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1927年4月24日我的船到横滨，就接到在君由船公司转交的信，信中大意说，国内党争正烈，我的脾气不好，最好暂时留在日本，多做点研究日本国情的工作，他说他自己近来很研究日本问题，深切的感觉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他劝我千万不可放过这个可以多多观察日本的机会。
我很赞成在君的意见。但我不通日本话，在日本时只能住很贵的旅馆，我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游历了箱根、京都、奈良、大阪，很感觉费用太大，难以久居，所以五月中旬我就从神户回国了。
在君的预言——“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在四年半之后完全证实了！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夜日本军人在沈阳的暴行果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也影响到整个东亚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命运。
在蒋孟邻先生领导之下的“新北大”是九月十四日开学的。开学后的第四天就是“九一八”！那天晚上我们还不知道沈阳的事变。第二天早晨，我们才知道昨夜十点钟，日本军队炮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没有抵抗。那天我的日记有这一条：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我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
在君在四年之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写的《再论民治与独裁》一篇文章里，有这一段记载：
……二十年十一月，胡适之先生写了一封长信给宋子文先生，主张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诉他道：“我是赞成你的主张的。可是国民党的首领就是赞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假的。”
我引这两段文字，略表示在君和我在那个时期对于当前的局势的看法。
总而言之，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在君在几年前曾很感慨的对我说：“从前许劭说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
《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在君和我都有过创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热心。当时我更不热心，因为刚在“九一八”之前四十多天，北平市公安局还依据了天津市党部的决议，派警察到北平新月书店把我和徐志摩、梁实秋们一班朋友创办的《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全部查抄了去，还捉了书店的两个店员去——为的是那一期里有罗隆基批评约法的一篇文章。这件事是七月三十日发生的，害我在热忙中托人写信给公安局长鲍毓麟，把两个被拘的店员保释出来。所以在那个时期我真没有创办一个新刊物的热心。
但到了二十年的年底，因为几个朋友的热心，在君和我也就不反对了。有几个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钺先生，原来也常参加讨论的聚餐，他们始终不赞成办刊物，后来都没有加入独立评论社。在君提议，仿照《努力周报》的办法，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积了三个月的捐款，然后出版。后来因为我割治一个溃了的盲肠，在医院里住了四十多天，所以我们积了近五个月的捐款，才出第一期《独立评论》（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之后，捐款仍继续。后来刊物销路增加了，捐款减到千分之二五。《独立》出了近两年，社员捐款才完全停止。这都是在君的主张，为的是要使刊物在经济上完全独立。原来的社员只有十一人，捐款总数为四千二百零五元。这个数字小的可怜，但在那个我后来称为“Pamphleteering journalism （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这点钱已很够使我们那个刊物完全独立了。当时排字工价不贵，纸价不贵，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所以开销很省。最大的节省是我们写文字的人都是因为自己有话要说，并不想靠稿费吃饭养家，所以不但社员撰文不取稿费，外来的稿子也是因为作者愿意借我们的刊物发表他们要说的话，也都不取稿费。《独立评论》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发表了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是社外的稿子——始终没有出一文钱的稿费。所以我叫这个时代做“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
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国内，有许多朋友劝我恢复《独立评论》。我说：“不可能了。那个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了。货币价值天天变动，文人个个穷到等米下锅，写文章是为卖文吃饭的，所以篇篇文章须出稿费。况且排字工资太贵了，一千字的排工比一千字的稿费还多！我们无法子可以再办一个真正‘独立’的刊物了。”
《独立评论》第一号的《引言》最可以表示我们这个小刊物的旨趣：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的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原来的《独立评论》社员有十一人。因为有两三位是平素不写文字的，所以《引言》里只说“我们八九个朋友”。后来社员散在各地，有些被政府征调去服务了，有些到国外去了，北平的刊物要人维持，随时增加了几个社员。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十二三人。人数的限制是为了聚餐谈话的便利，并没有别的理由。
《引言》里说的“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说的“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评论》的根本态度，我在第四十六号里，曾仔细说明这个根本态度只是一种敬慎“无所苟”的态度：
……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当时我们几个常负编辑责任的人——在君和我、蒋廷黻、傅孟真——都把这个态度看作我们的宗教一样。我们的主张并不一致，常常有激烈的辩争。例如对日本的问题，孟真是反对我的，在君是赞成我的；又如武力统一的问题，廷黻是赞成的，我是反对的；又如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在君主张他所谓“新式的独裁”，我是反对的。但这种激烈的争论从不妨碍我们的友谊，也从不违反我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任”的敬慎态度。
