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张维祺移官大名，先生亦去肥乡，略曰：
学诚……妄自诩谓：稍辨黍麦，到大名，至岁暮辞归北京。（《张介村家传》、《大名县志代序》、《栗君墓志铭》）
是年六月二十六日，朱筠（竹君）卒于北京，年五十三。（《朱先生墓志》）
先生在清漳书院，有清漳书院会课题七道，今见《遗书》卷十二，可以看出先生的教育方法。其《策问》题云：
问古人教学，启发是资。请业之际，先问尔所谓达；侍坐之余，则云盍各言志。诸生亦有抑郁未伸，惮于一日之长者欤？诸生有志于学，其意甚盛。顾所谓“学”者，特举业耳。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士无恒产，举业等于治田，谁谓诸生不当治举业哉？顾仕非为贫，学亦不当专为举业。敢问诸生读书之始，亦有志所欲为？抑既习举业，因文别有窥见，遂觉所业如是，失其故态；则毛生颖故投囊，而所志固有不止于是者欤？学问大要不出经史。而铢黍芒忽之间，不苟为炳炳烺烺，饰人耳目，盖有道矣。……诸生自反平日必有入识最先而程功较易者；经于何道最有关心？史于何事最所惬愿？高山景行，所言正不必今日之所已能者也。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无妨预定言之，将欲为诸生商榷其善否也。即以举业而论，敢问何所讲求？何所师法？……四书文外，经诗论策亦举业之要务也。向者于何致功？平日亦有怀疑不决，欲就请质而无从者欤？院长愿悉与闻，将为诸生效他山之错焉。
其四书大义策问六道，都是很能引起学者的怀疑态度与思考力的。如第一道云：
问《论语》记言之例：夫子所言，皆称“子曰”；其有对君之言则称“孔子”。说者谓君臣之际，记者致其谨严：然耶？否耶？《颛臾》一篇不皆对君之言，而皆称孔子，岂有说欤？
又如第五道云：
问孔门之教，言行相符。弟子亲承，有疑斯问。……后世往往以问答之高下，觇诸贤学业之浅深，谓言者心声：理固不外是欤？宰我短丧之说，尹氏以为下愚犹耻言之。冉求鸣鼓之攻，亦已得罪名教。二子各列四科，不得志而归。中途遇盗，乃是圣门高第；而所言所行，若如讲说家之所言，则后世乡党自好之人有所不为。敢问此何修何学而犹为高第之弟子耶？子贡之特达，而议礼仅爱一羊；子路之果敢，而论仕乃至于佞给。子张学干禄，樊迟请学圃。凡此见于记载，皆后世稍知礼义之士所不屑为；而当日函丈陈辞，略无忌讳。今之为时文者，当奉夫子之论以折诸贤，是固然矣。而诸贤毕世懿修，乃不足当时文家之一吷：则是今之工时文者，其见地乃贤于圣门诸弟子耶？蓄疑久矣，敢请诸生解之。
此种策问既可见先生自己读书善疑，又可见先生教学者亦从思考与疑问下手。若使尘封笔砚，仆仆风霜，求一饱之无时，混四民而有愧；则不过数十寒暑，便无此身，以所得之甚难而汨没之甚易，当亦长者之所恻然悯惜者也！
这回的遇盗，凡四十四岁以前的撰著文章，荡然不存一篇。上文所引第一策问，处处在寻出学者的志愿与向来的功力。此与上文所引《通说》所谓“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之意，正相符合。
先生四十五岁。
是年季春，乾隆帝谒东陵还，过盘山。周震荣以畿县例供除道。先生方自畿南失意归，呼吁哀号，未有所遇。周君邀先生偕行，环山治道；州县，茇舍相望；时桃李方华，镇山雪初霁，四山照耀，周君大置酒，遍召同官偕饮极欢。同官又互相酬答，寻山名胜殆遍。先生亦自忘家无宿舂粮也。（《周筤谷别传》、《凌书巢哀辞》）
……夫志状之文，春，多为其子孙所请；其生平行实，或得之口授，或据其条疏；非若太常谥议，史官别传，确然有故事可稽，案牍可核也。采择之法，不过观行而信其言，即类以求其实，参之时代以论其世，核之风土而得其情，因其交际而察其游，审其细行而观其忽，闻见互参而穷虚实之致，瑕瑜不掩而尽扬抑之能，八术明而春秋经世之意晓然矣。生平每谓“文采未优，古人法度不可不守；词章未极，三代直道不可不存”。其于斯文，则范我驰驱，未尝不为是凛凛焉。
