为让受人，即为余妇应得之特留分。此项外币之特赠，为确保其依兑换率折合华币之数足敷生活费用起见，兹特切托本嘱执行人，遇兑换所得不足华币现银叁万圆时，即先尽余其余遗产变价补足之。
就换足前项额数之货币中，至少有半额，终余妇之身，应听本嘱执行人指商存储；平时只用孳息，不得动本，遇有变故或其他不得已事由，仍得商取本遗嘱执行人之同意，酌提一部分之本；此项余妇生前用余之款，除其丧费用外，概听余妇以遗嘱专决之。
二、除前项确保之特留分及后项遗赠之书籍用具文稿外，余所遗之其余现金证券及其他动产，兹授权于本嘱执行人，将可变现金之动产，悉于一定期间内，变易现金；就其所得之现金，以四分之一归余三弟文潮之子女均分，以四分之一归余兄文涛之子明达承受，其余四分之二归余弟文渊、文澜、文浩、文治四人均分。
三、余所遗之中西文书籍，属于经济者赠与七弟文治，属于文学者赠与七弟妇史济瀛，中文小说留给余妇，其余概赠现设北平之中国地质学会。
余所遗家庭用具，除尽余妇视日用必要听其酌留外，其余悉赠上开中国地质学会。
余所遗文稿信札，统由余四弟文渊七弟文治整理处置之。
四、以上各条之遗赠，遇失效或抛弃而仍归属于遗产时，即由余友竹遗嘱执行人商取本嘱见证人之意思，就归属于遗产部分之财产，以一半分配于现设北平之中国地质学会，其余一半，准本嘱第一条第二条所定，比例摊分于该两条之受赠人。
五、于余身故时即以所故地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地，所占坟地不得过半亩，所殓之棺，其值不得逾银一百元，今并指令余之亲属，不得为余开吊，发讣闻，诵经，或徇其他糜费无益之习尚；遇所故地有火葬设备时，余切托遗嘱执行人务必嘱余亲属将余遗体火化。
现行法已废宗祧继承，余切嘱余之亲属，不得于余身后，为余立嗣。
以上遗嘱，为余赴北平时，约集旧友眼同见证，同时签署，并嘱余友林斐成，本余意旨，为之撰文，合并记明。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立于北平
立遗嘱人 见证人 撰遗嘱人
校勘后记
五年前，中央研究院的同人筹备故总干事丁文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刊，这本《丁文江的传记》是我在国外为纪念刊赶写成的。我原来只想写两三万字，不料写成了十万字的一篇长传。材料不完全，特别是在君的日记信札我完全没有得见，是很大的缺陷。我不是学地质学的人，所以我不配评量也不配表彰在君的专门学术，这是更大的缺陷。
1955年秋天我开始写这本传记，1956年3月12日写完，已在在君逝世二十周年纪念（1956，1月5日）之后了。此传写成整整四年了。我至今还不能弥补这两个大缺陷。
近年颇有人注意传记的文学，所以这本《丁文江的传记》的抽印本也快卖光了。我借这个重印的机会，仔细校勘一遍。新校出的错误，都在重印本上改正了。
我现在要举出一件错误的考订，因为情节比较复杂，不容易说明白，只好记在这里。问题是这样的：
房兆楹先生和杜联喆女士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的附录一，其中有宣统三年（1911）五月的“游学毕业”的五十七人的题名。五十七人之中，有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都是后来有盛名的地质学者。这五十七人列在“游学毕业进士”的诸录里，应该都是在北京经过“游学毕业”的考试，及格授与进士的了。但我看此五十七人的题名录前面的“五月”两个字，我起了疑心，因为丁文江先生自己记载他1911年5月10日到了劳开，5月12日到了昆明，5月29日从昆明出发。他游历了云南、贵州两省，6月29日到贵州的镇远，7月6日从镇远坐船，7月13日到湖南的常德。我先考定他记的是阳历。（《传记》二十页）我指出他的阴历行程如下：
宣统三年五月初二 从昆明出发。
同年六月十八 到常德。
所以我断定他决不能在宣统三年“五月”在北京应游学考试取得进士。所以我疑心，房兆楹先生附录的“宣统三年五月”的五十七人可能是“学部汇报的国外留学生毕业名单，而被误列为游学毕业进士名录的。”（二十一页）
李济之先生请丁月波先生（文渊）看我的稿本，月波给我加了一条小注，说：
文渊按：家兄回家后小住，就赶去北京应游学毕业考试，大约在阴历八月的时候。（二十一页）
这已够证明此录系在此年五月，必有错误了。但月波的小注又说：
地质学者李四光决不在内。房先生于此必有错误。李四光先生在武昌起义以后，曾任教育厅长，以后自请以官费留学英国，习地质。我在1919年秋天到了英伦，曾和丁巽甫去访过他。
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榜上有名的李四光是否错误？是不是后来有名的地质学者李四光？
丁月波先生的小注是这本传记印成后我才看见的。今年3月，我借出史语所藏的《清实录》里的《宣统政纪》来检查，在卷六十查得：
宣统三年八月丙申（初二日），命镶蓝旗蒙古都统张德彝，外务部左侍郎胡维德，民政部右侍郎林绍年，都察院副都御史朱益藩，充考试游学毕业生主试官。
又在卷六十二查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