在君最后病倒的时候（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独立评论》已出了一百八十期，已办了三年零七个月了。在那三年零七个月之中，《独立评论》发表了在君的文字共有六十四篇：论文，二十四篇；《漫游散记》，二十一篇；《苏俄旅行记》，十九篇。他常说他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但我们在他死后回想，如果没有《独立评论》，他的《漫游散记》和《苏俄旅行记》也许至今还没有整理出来。他为了要“给适之补篇幅”，才把他的旅行日记整理一遍，“把其中比较有兴趣的事情摘录出来”，才成为《漫游散记》。他的《苏俄旅行记》也是我们硬逼他写出来的。这两部书都没有写完，但这四十篇很有趣味，很有学术资料，又很有传记资料的记游文字的写成，总可以算是《独立评论》逼榨出来的一点有历史意义的成绩了。
上文曾指出1927年在君在大连闲住时就很注意研究日本的国情。我们看他在《独立评论》初期发表的文章，可以知道他在那几年之中确曾继续不断的注意日本的国情。他写的关于日本国情的文字有这些：
犬养被刺与日本政局（第一号）、日本的新内阁（第二号）、日本的财政（第二号）（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的财政（第三十号）（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他看的很清楚：日本军人的“法西斯蒂”运动不久一定要成功的，政党与议会是无力阻止这个趋势的，元老如西园寺已失去了“偶像”的作用了，日本的政治安定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君说：“日本政治不安定，并不是中国之福。我们……不可自己骗自己，希望一时的苟安！”
在君两次分析日本的财政，指出日本的经济虽然不好，但“距崩溃的程度还远”，“我们不可以单希望日本自败”。
他有《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一文（《独立》第三十七号，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是他补写出来的他在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校的讲演。在此文里，他很恳挚的向青年人说了几句许多人不肯说的老实话。他说，我们没有对日本宣战的可能。
中国号称养兵二百万。日本的常备兵不过二十万。……但是我们的一师人往往步枪都不齐全。步枪的口径也不一律。全国所有的机关枪大概不过几千杆——欧战的时候，作战的部队每一师有一千五百杆。七五公厘的野炮大概一万人分不到两尊——实际上需要二十四尊。重炮、坦克、毒气和飞机可算等于没有。所以以武器而论，我们的二百万兵抵不上日本的十万。……海上和空间完全在日本武力支配之下。沿江沿海的炮台都是四十年以前的建筑，丝毫没有防止日本海军的能力。吴淞的炮台不到五分钟就毁于日本炮火之下。
作战不但要兵器，而且要钱。……“九一八”以前，中央所能自由运用的款项每月不到三千万。上海的事件（二十一年一月——二月）一发生，中央可以支配的收入一落就落到二百万。当时凡有靠中央接济的机关，立时等于停顿。军队的饷项也就没有着落。
他说：抵制日货是应该做的，是可以做的。但他要大家明白：去年日本全国的对外贸易共约二十七亿圆，中国本部的对日贸易（东三省除外，香港在内）总数为二亿六千多万圆，还不到日本对外贸易总数的百分之十。所以“抵制日货可以使日本受相当的损失，然而决不能制日本的死命，决不能使日本交还我们的失地”。
他并不劝青年人去当义勇军。他说：
目前的问题，不是缺少人，是缺少钱，缺少枪，缺少子弹，缺少服装，尤其是缺少能指挥和组织的人才。
他很沉痛的对青年人说：“抗日救国不是几天的事，并且不是几年的事，是要有长期的决心和努力，才能够有成效的。在目前的中国，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少有建设新中国的能力。我们的唯一的希望是在目前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今天的青年……应该要十二分的努力，彻底的了解近代国家的需要，养成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最低限度的专门技能，然后可以使他们的一点爱国心成为结晶品，发生出有效能的行为。抵抗日本，收复失地，一定要到中国能有战胜日本力量的那一天，才会成为事实。要中国能有那一天，一定要彻底改造一个新式的中国。做这种改造新国家的预备工作，是今天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的唯一的责任！”
在君讲演的时候（二十二年一月），正是日本人占领山海关的时候，也正是傅孟真所谓“这几天北平城内的怪现象真正要把中国人的恶根性全盘托出了”（《独立》三十五号）的时候。二十二年元旦，少数的日本兵黑夜爬城，一日一夜的接触，“天下第一关”就被日本占领了！那个时候，“北平的要人先送家眷回去，市民不相信钞票，……学生们的恐慌，纷纷出走，要求免考，……请学校当局保证他们的安全，要求请假不扣分。……”
在君是熟悉地理故常用地理知识来讨论军事问题的。他认定“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平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他在前一年（二十一年八月初），就写了一篇《假如我是张学良》（《独立》十三号），他替张学良筹画这守热河的计划：
……我们的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不在平津，而在热河。……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重要的军实，北宁路的车辆，逐次的运到居庸关以北。只留一部分的军队在山海关、秦皇岛、滦州、天津等处；在这几处经过相当的抵抗以后，也预备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别退至口外。现在驻在热河边界的军队，应该从速进到朝阳，并且积极筹备朝阳、凌源、平泉、承德各地间的运输。热河东南两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飞机也有许多危险。喜峰、古北和南口，三处都是天险，每处有一两万人防守，日本人非有一倍以上的兵力不能进攻。
只要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为什么司令部应该在张家口呢？因为平津放弃以后，在热河、察哈尔的军队与中央失去了联络，一切接济都要仰给于山西。大同到张家口不过几点钟的火车。大同到太原有现成的汽车路，一天可以到达。太原有比较新式的兵工厂，可以接济前方。所以张家口做司令部最为适宜。
五个月之后，山海关发生了军事冲突，在君又发表了一篇《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第三十五号，二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出版）。在这篇长文里，他很老实的先说明他所谓“明白的认识”：
我个人向来极端唱“低调”的：我向来主张中国遇有机会，应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并且应该利用一切国际的关系来和缓我们的危急，来牵制日本使他与我们有妥协的可能。（适注：参看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独立》第五号胡适的《论对日外交方针》。我主张政府应依据二十年十月十九日及二十六日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进行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在君是赞成此文的，孟真是很反对此文的。）
不幸我们把几次难得的机会都失去了。……等到日本公然的承认“满洲国”，积极消灭黑龙江的义勇军，我们就知道日本一定要有进一步的举动，所以我们主张积极的防御热河。迁延到去年年底，军事当局方始有防御的表示，防御的布置还没有实行，山海关已发生了冲突。……
军事当局不在苏炳文、马占山没有失败以前向热河进兵，是很大的失策。到了今天，若是依然以苟安为目的，这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