删存近作为《辛壬剥复删存》。（徐本浙本遗书目注）
先生旋主讲永平敬胜书院，自京师移家赴之。后此偶客北京，多依甄松年为主。（《黄烈妇传》、《丙辰札记》、《甄青圃六十序》、《丁巳岁暮书怀》）
山府近边，学者鲜可与语，僻处辄不自聊。幸邻境官吏凌世御、袁汝琈、乔钟吴、刘嵩岳、蔡薰等皆以文字结交，蔡且欲聘先生撰《滦州志》。 （《凌书巢哀辞》、《书滦州志后》）
先生病诸生俭学，乃取古人撰述，于典籍有所发挥，道器有所疏证，华有其文而实不离学者，删约百篇，以劝诱蒙俗，名曰《文学》，生活仍极困难。屡致书梁国治、邵晋涵等求救（《庚辛之间亡友传》、《栗君墓志铭》、《张介村家传》、《与邵与桐书》、《刘氏三世家传》）。《上梁相公（治国）书》最悲愤，并作叙例。此书今不传。
春三月，作《朱先生墓志铭》，称他“有所述作，心契乎理，手请于心，如不得已；懔于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为加损。余力所至，神明变化。故今本所存，四十四岁以前之撰著专篇极少。绚春拭秋，纤缕巨拓，陶冶万象，不为一律，并能令气之至符心之初。呜呼，盖自有宋欧阳氏以来，未有如是其才者也！”
是年尝为凌世御校定《叶鹤涂文集》，作序。（《凌书巢哀辞》）
季妹死于北京。（《丁巳岁暮书怀》诗注，《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
是年春，朱棻元卒。（《朱府君墓碑》）
是年七月，《四库全书》告成。（《全书总目》）
先生四十六岁。
春，先生卧病京寓，去游河南，病颇危急（《周筤谷别传》称“己亥癸卯，两危疾”。），邵晋涵载先生至其家，延医治之。病中喜与邵氏论学，每至夜分（《邵与桐别传》论）。因与邵氏论修《宋史》，谓俟君书成后，余当更以意为之，不过五十万言。并问邵立言宗旨，邵以维持“宋学”为志。先生勉以“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同上。又《家书五》。）
病愈后，回永平主讲敬胜书院。《与乔迁安（名钟英）论初学课业》三简似在此年。
有《答周筤谷论课蒙书》二篇，一在夏间，一在秋间。第一次书有“此间生徒难与深言”之语，可见先生在永平不很得意。秋间生徒多赴试散去，“荒斋阒然，补苴《文史通义》内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诗教》上下二篇。然十成之中，仅得四五。”（第二书）自七月初三日至九月初二日，共得《通义》草七篇，分八十九章；又三篇不分章者。总得书十篇，计字二万有余。用五色笔逐篇自为义例，尽失其囊箧及生平撰著。狼狈衣短葛，加之圈点。其更改多者，则用粉黄涂灭旧迹，改书其上。逐日结草，一章甫毕，即记早晚时节及风雨阴晴气候（《癸卯通义草书后》）。此十篇之中，惟《言公》、《诗教》五篇可考，余篇之目不可考矣。
《癸卯通义草》以外，又录存数年以来古文辞为《癸卯录存》。（浙本徐本遗书目注）
朱沧湄省其父映榆于永平府署，数过先生请教。先生颇属望之，有《论学书》，谓：
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道非必袭天人性命诚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不甘自弃。又自以为迂拘不合世用。惟是读古人书，皆道也。……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惟夫豪杰之士，自得师于古人，取其意之所诚然而中实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谓君子求诸己也。惟《金君行状书后》论择辨史料之法极精，今摘录于左（下）：
载笔之士，蕲合乎古人立言之旨，必从事于择与辨。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欤，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欤，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即其天质之良而悬古人之近己者以为准。勿忘勿助，久之自有会心焉。所谓途辙不同而同期于道也。……人之性情才质，必有所近。童子塾时，知识初启，盖往往以无心得之，殚经究史。宽以岁月，行之而不著也。其后读书作文，与夫游思旷览，亦时时若有会焉，又习而不察也。此即道之见端，而充之可以无弗达者。未有人焉从而明示之，盖至终身汨没而不自知为枉其才者，比比然也。足下于此，亦将有所省乎？如有所省，则毋论治经业史，皆可求所得矣。
又有题《朱沧湄诗册》文云“……必求诗之质，而后文以生焉。读书蓄德，名理日富，愤乐循环，若有不得已焉而后出之，此不求工诗而诗乃天至，以操之有其质也。强笑不欢，强哭不悲。哀乐自来而哭笑不自知其已甚。学之于文，岂有异于是乎？”
九月犹在永平讲舍；九日与友人登高，游阳山九莲寺，张仪舌犹在口，有记。
十月，乾隆帝归自盛京，周震荣除道京东。其幸存者多系应酬文字。招先生“临榆茇次，观乡田秋获则羡归耕；览山海关，相与慷慨怀古；其夕宿海边寺，闻海潮如殷雷，势挟风雨，震撼庭户，凄清不复成寐；夜半登高，见海日出，意惝恍思神仙”。先生谓“数日之间，随所见闻，心境屡化，人世何者可常恃耶？”周君因与先生论文，将托著述以期不朽，自谓十年博千古云。（《周筤谷别传》、《凌书巢哀辞》）
自是年以后，失礼于□海度，每有撰著，必留副草，以备遗忘。而故人爱先生文者，亦多请抄存副墨。周震荣、史致光抄藏最多，朱锡庚稍次。（《跋酉冬戌春志余草》）
周震荣驳先生《诗教》篇“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之论，先生不答。（《与周永清论文》）
《言公》三篇为先生得意之作。上篇论“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道果明于天下，图事辄蹶。三月，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此是三篇大旨。中篇论“世教之衰，道不足而争于文，实不充而争于名”，尤痛切。下篇为赋体，泛论各种文体之公。
《诗教》上篇论“战国之文，奇袤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此语含有一种文学史的见解，但章氏说的不明白。下篇说“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此言较明白。以文学史的眼光看去，《三百篇》自是一切文学之纪元，一切集部之祖（子部即是集部，庶几勒成一家。其于古今学术，不当别立子部）。章氏此论，确有一部分真理。上篇又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著述至战国而始焉”，更有见地。未必稍无裨补。但他假定一个理想的“同文”之治，作为上古无著述的解释，那可错了。
冬，先生去永平。（《题沧湄诗册》）
友人曾慎卒。（《庚辛亡友传》）
十二月清廷修《续通典》成。先生尝代拟《礼典序》，今本尚有原稿痕迹。
先生四十七岁。
癸卯甲辰之间，永定河道陈琮招先生撰《河志》（《曾麓亭传书后》）。是年，先生就保定莲池书院之聘（《王府君墓志铭》、《周府君墓志铭》、《郎公家传》）。家口自永平携赴保定，以后渐增至二十人。（《丁巳岁暮书怀》诗注）
是年有《甲辰存录》。
十一月八日，冯廷丞卒。（《冯君家传》）
是年，族侄廷枫成进士。（《海门厅志》、《名宦传》）
清廷修《续通考》成。
先生四十八岁。
仍主讲保定之莲池书院。诸生多授徒为业，先生为他们作《论课蒙学文法》二十六通。此文大旨演癸卯《与周筤谷书》的意思，但更切实。大旨反对世俗课童子用时文入手之法，而主张用古文入手，先读《左传》，次及《史记》；作文则先论事，次论人，次数典，走投同年生张维祺于直隶肥乡县衙。维祺聘主肥乡清漳书院讲席，最后叙事。后来虽从故旧家存录的别本借抄，名之曰《辛丑年抄》。
正月，一至北京。（《张介村赐鸠杖记》）
八月刻《太上感应篇》，二日作《书后》。
是年冬，先生暂至京师，馆同年生潘庭筠家，在兴化寺街，与任大椿寓相近，常互为主客谈宴。先生留旬月出都。（《任幼植别传》）
是年正月，张维祺《大名县志》成，悉用先生之法（志序）。并曾以其稿与先生商榷（《记大名县志轶事》）。二月，毕沅为河南巡抚。
是年十月，清廷修《一统志》、《续通志》成。
闰四月，访同学邱向阁于南乐县衙（大名府）。邱君因朱竹君“学者读书求通，当如都市逵路，四通八达无施不可”之言，作“通达”二字榜于轩，先生为作《通说》，略云：“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此意为先生一生的一个根本观念。（《通说》）
先生后自评云：“甲辰乙巳……所作亦有斐然可观，而未通变也。”（《跋甲乙剩稿》）
先生四十九岁。
仍在莲池书院，十二月十日（《内藤谱》作二十日）有《月夜游莲池记》。
是年六月，毕沅升任湖广总督，以伊阳拒捕案被议，仍留河南巡抚任。（《东华录》）
十二月十三日，梁国治卒。（《耆献类征》本传）
这年，章宗源（逢之）中举人。（《孙星衍文集》）
先生五十岁。
是年春，差觉不诬。若不逼于困苦饥寒，先生最得意的门人史致光（余邨）进士及第，授修撰。（《耆献类征》本传）
是年先生因失梁国治之奥援，不得不辞莲池书院讲席。侨寓保定，寄居旅店，长孙女及第五子殇。是时“当道交疏，至典史背议为写白字！”（《丁巳岁暮书怀》诗及注）
春，先生闻戊戌进士开选；因往北京吏部投牒。《校雠通义》第四卷竟佚。遇宵小剽劫，生计索然。转食友家者几一年。五十生朝，主甄松年家，松年为置酒尽欢（《甄青圃六十序》、《蔡滦州哀辞》）冬间，已垂得知县矣，忽决计舍去。十月遂回保定。（《丁巳岁暮书怀》诗注、《庚辛亡友传》、《存我楼记》）
十月，周震荣自永清至保定。一日，与先生论课蒙法。先生极言《东莱博议》及唐宋人论人论事之文不可资以入门，揠苗助长，槁可立待。盖针指震荣旧作《养蒙术》中语而言也。震荣持其说甚坚。先生攘袂征色，且丑语相诋。适周、张维祺自外至，先生亦不及揖迎。维祺右震荣说，先生言益峻。曰：“纷争至此，案何由定。”是时僮仆离立户外，尚思用其专长，皆诮曰：“此省垣地，不走谒热官，乃聚讼此无益言语！”因各举其囊橐相示，曰：“是宜吾侪之不得饱也。”先生闻之失笑，索酒斗饮，大醉别去。（《庚辛之间亡友传》，周震荣跋。）
仲冬，因周震荣之介绍与启发，至河南见毕沅。欲借其力编《史籍考》（《上毕制府书》、《丁巳岁暮书怀》诗注）。有《上毕抚台书》。先生的不幸，以这次为最甚。 （此书浙本《遗书》误刻两见，一题下有“己酉十二月二十九日”小字，误也。刘本亦误。）略云：“爱才如阁下，而不得鄙人过从之踪；负异如鄙人，而不入阁下裁成之度：其为缺陷奚如！”书附旧刻《和州志例》二十篇，《永清县志》二十五篇。先生后十年追述此行云：
镇洋太保人伦望，寒士闻名气先壮。戟门长揖不知惭，奋书自荐无谦让。公方养疴典谒辞，延见卧榻犹嫌迟。解推遽释目前困，迎家千里非逶迤。宋州主讲缘疑夙，文正祠堂权庙祝。潭潭深院花木饶，泾渭黑白，侨家忽享名山福。（《丁巳岁暮书怀诗》）
据此诗，毕沅待先生颇厚，明年先生即主讲归德府之文正书院。
离保定时，周震荣置酒送别，半酣，曰：“君昔矢愿作《亡友传》，墓草且宿矣，若死者何！”先生曰：“是行也，宜偿之。”周曰：“君敏于行文，怠于举笔。死者无穷期，生者百年易逝！他日我作《亡友传》，将列君于篇末，以志此憾也！”先生默然。（《庚辛亡友传》周跋）
先生在保定之某年，尝为梁肯堂校定其业师仁和叶某遗文，这年在北京又尝附商《梁文定公（国治）年谱》。（《年谱书后》）
先生五十一岁。
正月，有《徐尚之古文跋》。
《论修史籍考要略》，当系去冬今春间在开封所作。经毕沅同意后，遂开局编《史籍考》，由先生主持其事
